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谷的贡献

作品数目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他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

主要内容14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血与火的斗争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以后，他写了不少慷慨悲壮而又清新明朗、表现民族气节的诗篇及赋、曲、杂文等。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夏完淳研究专家白坚先生总结其主要内容为：　　其一，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诗集中大量篇章直接间接、多方多面、借古喻今、因物寓意地表现了诗人心怀故国、志在南归、念切中兴的思想襟怀和抱负。尤其可贵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境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等，气势奔放，开朗壮美。　　其二，抒写兴亡之恨、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完淳的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的内容。　　其三，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和哭钱熙的诸篇，都属于这一类。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千百年后，还使人读之震悼，闻之饮泣。

艺术表现夏完淳诗作，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特色，如用典用事，比较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　　夏完淳的诗，并非以年少而见称，也并非因殉国而作传。幼年时代吸收的古典作品的精华，长大后实际斗争的磨炼，都形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壮、清新开朗的独特风格，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能引起人强烈共鸣。就诗论诗，亦足以睥睨一代，辉耀千秋，屹立于古今爱国诗人之林。

影响后世现代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青年时期读了夏完淳的诗歌后，敬慕不已，写下“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 即十八岁——作者注），头颅如许负英雄。”以自比自励，从完淳的诗中吸取成才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营养。四川辛亥革命元勋熊克武回忆说：“我在家念私塾时，……，特别喜欢明末夏完淳的诗文，一面抄写，一面熟读，至今还可背诵一二。”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中也慷慨激昂地说：“我早年从《艺海珠尘》内得读《夏内史集》，诵至他16岁所作的《大哀赋》和《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这几篇，有时热血上涌，有时酸楚欲绝，不知不觉的使我对于这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敬佩不已”。闻亦博在《明代模范学生夏完淳传记》中说：“他的一生，始终不肯休息，不肯妥协，燃烧着似火一般的民族思想，在诗句中发生伟大的力量，比之于普通抒情的作品，描写春花秋月的文章，不知要充实多少倍了”。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也多次著文对夏完淳的诗作进行详细评点。

诗文风格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如《军中有作》、《军宴》、《江城》、《避地》、《即事》、《翠华篇》等诗，小令《狱中草》，套数《自叙》、以及赓续其父所写的《续幸存录》等等，记述了江南亡国之变和自己抗清斗争的史实。叙事抒情，都有生活实感。　　展示了高昂的抗战激情和坚定的民族气节。他投笔从戎之后，“风骈霜胝，提襟短衣，备人世之艰辛，极忠臣之冤酷”，以血泪写了《大哀赋》，抨击了明朝廷弊政，剖析了亡国原因，描写了“竿木群兴，风云毕会；兴六月之师，振九天之锐”的战争经历，表达了“乾坤重照，日月双悬”的复国志向，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同样的思想内涵，也见于《易水歌》、《博浪沙歌》、《南越行送人入闽》、《题曹溪草堂壁》、《霸图》等大量诗中；而在他被捕后写的《南冠草》中，有了更大的发扬。如其中《别云间》写道：“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寄内》：“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儿”等句，都充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他虽备尝艰辛，终遭失败，但作品中流露出昂扬的乐观精神。如《哀燕京》诗写道：“风云江上钟山气，夜看牛斗伫中兴。”《土室馀论》文中也说：“呜呼，家仇未报，匡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魄。”充满了光复故土的必胜信念。　　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形成朴直爽朗、慷慨悲壮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如他悼念老师陈子龙的诗《细林野哭》：“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真挚的战斗情谊，极为感人。正如陈均在《夏节愍全集序》中所评：“故其忠肝义胆，发为文章，无非点点碧血所化。”

作品编集夏完淳的作品先曾编为《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吴省兰合编为《夏内史集》，颇有遗漏。嘉庆十二年(1807)，王昶、庄师洛编刻为较完整的《夏节愍全集》，14卷。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加校订，编印为《夏完淳集》，为今日较完备的通行版本。《狱中上母书》被选为台湾高中国文教材。《别云间》被选为初中语文教材。

作品风格慷慨悲凉、高亢激越、语言华美、意境苍凉悲壮、爱国激情、时代气息。

轶事典故夏完淳少年时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一次他问岳父钱栴：“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丈人惊愕，一时无从回答。

《本草纲目》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古称摄山，今栖霞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他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总之，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草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进行剖析整理，使近200万字的本草巨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实乃“博而不繁，详面有要”。　　虽然《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同时还记载了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许多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妇、儿科诸病。原书中明确提出能治疗瘟疫的药物有：升麻、艾叶、腊雪、丹砂、阳起石、火药、大青、麻黄、威灵仙、葎草、大麻、大豆豉、葫、竹笋、梨、松、猪苓、竹、石燕、犀、桃蠹虫等20余种。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如治疗咳嗽病的方剂，即在多种药物附方中出现，举例如下：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及膜），酥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炙）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炒黄），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蜜炙）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黄芩（微炒）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汤泡七次，焙研）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因此，《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伋高的参考价值。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本草纲目》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明李时珍著。　　五十二卷。书成于万历六年（1578年）。　　全书共分为十六部、六十类。　　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药方一万一千九十张。　　对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等；“辩疑”、“正误”考订药物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修治”说明炮炙法；“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的性味与功用；“附方”搜集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共一万一千余首。　　并附有一千一百余幅药物形态图。内容极为丰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十六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是中国药物学、植物学等的宝贵遗产，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复刻甚多，并有多种外文译本在国外流传，为世界药物学者、植物学者所重视。

《濒湖脉学》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43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撷取明以前脉学之精华，载有二十七种脉，书中对于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要点及脉象主病，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本书说理透彻，形象生动，易学易记，适合中医基层医务工作者和脉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该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　　《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为中医典坟之作，是李时珍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

王磐在担任翰林直学士期间，由于他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深受众人的拥赞。王磐连惩了忙兀斛、西域大贾后，在真定扶持了正气，打击了邪恶，再加上他极力推行世祖忽必烈的以“农桑为急务”的方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真定也出现了繁华稳定的局面。

法规制度

海瑞曾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兴革条例》，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

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之后，立即颁布《督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或许仍须稍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 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数目之内。

海瑞在应天推行一条鞭法：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把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征收。原来按丁户征役的办法一并改为摊入田亩。在对待契约问题上，海瑞不顾明代法律规定与当时的国情，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因为当时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致使法律的执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海瑞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清廉作风

海瑞的清廉，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公开贴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然后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

断案技巧

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在争产业的案件中，“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在争言貌的案件中，“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袁了凡在许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

1.博学多才、涉足极广　　袁了凡在佛学、农业、民生、水利、医学、音乐、几何、数术、教育、军事、历法和太乙六壬奇门“三式”绝学等，“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　　袁了凡是“文理全才”的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学家及历法学家。譬如，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46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共150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袁了凡善于总结。譬如，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明朝末年，是嘉善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如在万历年间，嘉善有状元国相钱士升、名臣魏大中等进士29人，占明清两朝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嘉善是全国26个巍科大县之一，这也与袁了凡等人在教育上的贡献分不开。

2.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　　明朝末年，江南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为了教化民众，将劝善惩恶的诸多事例刊刻成“善书”，通过小说、说唱而流行于民间，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通俗的形式将“民众的道德”具体化。　　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袁了凡的言行经历对善书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劝善是全书的重点和宗旨，“积善篇”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它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　　袁了凡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了指导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与另一位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是万历十四年(1586)的同科进士，两人情趣相投，常探讨修德行义之举，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袁了凡极为赏识陈龙正，称赞他“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崇祯年间，陈龙正在嘉善倡举同善会，崇祯十四年(1641)又建立同善会馆，作为经办善业的常设机构和公所。同善会馆是江南最早兴起的民办慈善组织，是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雏形，成为后来风行全国的乡村社会团体，引发了清代民间力量组织介入慈善机构的浪潮，具有重大意义。

3.功过格的积极实践者　　功过格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它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工具。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袁了凡提倡以记“功过格”的方法，“隐恶扬善”、“迁善改过”，进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袁了凡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强调个人改变命运的力量，用善书来鼓动社会流动和提升社会地位，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的言行经历对后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界，在日、韩、美、澳以及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袁了凡享有极高的声誉，目前有几十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是，国内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前我们不注重到那些对社会对民间有影响的思想。袁了凡在当时社会里巷皆知，在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转变模式，去研究那些真正影响老百姓的思想！袁了凡应当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重重的一笔，用专门的著作来写！”

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如他对福建建溪和宁洋溪水流的考察，就是一例。黎岭和马岭分别为建溪和宁洋溪的发源地，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建溪长，而宁洋溪短。徐霞客经过考察，找出宁洋溪的水流比建溪快的结论。“程愈迫则流愈急”，也就是说路程越短，水流越急。这个地理学上的著名结论，就是由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来的。他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他对许多河流的水道源进行了探索，象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浩荡的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它的发源地在哪儿，很长时间都是个谜。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书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这一说。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一千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他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人找到。直到1978年，国家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徐霞客还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泛。徐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考察，对各地不同的石灰岩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载和研究。他还考察了一百多个石灰岩洞。在湘南九嶷山，他听说有个飞龙岩，就请当地的和尚明宗引导，带着火炬去考察。飞龙岩是个巨大的洞穴，曲曲折折，洞里有洞，洞内又是坑又是水，很难行走。徐霞客全不顾及，一直深入进去，他的鞋跑掉了也不在乎。明宗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听。直到火炬快烧完了，他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学。如对桂林七星岩十五个洞口的记载，同今天我们的地理研究人员的实地勘测，结果大体相符。徐霞客去世后的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徐霞客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

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贡献很多。除上述所说，他对火山、温泉等地热现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对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他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他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

徐霞客最后一次出游是在1636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了。这次他主要游历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一直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今云南腾冲），至1640年重新返回家乡。他回乡不久就病倒了。他在病中还翻看自己收集的岩石标本。临死前，他手里还紧紧的握着考察中带回的两块石头。

徐霞客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在科学事业上奋勇攀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徐宏祖霞客，后世誉之为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乃至史学家；其研发价值，代有精进，称之为“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自是中外公论。《徐霞客游记》第一篇写的就是徐宏祖从宁海西门进入天台山脉的事。

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所订的〈礼佛仪式〉（见《紫柏尊者别集》卷四），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这是他调和诸宗思想的具体表现。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所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毗舍浮佛颂说示如裴〉）。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他问道的人士有陆左、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等。瞿汝稷通内外学，著有《指月录》三十二卷，王肯堂为著名医学大家，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

真可一生参叩诸方尊宿，但他并没有专一的师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说︰‘余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予于遍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

真可虽到处兴修古刹，而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所以没有‘上堂’、‘普说’。他只是随缘接引，略说法语而已。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而极重视文字经教。他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机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曾列举盲眼师资七大错误，一一加以辩难（《紫柏全集》卷三〈法语〉）。德清称他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达观大师塔铭〉），可见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

1362年考中进士，翌年任忠州司录、典校主簿。1375年遭权臣保守势力的诬陷，过了7年的流放和地方飘泊的生活。1383年恢复官职后，成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李朝建立后，郑道传先后担任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国家要职，后在王宫内乱中受牵连被杀。他的著作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等各领域，哲学代表作有《佛氏杂辩》、《心气理篇》等，均收录在《三峰集》（14卷）中。还有《学者指南图》。

郑道传以朱熹的“万理皆实”为武器，有力地批驳了佛教的“万理皆虚”的宗教迷信说。他认为“太极”是先行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实体，阴阳是从太极中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东西。他的“理气”观是唯心主义的，认为“理”是“天理之先”，派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是“气”“心”的根据和始源；“气”由“理”派生，“心”亦由“理”禀生。他的专著《佛氏杂辩》是从哲学的角度对佛教进行全面批判的著作，发挥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思想。郑道传反对佛教“轮回之说”，提出天地万物由“气”形成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形质”与“神气”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不复存在，人死了，精神再不能存在。他还提出事物处于不断发生、发展、消亡的运动变化之中的辩证思想，认为“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这种“生生无穷”，“运行不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质的变化，前进的发展。

郑道传在认识论上尽管有“知万物之理具于吾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但也提出对复杂多样的客观世界，人们可以借“璇玑”、“玉衡”等仪器和数学“乘除”的计算法来认识和计算的合理观点。

郑道传的伦理道德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特别强调“忠孝”思想，又是“性三品”说的提倡者。但是，他作为改革派的政治家，在同佛教大僧侣、权臣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提出整顿土地制度、抑制世臣大地主和大僧侣的特权、巩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等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

李泌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他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说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是因他一生爱好神仙佛道，被历来以儒家出身、执笔写历史的大儒们主观我见所摒弃，在一部中唐变乱史上，轻轻带过，实在不太公平。　　其实，古今历史，谁又敢说它是绝对公平的呢？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

早慧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称誉，已能粗通儒、佛、道三家的学识。在唐玄宗（明皇）政治最清明的开元时期，他只有七岁，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有一次，张九龄准备拔用一位才能不高，个性比较软弱，而且肯听话的高级巨僚。李泌虽然年少，跟在张九龄身边，便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便有正直无私的清誉，难道你也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和能力的软性人才吗？张九龄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马上很慎重地认错，改口叫他小友。　　李泌到了成年的时期，非常博学，而且对《易经》的学问，更有心得。他经常寻访嵩山、华山、终南等名山之间，希望求得神仙长生不死的方术。　　到了天宝时期，玄宗记起他的幼年早慧，特别召他来讲《老子》，任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因而与皇太子兄弟等非常要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钻研于道家方术的修炼，很少吃烟火食物了。 有一天晚上，他在山寺里，听到一个和尚念经的声音，悲凉委婉而有遗世之响，他认为是一位有道的再来人。打听之下，才知道是一个作苦工的老僧，大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常收拾吃过的残羹剩饭充饥，吃饱了就伸伸懒腰，找个角落去睡觉，因此大家便叫他懒残。李泌知道了懒残禅师的事迹，在一个寒冬深夜，独自一个人偷偷去找他，正碰到懒残把捡来的干牛粪，垒作一堆当柴烧，生起火来烤芋头。这个和尚在火堆旁缩做一团，面颊上挂着被冻得长流的清鼻水。李泌看了，一声不响，跪在他的旁边。懒残也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一面在牛粪中捡起烤熟了的芋头，张口就吃。一面又自言自语地骂李泌是不安好心，要来偷他的东西。边骂边吃，忽然转过脸来，把吃过的半个芋头递给李泌。李泌很恭敬地接着，也不嫌它太脏，规规矩矩地吃了下去。懒残看他吃完了半个芋头便说：好！好！你不必多说了，看你很诚心的，许你将来做十年的太平宰相吧！道业却不说了！拍拍手就走了。

出谋划策到了安禄山造反，唐明皇仓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到处寻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灵武。肃宗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局面，他便分析当时天下大势和成败的关键所在。肃宗要他帮忙，封他做官，他恳辞不干，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力。肃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难的问题，常常和他商量，叫他先生而不名。　　这个时候，李泌已少吃烟火食。肃宗有一天夜里，高兴起来，找来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炉吃火锅，因李泌不吃荤，便亲自烧梨二颗请他，三王争取，也不肯赐予。外出的时候，陪着肃宗一起坐车。大家都知道车上坐着那位穿黄袍的，便是皇帝，旁边那位穿白衣的，便是山人李泌。肃宗听到了大家对李泌的称号，觉得不是办法，就特别赐金紫，拜他为广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军司马。并且对他说：先生曾经侍从过上皇（玄宗），中间又作过我的师傅，要请你帮助我儿子作行军司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帮忙了。谁知道他后来帮忙到子孙四代呢！ 李泌看到肃宗当时对政略上的人事安排，将来可能影响太子的继位问题，便秘密建议肃宗使太子做元帅，把军政大权付托给他。他与肃宗争论了半天，结果肃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肃宗对玄宗的故相李林甫非常不满，认为天下大乱，都是这个奸臣所造成，要挖他的坟墓，烧他的尸骨。李泌力谏不可，肃宗气得问李泌，你难道忘了李林甫当时的情形吗？李泌却认为不管怎样，当年用错了人，是上皇（玄宗）的过失。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难免会有过错。你现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加以严厉处分，间接地是给上皇极大的难堪，是揭玄宗的疮疤。你父亲年纪大了，又奔波出走，听到你这样作，他一定受不了，老年人感慨伤心，一旦病倒，别人会认为你身为天子，以天下之大，反不能安养老父。这样一来，父子之间就很难办了。肃宗经过他的劝说，不但不意气用事，反而抱着李泌的脖子，痛哭着说：我实在没有细想其中的利害。这就是李泌“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手笔。唐明皇后来能够自蜀中还都，全靠他的周旋弥缝。　　肃宗问李泌剿贼的战略，他就当时的情势，定出一套围剿的计划。首先他断定安禄山、史思明等的党羽，是一群没有宗旨的乌合之众，目的只在抢劫，“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因此，他拟定战略，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诩，入河东，隔断盗魁四将，不敢南移一步。又密令郭子仪开放华阴一角，让盗众能通关中，使他们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粹劲骑，不逾年而蔽。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各路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帝子建宁王李谈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肃宗统统照他的计划行事，后来都不出其所料。这便是李泌的“挫其锐，解其纷”的战略运用。 后来最可惜的，是唐肃宗急功近利，没有听信李泌的建议，致使河北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沦陷于盗贼之手，便自粉饰太平，因此而造成历史上晚唐与五代之际华夷战乱的后遗症。　　为了特别褒扬久被埋没的李泌长才，再略加说明他的行谊事绩。肃宗为了尽快收复首都长安，等到郭子仪筹借到西北军大集合的时候，便对李泌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李泌就说：如果动用大军，一定想要速得两京，那么贼势一定会重新强盛，我们日后会再受到困扰。我们有恃无恐的强大兵力，全靠碛西突骑（骑兵）、西北诸戎。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师，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就可成功。但是关东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等情况，春天来得较早，气候容易闷热，骑兵的战马也容易生病，战士们思春。也会想早点回家，便不愿再来辗转作战了。那么，沦陷中的敌人，又可休养士卒，整军经武以后，必复再度南来，这是很危险的办法。但是肃宗这次，却坚决地不听李泌的战略意见，急于收复两京，可以称帝坐朝，由此便有郭子仪借来回纥外兵，从元帅广平王等收复两京的一幕出现。 两京收复，唐明皇还都做太上皇，肃宗重用奸臣李辅国。李泌一看政局不对，怕有祸害，忽然又变得庸庸碌碌，请求隐退，遁避到衡山去修道。大概肃宗也认为天下已定，就准他退休，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颁予三品禄位。　　另有一说，李泌见到懒残禅师的一段因缘，是在他避隐衡山的时期。总之，“天道远而人道迩”，仙佛遇缘的传说，事近渺茫，也无法确切地考据，存疑可也。 英雄退步学神仙 李泌在衡山的隐士生活过不了多久，身为太上皇的唐明皇死了，肃宗跟着也死了，继位当皇帝的，便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存的皇太子广平王李豫，后来称号为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马上就召李泌回来，起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跟着就赐他府第，又强迫他不可素食，硬要他娶妻吃肉，这个时候，李泌却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找机会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对他说，先生将就一点，外出走走也好。没多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为奸臣常衰所忌，怕他在皇帝身边对自己不利，又再三设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峡团练使，后再迁任杭州刺史。他虽贬任地方行政长官，到处仍有很好的政绩，这便是李泌的“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的自处之道。　　当时奉命在奉天，后来继位当皇帝，称号为唐德宗的皇太子李适，知道李泌外放，便要他到行在（行辕），授以左散骑常侍。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议，代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到了德宗继位后的第三年，正式出任宰相，又封为邺侯。勤修内政，充裕军政费用。保全功臣李晟、马燧，以调和将相。外结回纥、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边睡。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反复申辩上奏达十五次之多。总之，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经的筹划，都做到了安和的绩效。 但德宗却对他说：我要和你约法在先，因你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当权，就记恨报仇，如对你有恩的，我会代你还报。李泌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害我的李辅国、元载他们，都自毙了。过去与我要好的，凡有才能的，也自然显达了。其余的，也都零落死亡了。我实在没什么恩怨可报的。但是如你方才所说，我可和你有所约言吗？德宗就说，有什么不可呢！于是李泌进言，希望德宗不要杀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言之者。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怒反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陛下诚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了认为很对，接受了李泌的建议。李晟、马燧在旁听了，当着皇帝感泣而谢。

认真负责不但如此，他做起事来，非常认真负责，曾经与皇帝力争相权。因为德宗对他说：“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张延赏），刑法委浑（浑碱）。”李泌就说：“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天下之事，成其平章，不可分也。若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德宗听了，便笑着说，我刚才说错了话，你说的完全对。

调和皇家矛盾不幸的是，宫廷父子之间，又受人中伤而有极大的误会，几乎又与肃宗一样造成错误，李泌为调和德宗和太子之间的误会，触怒了德宗说：“卿不爱家族乎？”意思是说，我可以杀你全家。李泌立刻就说：“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曰：吾独任汝为相，不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巨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欲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者。”　　接着李泌又提出唐肃宗与代宗父子恩怨之间的往事说：“且陛下不记建宁之事乎？”（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梯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杀了儿子建宁王李谈）德宗说：“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故耳。”李泌说：“臣昔为此，故辞归，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观兹事。且其时先帝（德宗的父亲代宗）常怀畏惧。臣临辞日，因诵《黄台瓜辞》，肃宗乃悔而泣。”（《黄台瓜辞》，唐高宗太子——李贤作。武则天篡位，杀太子贤等诸帝子，太子贤自恐不免故作：“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搞令瓜希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德宗听到这里，总算受到感动，但仍然说：“我的家事，为什么你要这样极力参与？”李泌说：“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甚至说到“臣敢以宗族保太子。”中间又往返辩论很多，并且还告诉德宗要极力保密，回到内宫，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处理此事。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气馁，不可自裁，他对太子说：“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最后总算解开德宗父子之间的死结。德宗特别开延英殿，独召李泌，对他哭着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李泌听了，拜贺之外，便说：“臣报国毕矣，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不准他辞职。过了一年多，李泌果然死了，好像他又有预知似的。　　历来的帝王宫廷，一直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复杂的场所。尤其王室中父子兄弟、家人骨肉之间权势利害的悲惨斗争，真是集人世间悲剧的大总汇。况且“疏不间亲”，古有明训。以诸葛亮的高明，他在荆州，便不敢正面答复刘传问父子之间的问题。但在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间，都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排难解纷，调和其父子兄弟之间的祸害，实在是古今历史上的第一人。

最后贡献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的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和德宗更多的时间。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　　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对互相猜忌的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所做的调停，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德宗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们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不可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李适的心中并不具有类似于世人的这种惊人想象力。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可却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侥幸地避开了。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的。

段成式在当时文名颇著，与著名诗人李商隐、温庭筠号称“三才”，但其诗歌艺术成就远逊于温、李。所著《酉阳杂俎》，分类记载各种异事方物，被《新唐书·艺文志》列入了小说家类。书以内容广博，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学者多所征引。所记古代中外传闻、神话、故事、传奇，丰富多彩，有些篇章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为研究唐传奇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同时，书中还辑录了南北朝和唐代的若干史料，其中记述了唐代统治阶级的秘闻轶事，南北朝交聘使者的应对和仪礼，以及民间婚丧嫁娶、风土习俗，旁及中外文化、物产交流，这些或得之于传闻，或采之于遗文秘籍，为我们研究古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关于陨星、化石、矿藏的记载，动物、植物形态、特性的说明，也极富科学价值。 　　《酉阳杂俎》在国外，也颇受重视。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所著《中国伊朗编》，英国作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都曾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李更摘引书中不少材料。当然，书中也有诡怪不经、荒诞无稽之谈，是其糟粕。

另外，段成式的诗文也有一定的成就，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时号“三十六”，因段、温、李三人皆排行十六，故有“三十六体”之称。三人皆为晚唐文之高手。研究段成式的诗文，可与其笔记小说相互参照，对全面了解唐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大有裨益。

王彦威出身儒学世家，青年时代曾撰《元和新礼》30卷，因而担任太常博士。文宗大和6年担任史官。在担任史官期间“又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关于《唐典》，可以在王彦威《进\u0026lt;唐典\u0026gt;表》中看到具体情况。《唐典》是国史基础上“略其繁文，举其机要”而撰成的一部唐代编年体通史。范围是“起自武德，终于永贞”，即撰写从唐高祖时期开始一直到唐顺宗时期的历史。

根据《新唐书·艺文录》，王彦威还撰有《虚古今谥法》14卷，参与撰写《穆宗实录》20卷，《元和取台礼》30卷，《续取台礼》30卷，《内典目录》12卷等。可见他对于儒、佛都有很大的兴趣。

当然是他在茶学或茶业方面对我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一点，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一直是后人对陆羽研究、介绍的主要方面。由于大家对陆羽这些方面的贡献并不陌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讲他茶学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

陆羽之被尊为“茶圣”或茶叶专家，基本上是他逝世以后的事情。在他生前，他虽然以嗜茶、精茶和《茶经》一书就名播社会或已有“茶仙”的戏称，但在时人中，他还不是以茶人而是以文人出现和受到推崇的。这是因为其时茶叶虽在《茶经》问世以后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时属初创，其影响和地位，无法和古老的文学相比。其次，《茶经》一书，是撰于陆羽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之后，即陆羽在茶学上的造诣，是在他成为著名的文人达士以后才显露出来的，是第二位的成就。

《茶经》的成书年代，坊间说法很多，笔者是从万国鼎撰于公元“758年左右”①说。天宝五年李齐物贬官竟陵时，陆羽还身在伶界，被李齐物发现后，才弃伶到“火门山邹夫子墅”读书。但至十一年崔国辅谪任竟陵司马时，陆羽便学成名遂，文冠一邑了。据记载，崔国辅到竟陵以后，与陆羽“游处凡三年”，“谑谈永日”，并把他们唱和的诗还汇刊成集。崔国辅其人据载，在贬竟陵前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唐玄宗奇其才，诏试文章，命崔国辅、于休烈为试文之官。崔国辅以诗词尤其是以古诗见长。《河岳英灵集》载：崔国辅的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不及也。”①陆羽与崔国辅游处三年，不但名声由崔而更加显要，同时也从崔国辅身上，显然进一步学到了不少学问。陆羽不但在撰写《茶经》以前，就以文人著名，就是在《茶经》风誉全国以后，以至在陆羽的后期或晚年，他还是以文人称著于世。如权德舆所记，他从信州（今江西上饶）移居洪州（今南昌）时，“凡所至之邦，必千骑郊劳，五浆先辣”；后来由南昌赴湖南时，“不惮征路遥，定缘宾礼重。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②。所到一处，每离一地，都得到群众和友朋的隆重迎送。社会上所以对陆羽有这样礼遇，如权德舆所说，不是因为他茶学上的贡献，而是他“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③，在文学上的地位使然。所以，从上面的种种情况来看，陆羽在生前和死后，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说他死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为《茶经》所掩”，成为茶业的一个偶像的话，那么，在生前，相反，他在茶学方面的成就，是为文学所掩，他是以“词艺卓异”闻人的。

陆羽生前和高僧名士为友，在文坛上是活跃和有地位的。但可能他受当时社会上某些名士“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响，他对文学和对茶叶的态度也一样，喜好但不偏一。所以，反映在学问上，他不囿于一业，而是涉猎很广，博学多能。

过去笔者根据陆羽一生的活动和著述，曾提出陆羽不但是一位茶叶专家，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音韵和小学专家、书法家、演员、剧作家、史学家、传记作家、旅游和地理学家。

如果我们笼统称陆羽是一位历史学家，除去他编著过《江表四姓谱》、《南北人物志》、《吴兴历官志》和《吴兴刺史记》等一些史学著作外，他还是一位考古或文物鉴赏家。据皎然在《兰亭石桥柱赞》的序文中称，大历八年（773）春天，卢幼平奉诏祭会稽山，邀陆羽等同往山阴（今浙江绍兴），发现古卧石一块，经陆羽鉴定，系“晋永和中兰亭废桥柱”。为什么请陆羽鉴定，陆羽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皎然说得很清楚：“生（陆羽）好古者，与吾同志。”再如我们称陆羽是一位地理学家，细分，他还可以说是一位研究山水和编写地方志专家。如独孤及刺常州时，无锡县令为整修惠山名胜，“有客竟陵羽，多识名山大川”，还特意请了陆羽当“顾问”。说明陆羽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对地理尤其是对山水是有研究的。陆羽在流寓浙西期间，为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曾编写了《吴兴记》、《吴兴图经》、《慧山记》、《虎丘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武林山记》等多种地志和山志，说明他对方志的学问也是很感兴趣和极有研究的。

一种说法陆羽以《易》自占，得《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其意为鸿雁飞于天上，四方皆是通途，两羽翩翩而动，动作整齐有序，可供效法，为吉兆。按此卦义，当时还没有姓名的陆羽自定姓为“陆”，取名“羽”，又以“鸿渐”为字。这仿佛谕示着：本为凡贱，实为天骄；来自父母，竟如天降。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

虽处佛门净土，日闻”梵音“，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九岁时，有一次智积禅师要他抄经念佛，陆羽却问：“释氏弟子，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人能称有孝吗?”并公然称：“羽将授孔圣之文。”住持闻言，颇为恼怒，就用繁重的“贱务”惩罚他，迫他悔悟回头。陆羽被派去“扫寺地，结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陆羽并不因此气馁屈服，求知欲望反而更加强烈。他无纸学字，以竹划牛背为书，偶得张衡《南都赋》，虽并不识其字，却危坐展卷，念念有词。积公知道后，恐其浸染外典，失教日旷，又把他禁闭寺中，令芟剪卉莽，还派年长者管束。

眨眼三年，陆羽12岁，觉得寺中日月难度。趁人不备，逃出龙盖寺，到了一个戏班子里学演戏，作了优伶。他虽其貌不扬，又有些口吃，但却幽默机智，演丑角极为成功，后来还编写了三卷笑话书《谑谈》。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陆羽亦不例外。唐天宝五年，竟陵太守李齐物在一次州人聚饮中，看到了陆羽出众的表演，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抱负，当即赠以诗书，并修书推荐他到隐居于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贬为竟陵司马。是年，陆羽揖别邹夫子下山。崔与羽相识，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天宝十五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行前，崔国辅以白驴、乌堼牛及文槐书函相赠。一路之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次年，旅居丹阳。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浙江吴兴)，隐居山间，闭门著述《茶经》。期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蘑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迟疑徘徊，每每至日黑兴尽，方号泣而归，时人称谓今之“楚狂接舆’。

另一种说法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茗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

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陆羽因其相貌丑陋而成为弃儿，被遗弃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不知其父母是何许人，后被龙盖寺住持僧智积禅师在竟陵（湖北天门县）西门外西湖之滨拾得，并收养。

《陆文学自传》是陆羽于二十九岁时为自己写的小传，可信度较高。他在自传中写道：“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又《新唐书·陆羽传》载，他稍大一些，“以《易》自筮”，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卦词由智积禅师定姓为“陆”，取名为“羽”，以“鸿渐”为字。

唐代宗曾诏拜羽为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但都未就职。

奏请购募

魏徵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

武德五年（622），升任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人受诏撰《艺文类聚》。当时，战乱之后，书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渊上奏，请以重价购求天下遗书，置书吏修缮补录，数年间，群书大备。贞观中，又奏议修纂梁、陈、周、齐、隋五史，他主修《周书》。高宗朝，官弘文馆、崇贤馆学士，迁国子祭酒。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晚年著述尤勤。编有《五代史志》、《大唐礼仪》、《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皇帝封禅仪》等。

成绩可观

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

贞观二年

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参与撰修

二十四史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

史学讲解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政治讲解

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正统观念

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

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

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

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

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是史学史上的奇迹。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其他理财成就

杨炎在理财上的成就，除了创行两税法外， 还有两点值得称道： 其一， 他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开； 其二， 他在中国财政史上第一个提出“量出制入”原则， 开中国预算制度之先河。杨炎拜相后， 向德宗恳请：“夫赋税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 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德宗准炎所请，皇室经费与国家政费遂重新分开，在君主政体下，杨炎能够说动皇帝改变主意充分展示了其勇气和智慧。不但博得当时人的称赞，而且为后世树立了好的先例。

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入为出原则，所以在清代以前，中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入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里所谓“先度其数”，即是首先确定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数额， 然后根据这个数额向人民征收。这样，收支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所谓“量出以制入”，这样做无疑有助于保持收支平衡。虽然他这里提出的“量出制入”只是根据“旧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做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那样完善，但生在八世纪的杨炎开世界各国预算制度的先河实在难能可贵。

江淹突出的文学成就表现在他的辞赋方面，他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发展到“江、鲍”，达到了一个高峰。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可说是南朝辞赋的佳作。

江淹又是南朝骈文大家，是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与鲍照、刘峻、徐陵齐名。最为知名的当数他在狱中写给建平王刘景素的《诣建平王书》，文章辞气激扬，不卑不亢，真情实感流注于字里行间。刘景素看了江淹的这篇上书后，深受感动，立即释放了他。另外，江淹的《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均为当时名篇。 江淹的诗作成就虽不及他的辞赋和骈文，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其特点是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善于拟古是江淹诗歌方面的突出特色，面貌酷似，几可乱真。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就说江淹“善于摹拟”。江淹努力学习古人的作品，确使他摆脱了一些绮丽之风，写出了不少在流丽中带有峭拔苍劲之气的诗篇。在江淹诗歌中，有一部分为乐府歌辞。江淹的乐府歌辞在南朝中虽不能技压群雄，也算得是上乘之作。

唐贞元八年（792年），任苏州刺史，他整修荻塘岸，平望至南浔五十里，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民颂其德，改名頔塘。

改土归流

处理矛盾

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南数省“改土归流”的成果，鄂尔泰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工作。首先是处理善后。“改土归流”之后，许多矛盾若处理不好，仍会激发。云贵数省，地处边疆，各民族习俗差别极大，一下子改派满汉流官，难以适应这里的复杂局面，对土官打击面也太大。鄂尔泰始终坚持设置的流官中，能用土官的仍然用之。那些自动缴印，主动要求改流的，鄂尔泰奏保举他们任守备、千总、把总等流官，并让其世袭不替。表现突出的，还奏表褒奖。对那些不习惯做流官，态度又好的土司，则奏请发给国库银两，为之安排善后生活，拨给田产，建造房屋，彻底消除他们的反抗情绪。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土司，改流过程中又一直抵抗或反对者，则严厉打击，从重治罪。如平日罪行昭著、民愤极大的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贵州康佐长官司长薛世乾，改流后便把他们处死或终身监禁，当地居民无不称快。

对流官的派遣，鄂尔泰上奏必须派去有能力、肯吃苦、清正廉明者。他认真挑选州县长官，派去的第一批流官都很称职，对安定改流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鄂尔泰为让改流地区人民休养生息，一律实行地丁钱粮制度；困难多、收成少的地方，减轻、减免赋税或给予救济，使这些地区尽快地恢复生产。鄂尔泰在改流地区还重新调配了土地，并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土司霸占的农民土地，按土地清单让原主认领；荒芜无主的土地，招农民耕种；未开垦的土地，号召农民开垦，官府发给农具、种子、对新垦的土地，水田6年后征税，旱地10年后起科。鄂尔泰还号召官员、富户捐助困难土著居民，他本人带头捐银3000两、买牛100头、盖房600间，让十分困难的土著居民安居乐业。

基础建设

同时，鄂尔泰在改流区大力兴修水利，仅云南昭通就兴修水利10项，可以灌溉土地两万多亩。云南全省改流后兴修水利工程70多项。为保护这些水利工程，鄂尔泰还奏设水利专官，专管这些水利项目，从而保证了水利事业的长久发展。

改流区的交通开发也是一项突出的事业。鄂尔泰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使之浚后“邮递往返”，有“水道康庄”之美称。他还修筑了上起土黄，下至广西百色全长700余里的河道，使“两粤、楚湘为之沟通”。

鄂尔泰把内地的耕种、纺织、冶铁、烧窑、采矿等生产技术，命人在改流地区传播，使这些刀耕火种的穷山僻谷得到开发。

改流前少数民族没有读书的机会，更无权参加科举。改流后，鄂尔泰普遍开设学堂，设教官，让儿童免费入学。云南一省就开设义学463所，贵州开设义学24所。

改革陋习

鄂尔泰还在改流区推行革除陋习的活动，这里仇杀械斗严重，蓄奴延为通习，近亲通婚普遍。改流后，他严禁仇杀，发现挑斗者严惩不贷。鄂尔泰执行雍正的“割贱为良”政策，解放了奴隶。云贵地区的“骨种之习”，即姑之女必嫁舅之子，是典型的近亲通婚。鄂尔泰认识到这种陋习的弊害，令其改之。

茶马贸易

云南是茶叶的故乡，但是在清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云南普洱茶以远销西藏和边贸为主，主要作为明朝用来控制边疆和邻国地区游牧民族的主要贸易品之一，不为内陆所知。

鄂尔泰调任云贵总督期间，在滇设立茶叶局，统管云南茶叶贸易。鄂尔泰勒令云南各茶山茶园顶级的普洱茶由国家统一收购，并亲自督办，在茶饼上印“鄂尔泰”并以马帮驼茶，上贡朝廷。云南这种用马帮驼茶到西藏、边关销售、驼茶到京城的模式，称为茶马贸易，而曾经的马帮走过的道路今天称为茶马古道。普洱茶于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列入清宫《贡茶按册》。故宫地宫里储存的云南茶叶上均有鄂尔泰的印鉴，证明乃是鄂尔泰亲自督办上贡京城的，以此凸显鄂尔泰对雍正皇帝的尽忠职守。其余等级的茶叶才准许各茶庄贴上商号商标、进入大众消费市场。

鄂尔泰设立的茶叶局在鄂尔泰调任它职后，仍旧为云南茶叶贸易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后的数十年间，云南茶叶贸易逐渐兴盛，大量外地百姓迁入茶山，形成家家有茶树，村村有茶山的繁荣景象；每年马帮驼茶进京的盛况更是带动了云南到北京沿途地区的百姓对云南的兴趣。繁荣景象直到清末结束。

治水业绩

鄂尔泰夙有治水经验。督滇之前便长期注重水利事业。雍正元年（1723年），鄂尔泰任江苏布政使，其时，便“视察太湖，拟疏下游吴淞、白茆”。雍正二年（1724年），鄂尔泰在江南（江苏）大兴水利，如“浏河、镇江、丹阳各路，无不修举”。未满两年，因离任远赴西南，便在江南留下了许多治水遗憾。但仍不忘江南百姓，离行之前，又将任内应得余剩银捐买谷三万三千四百余石，存苏，松，常三府备赈”。这体现其对于江南水利的担忧与眷顾——水利是农业的保障，一旦治水不周，出现水灾或旱灾，百姓将无生计矣。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远在云南的鄂尔泰还孜孜眷念江南的水利。当其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方兴未艾，战事依然紧迫之际，位居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还不忘向朝廷奏陈江南水利。此更说明其充分认识到水利对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的重要性。

雍正九年（1731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 [17]\u0026nbsp; 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这样，水利资金每年皆可预算，与地方财政同为一体。

为了滇省治水能够更加高效稳妥，朝廷同意鄂尔泰所奏之设置，“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职衔”。此举虽没有专设水利官之职位，但以地方副职官员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长官的制度建设，大大提高了各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从而增强了地方官员的治水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人事方面为地方治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力发展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水能力和农业生产力。

以上两种制度建设，无不体现了鄂尔泰以制度兴水利的理性思维。在清朝中前期，这种高度重视水利、以科学的方法治水的官员委实不多见。尤其是地处西南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治水的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都大不如中原、江南等地。

人才观念

鄂尔泰是一位政治家，也是雍正的知心大臣，常与雍正谈论用人之道，强调去庸重才，宁用有才而不肖，不用贤而无才之人。鄂尔泰在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六日的奏折中，强调用人要得当，云：“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鄂尔泰又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也。”“忠厚老诚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什么职务，什么差事，用什么样的人，人、职相当，就能发挥人的才能，该办的事情就能办好。他认为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最终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政无废事”，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考虑用人问题的出发点。他在改土归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张广泗等人，使他们成为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人物。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基本上做到知人善任。

思想李觏是北宋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承认主观来自观，因此，成为宋代哲学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觏还具有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地为统治者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他提出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李觏哲学上的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为稍后于他的王安石实行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文学著作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潜书序》），“以康国济民为意”（《上孙寺丞书》），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红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地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王辟之的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广泛，为后世对北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一些政治家、文学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东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诗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王辟之长期担任北宋基层地方官吏，交际范围主要是官场，所以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传闻故事非常感兴趣也十分熟悉。书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等篇记录了大量明君、贤臣的历史事迹，如“杯酒释兵权”、“开卷有益”的宋太祖赵匡胤、“治最为天下第一”并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力主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品行高尚的司马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以及大将军狄青、名臣寇准等，很有史料价值；同时，王辟之又是一个文人，对诗人、书画家等文艺界的轶闻趣事非常关注，如著名文学家苏轼、欧阳修、尹洙、苏辙，山水画家李成、著名词人柳永等人的事迹也时时出现在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官制”、“贡举”、“文儒”等部分，准确、翔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官制、科举情况，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举提供了大量真实的佐证；“歌咏”、“书画”部分，记录了大量诗人、书画家的创作经历和艺术理论，是我们研究宋代文学史、书画史时不可不读的参考文献。

王辟之是临淄人，晚年大部分时间又在临淄度过，所以《渑水燕谈录》记录了大量北宋时期临淄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和事，比如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的临淄人贾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欲的临淄长寿老人麻希孟；博学醇德的临淄名儒赵师民等。书中对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迹也记之甚详，有近十条之多。另外，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创造了几个第一：这在瓦当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因而意义极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由此可见，从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始，瓦当就已经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的赏玩了。第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关于“三苏”并称最早也源于本书。据《卷四·才识》记载：“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本书还记载了许多苏轼的事迹，对我们今天研究宋代文学有很珍贵的价值。特别是书中提到，宋使张芸叟奉旨出使辽国，在幽州的旅馆里发现有辽国人在墙上抄录的苏轼诗歌，还听说范阳的书店曾经刊刻苏轼的诗集等事，对我们研究苏轼诗歌的影响和传播有重要意义。

《卷八·事志》记载：“皇佑中，范文正公镇青州，龙兴僧舍西南阳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茂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为营丘佳处。”书中对“虹桥”的记载是最早的，以至于不了解王辟之历史的某些当代桥梁史专家给王辟之冠以了古代桥梁专家的称号。据《卷八事志》记载，青州太守夏竦见城中的桥梁常被大水冲坏，便想办法改建。这时，他正好得到了牢城中的一个“废卒”。“废卒”就是关押在监牢的残废士兵。这个人有“智思”，也就是有超常的智慧。这个“废卒”取来数十根大木，相贯为桥，无柱的虹桥就这样造出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虹桥”之一。另外，“开卷有益”、“高下其手”两个成语源于本书，对淮安点心“蜂糖糕”、江南“建茶”、纸牌、麻将的前身“叶子”、安南椰子等物产的记载也是较早的。书中还有“用长松治麻风病”的最早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