之死

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

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

这首南宋无名氏所作的《长相思》，里面提及的吴、贾两个“循州”，正是南宋理宗时的状元丞相吴潜与恶贯满盈的大奸臣、蟋蟀宰相贾似道。这一忠一奸，他们相隔15年，先后被贬循州（今广东龙川）。

景定二年（1261年），奸臣贾似道罗织罪名，吴潜被罢相，年近70岁流放到循州。吴潜看到循州城常受东龙江（即东江上游）洪水威胁，东山寺北面和西边的大片农田亦十年九涝，便发动邑人，修建了大路田防洪大堤。吴潜致力为百姓造福，“政绩斐然”，“百姓勒碑纪念”。

贾似道惧怕吴潜会东山再起，指派武臣刘宗申到循州当知州，暗中陷害吴潜。景定三年（1262年），吴潜在循州暴卒。有人认为是被刘宗申毒死的。吴潜早有预知，对人说：“吾将逝也，夜必雷风大作”，是夜，果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吴潜撰遗表，作诗颂，端坐而逝。他在临终前写有《谢世诗》、《谢世颂》各三首。循州百姓闻此噩耗，无不失声痛哭。

宋江之死应该是没有悔意的，带着几个剩下的兄弟饮下毒酒非他所愿。相信宋江对性命的追求必定大于声名，这一点几乎适用奔向梁山的多数人，要不然也不会上梁山混江湖。那么，认为宋江饮下毒酒求声名或者以此向死去的兄弟谢罪的想法脱离了人性的本源。在宋江的道统价值判断里，他已然知道朝廷险恶，可是他又过分自视甚高了，或者说他觉得他仍然有极大的价值，或者说他相信自己的衷心可以感动庙堂之上的朝廷。

事实上，宋江从未进入朝廷的内部，他试图进入的正是他一直所求而朝廷拒绝的。一日为贼，终生便不能翻身，这是那个时代最严肃的秩序。当然，宋江会认为自己以前在官场，上梁山是情势所逼，可是对朝廷而言，这根本不是符合秩序的解释。

把高启送上刑场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炮竹驱鬼，作为苏州治所的官方办公大楼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才是那么一回事。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本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岂不是另“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抓住高启的“小辫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于死地呢？据《明史·高启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磨刀杀人，很明显的是在“秋后算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