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的诗词成就

边贡以诗著称弘治、正德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驾诗坛，而边诗以富有文采为时人称许。综观边贡诗集，佳作多有，“风人遗韵，故自不乏”（《明诗别裁集》），而拟古摘句之什也掺杂其中；沉稳平淡，风格朴质，是其所长，而题材狭窄，调多病苦，为其弱点。要之，其拟古摘句之作，影响消极，而其纤丽俊逸之作，则开“神韵”之渐。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整理翻刻其诗集，不唯敬其桑梓，亦因诗心有相会之处。因此，边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自应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文，后人编为《边华泉全集》。王士祯编选有《华泉集选》4卷。

边贡子边习亦有文名，在乡里教徒谋生，受到清初著名文人王士鍃的称赞，把其诗作附刊于所编的《华泉集选》卷后行世。

边塞经历

彭而述长期仕于西南边陲，西南的风土人情自然不同于中原，使他倍感惊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风物诗就是记载、描摹西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的。如：“黔山殊易了，值此忽惊人。象马空中下，鸾凰物外真。古柏蹲山脚，奇峰触面开。三山涌作柱，百怪结成胎”（《飞云岭》）；“乌蛇长百尺，巨蟒大十围，倒餐角鹿卷树枝”（《行路难》）；“环山簇石笋，拔地起松根”（《平彝卫》），等等，写景状物，如在眼前。而其有些诗则侧重于表现当地人民，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文化特点。如“红藤腰围黄金齿，乡面花角来嘎理。双颊象牙环，髻插白雉尾。南山遮些郎，北溪地羊鬼，相约共赴陆梁会。”（《大（棘火）歌》）男女青年，身着独特的民族服饰，兴致勃勃地相约赴会，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特点描述

总之，《读史亭诗集》在内容表现上，有个人苦闷的倾诉、战乱生活的叙写、世道人心的评说、边陲生活的描绘。彭而述在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基础上，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动乱年代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在艺术上，彭而述的古诗乐府，质朴通俗，多仿民歌之作，不乏清新的韵味；其律诗严守格律，平仄对仗，极见功力。诗人精研经史，博见广识，故作诗使事用典，得心应手。

张翥诗中有反对农民起义军的内容，也有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他的《□农叹》写一个运送军粮的老汉，家有老妻，无儿无女，千里迢迢把军粮送到兵营，被打得体无完肤。他回到家中，却见";老妻出佣食，四顾筐箧无";，而官吏还来逼他去服役，他唯有";仰天哭欲死";，而";醉吏方歌呼";。另外如他的《人雁吟》，写";叹息人穷不如鸟，何日相随如雁归";，也包含着对人民苦难的关切。

张翥的词不如他的诗写得细腻而圆润，缺乏社会内容。但也有一些慷慨苍凉之作，如〔沁园春〕《广陵九日，与刘士□、成元璋泛舟邗沟》，〔洞仙歌〕《辛巳岁燕城初度》，〔鹊桥仙〕《丙子岁予年五十，酒边戏作》，这些词寓人世炎凉于豪放之中，清人颇为推崇。张翥的散文更不如词，但他本人却常以文自负。

由于张翥死于元末明初乱中，所以遗稿多散失，今存《蜕庵诗集》4卷，词2卷。

清代苏广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里没有一首瑞安人的诗，但是，晚清大词家朱孝臧(祖谋)编的《宋词三百首》里却有温州瑞安人的作品，它便是蔡幼学的《好事近·送春》。这也是该书中惟一入选的瑞安籍作者的词。

蔡幼学不但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和南宋时力主抗金的爱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但为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光辉业绩所掩盖，他在《宋史》中被编入《列传·儒林》之目。因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虽然他的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好，很有自己特色，但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却非常少。他的《育德堂集》、《西坦集》早就失传。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只有五言的古体和律诗6首，及被朱孝臧编入《宋词三百首》里的《好事近》词一首。

从这些被保留下来的7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蔡幼学的诗风朴实，平易近人，不刻意雕琢，无艳丽虚浮之辞。他虽与“永嘉四灵”处于同一个时代(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又生活在温州地区，但诗风与“四灵”迥异，而又与“江西诗派”不同。他写诗不猎奇，不立异，不用典故，不发议论。现存的6首诗和1首词都是用白描手法，平易的语言，记述眼前之情之景，能于细微处写出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孙锵鸣在他的《东嘉诗话》中说“蔡幼学之诗‘冲和粹雅’，置之《止斋集》中，亦不能辨。”的确，笔者也觉得他的诗风受其业师陈傅良影响很大。

其次也可以发现蔡幼学诗词的思想内容是健康向上的，处处体现出儒家面对现实的入世观念。正如叶适在《蔡幼学墓志》中所写的：“公幼以文显，无浮巧轻艳之作。既长，益多阐教化、养性情，花卉之炫丽，风露之凄爽不道也。”其诗在写景中常闪耀着哲理光辉，抒情中不忘勉励之语。譬如他的《早至湖心小园》的这首五言古诗：“凉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坰。林坰何所事，爱此朝气清。池荇浥风露，洒洒醉梦醒。来禽俯清泚，相照脸色赬。悠然到瓜田，钩蔓亦轩腾。万物咸得宜，吾生亦何营。”本来是记游写景之作，但经过他的笔触，却使人们看到的万物都呈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引人奋进的色彩。

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阐述了一代后主的兴衰荣辱，他一心潜没于诗词文学的深海，却不喜关心朝政和国家大事，对于身为一个皇家的他，他从无鹤立群雄当皇帝的心思。然而，历史总喜欢开这样那样的玩笑：在南唐王朝皇帝的继承人中，当时的中主李璟在烈祖李昪灵位前发过誓言“兄终弟及”，即把皇位传给其弟景遂，但因为李煜的哥哥弘冀即李璟的长子当时立下了战功，就立弘冀为太子了，“兄终弟及”的事就多年未提。但是李煜的哥哥弘冀与其父李璟的性格是有天壤之别的，弘冀为人果断刚毅，权力欲极强，所以总会让正在当皇帝的李璟不满意，李璟便又想起兄终弟及的事情。李弘翼担心父亲遵照誓言将皇位传给叔父，便秘密的将自己的叔父景遂杀害了，尽管如此李弘冀还是没能当上皇帝。为什么呢？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一门心思想做皇帝的他居然在叔父死了之后没几月也跟着去了。

那么我们的主人公李煜就顺应大局接下了这个南唐的烂摊子做起了皇帝。李煜当了皇帝之后，便给北方的宋朝写了一封《即位上宋太祖表》。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李煜接下来的的确是一个烂摊子，这个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意做皇帝。这一点在以后的皇帝生涯中也能够体现，因为李煜的优柔寡断，使得他犯下了许多政治错误——该杀的不杀，不该杀的杀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点。不仅当皇帝的路没有能够走好，而且走得相当糟糕，尽管如此，但他在诗词史中的地位是非凡的。在亡国之后，他在汴京大书特书自己的亡国伤感之情，毫不畏惧。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豪迈思国之感，开创了词亦可抒情的先河。一首《虞美人》葬送了一代伟大的词人，但与此同时也造就了这位悲剧词人的千古流传。

李煜的词的风格可以以975年被俘分为两个时期。他前期的词风格绮丽柔靡，不脱“花间”习气。

根据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和风花雪月的男女情事，如《菩萨蛮》，《相见欢》 他后期的词由于生活的巨变，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柳永等所谓的“婉约”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如《虞美人》，《浪淘沙令》 ……

李煜词摆脱了《花间集》的浮靡，他的词不假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超过晚唐五代的词，成为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后世尊称他为“词帝”。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抱负，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当然，还有“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菩萨蛮》）这样偷情诗，也是十分有名的。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纳兰性德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宋词作为词艺术高峰，纳兰性德将宋词整体置于李煜词之下，明显失之武断，亦缺乏客观依据，显然是过誉的。但是李煜词成就之大，却又是得到后人认可的，但不宜过分拔高。

李煜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四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 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主要作品

《谢新恩》《九月十日偶书》《玉楼春》《秋莺》《病起题山舍壁》《更漏子》《更漏子》《长相思》《送邓王二十弟从益牧宣城》《渡中江望石城泣下》《挽辞》《悼诗》《感怀》《梅花》《书灵筵手巾》《书琵琶背》《病中感怀》《病中书事》《赐宫人庆奴》《题金楼子后》《虞美人》《浪淘沙》《浪淘沙》《乌夜啼》《相见欢》《一斛珠》《浣溪沙》《菩萨蛮》《临江仙》《破阵子》《子夜歌》《望江南》《三台令》《采桑子》《柳枝》《谢新恩》《清平乐》《阮郎归》《采桑子》《捣练子令》《捣练子》《渔父》《蝶恋花》《子夜歌》《菩萨蛮》《喜迁莺》《应天长》

孙光宪是一位著名的词人，是花间派中较有个性和成就的词人。毛泽东曾抄录他的《上行杯》：“离棹逡巡欲动，临极浦，故人相送。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满捧。绮罗愁，丝管咽，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

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处荆南，怏怏不得志，认为在诸侯幕府中不能展示他的文学才能。他每次对知交说：“宁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他常吟刘禹锡诗：“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

孙光宪好博物稽古，嗜经籍，藏书数千卷，有时亲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他自号葆光子。他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玩笔佣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蚕书》等。孙光宪善词，蜀人编辑《花间集》，收录了他的六十余首词。十国词人，除西蜀与南唐外，其他只有荆南光宪一人而已。

孙光宪有怎样的文学思想呢？他认为对文学应该守寒素之心，无躁竞之心，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他的词既有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的华丽香艳，又比其他“花间派”词题材广阔和充实。有不少词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开拓出了新的意境。如《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鹊面弓离短韔，弯来月欲成。一只鸣髇云外，晓鸿惊。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华明，正三更。何处戍楼寒笛，梦残闻一声。遥想汉关万里，泪纵横。”

孙光宪的笔记《北梦琐言》一书记录了不少唐代的政坛、文坛和民间的掌故，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北梦琐言》中有一则《破天荒解》说：“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这是“破天荒”一词的最早记载。

孙光宪词以情景交融、婉约缠绵见长。代表作有《浣溪沙》、《菩萨蛮》、《虞美人》、《酒泉子》、《清平乐》、《更漏子 》、《上行杯》、《南歌子》、《应天长》等。其中《清平乐》写一青春少女因为“连理分枝鸾失伴”而产生的春恨愁思，“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凄凄”，写得极其哀婉，令人同情。

《疑狱集》包括许多法医知识，在平反冤狱中有一定作用，为宋慈著《洗冤集录》创造了条件。

和凝著作甚多，有《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等集，今多不传。现存有《宫词》百首等。作品流传和影响颇广，故契丹称他为“曲子相公”。但他“悔其少作”，多加销毁(《北梦琐言》)。现存词20余首，大都以华艳辞藻写男女情事，如《江城子》5首等。《花间集》录和凝词20首，《全唐诗》录24首。近人刘毓盘辑得29首，编为《红叶稿》1卷，有北京大学排印本。事迹见新、旧《五代史》本传。

另有人考证和凝，韦庄，鱼玄机同为一人。此观点争议颇多，待考。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一样，另有四字真言，鬼、泣、血、死，故被称为";诗鬼";。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赞之为“骚之苗裔。”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薛雪（《一瓢诗话》）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即温庭筠），尤益另炷瓣香。”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依约楚辞，而意取幽奥，辞取环奇。”高棅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黎简甚至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毛泽东主席与陈毅元帅探讨诗词时也曾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致陈毅》）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杜牧含蓄地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钱钟书评曰：“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术特色李贺的诗想象力丰富，意境诡异华丽，常用些险韵奇字，作品中出现的“死”字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风格同唐朝其他诗人迥然不同。他的诗作内容有一部分承袭了屈原《楚辞》中《山鬼》、《国殇》等篇的传统，如《神弦曲》、《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另一部分则很有现实主义风格，如《老夫采玉歌》，反映了贫民生活的艰苦。同时他的诗中也流露出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

郑谷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梦想虽然惨遭破灭，但诗歌创作却成就卓著。《全唐诗》收录他的诗有325首，郑谷本人辑录于诗歌自选集《云台编》、《宜阳集》中的，共计有1000多首，可惜版本均已失传。因此，郑谷和当时的著名诗人许棠、任涛、张摈、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同被号称为“芳林十哲”，(又称“咸通十哲”)。有人甚至称郑谷为晚唐诗坛巨擘。

最后，诗人终于在这种想超脱而又超脱不了的矛盾心境中，走完了悲哀而又卓越的一生。

和李白、杜甫一样，郑谷也是政治仕途上的失败者，然而，仕途上的挫折，偏偏成就了他们的创作，从而也就成就了他们千古流芳的诗名。正所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古贤哲们的奇丽人生，确实值得人们永世深思。这恐怕也正是郑谷读书堂能够成为千古胜迹的原因之一吧？

可惜的是随着晚清朝廷的腐朽，国家的衰败，郑谷读书堂也沦落毁圯，继而没入了柴丛。近百年来，已是无人踏足了。

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旅游经济意识的加强，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化古迹的多方面价值。因此，郑谷读书堂和近旁的栖隐寺，都已被僧俗各界提上了筹备重建的议程。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这所古朴的草堂，将带着一名久远的读书人的诗书风采，重现在人们的眼前。

晏词集中没有朋友之间的合作，没有一首是“次韵”之作。这可见晏殊填词，纯为抒写自己的性情，不是为应酬而作（替歌女写作不是普通所谓“应酬”）。因为不是敷衍朋友，故有真性情。不象南宋时以词作为进身之阶或交友之贽，没有把词当作“敲门砖”，所以有好作品。

晏殊词中也没有如柳永、张先等人作品中的那种羁旅愁苦，这是由于他一生富贵，仕途坦荡决定的。

《东都事略》说他有文集240卷，《中兴书目》作94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30卷，皆不传。传者惟《珠玉词》3卷。汲古阁并为1卷，为《宋六十名家词》之首集，计词131首，清人辑有【晏文献遗文】收入【宋四人集】中。

在宋末词人中，蒋捷词别开生面，最有特色和个性。在社交上，他与声同气应的周、王、张等人不见有任何来往，词风也是另辟蹊径，不主一家，而兼融豪放词的清奇流畅和婉约词的含蓄蕴藉，既无辛派后劲粗放直率之病，也无姜派末流刻削隐晦之失。 他敢于直接表现亡国遗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沁园春·为老人书南堂壁》和《贺新郎·乡士以狂得罪赋此饯行》二词，就充满着一股不屈的奇气。蒋捷词还多角度地表现出亡国后遗民们飘泊流浪的凄凉感受和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

此处，蒋词的情感基调不像王沂孙、张炎词那样一味的低沉阴暗，有的词作格调清新，乐观轻快，如《霜天晓角》（人影窗纱）和《昭君怨·卖花人》写折花和卖花，极富生活情趣。蒋捷在宋末词坛上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卓然成家，对清初阳羡派词人颇有影响。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他青年时诗文就写得很好，《宋书》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明）、谢（灵运、胱）、韦（应物）、柳（永)之间”。他曾写过一首《墨梅》，得到宋徽宗的嘉赏，并由此受到器重。他是专学杜甫的，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他学杜甫又不拘泥于杜甫，对前贤的作品是博览约取，善于变化。他还特别推崇苏轼和黄庭坚、陈师道，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参合各家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语言质朴，音节响亮，形象丰富，很少用典，明快中没有鄙俗，口语化略无平淡。所以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江西派的其他诗人的成就较大，无愧于江西诗中的改革派。

诗人还写了不少怀念故乡洛阳的作品，如《虞美人》(亭下桃花盛开，作长短句咏之）“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虞美人》是写虽然到了春天（“又东风”），洛阳的桃花未必开得和往年一样红妍。其原因是被战乱践踏得连花儿也一改旧时的俏容，给洛阳蒙上一层耻辱的阴影。《临江仙》是写在洛阳午桥相约饮酒，在座的都是同学少年，英雄豪杰。当时陈与义才二十多岁，金榜题名（二十四岁进士及第）。又二十多年过去了，简直像一场恶梦，虽然还活在世上，确实叫人日日夜夜提心吊胆，担惊害怕。其原因又是朝纲败坏，战争使社会动荡不安所造成的。再如《法驾导引》中的“归路碧迢迢”。《点绛唇》（紫阳寒食）中的“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木兰花慢》中的“北归人未老，喜依旧，著南冠”。等等都是写对故乡的怀念。归途遥远，又一定是杂草丛生，无路可寻，欲归而不可得。即是回去，由于长期在外难解乡音，父老子弟们对我会是什么看法呢?年龄不算大（逝世时才四十九岁），依然喜爱北方衣着，无不流露出怀恋故乡之情，任何一个羁旅它乡的人读了都会产生共鸣。

王观代表作有《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临江仙·离杯》、《高阳台》等，其中《卜算子》一词以水喻眼波，以山指眉峰；设喻巧妙，又语带双关，写得妙趣横生，堪称杰作。《红芍药》词写人生短暂，从而提出人生应追欢及早，写法亦颇有特色。王观的词集取名《冠柳集》，表示高出柳永之意，后失传。

其词内容单薄，境界狭小，不出传统格调，但构思新颖，造语佻丽，艺术上有他的特色。他的词集取名《冠柳集》，表示高出柳永之意。其词虽不能说凌驾于柳永之上，却也有所独创。如[天香]把“穷冬”写得欢腾热烈，[庆清朝慢]描绘早春物候及青年女子的踏青情态，在当时即脍炙人口。又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情思婉转而清丽，特别是上片把江南绿水青山比为女子的“眉眼盈盈”，一变以物喻人的传统方式，十分动人。王灼说：“王逐客才豪，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碧鸡漫志》卷二)有理有据的。

谢逸是五代花间词派的传人，所著《溪堂词》“远规花间，逼近温韦” （薛砺若《宋词通论》） ，雅洁清丽，蕴藉隽妙，在北宋后期的词坛上自成一家。所著《溪堂词》，“皆小令，轻倩可人”（明毛晋《跋溪堂词》），“标致隽永”（《词统》卷四），今存词六十二首。其词既具花间之浓艳，又有晏殊、欧阳修之婉柔，长于写景，风格轻倩飘逸。

其诗风格与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相似，清新幽折，时人称之为“江西谢康乐”。其文似汉朝刘向、唐朝韩愈，气势磅礴，自由奔放，感情真挚动人，语言流畅自如。黄庭坚说他若在馆阁中，“当不减晁、张、李商老”（晁补之、张来、李商隐）。

谢逸的诗，文词洗炼，有古意，颇受黄庭坚欣赏，认为他诗中名句“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雕”、“老凤垂头噤不语，枯木槎牙噪春鸟”、“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凋”及词中名句“黛浅眉痕沁，红添酒面糊”、“鱼跃冰池飞玉尺，去横石岭拂鲛绡”，“皆百炼乃出治者”。其生新瘦硬之处，颇得黄庭坚诗的神髓。又如《寄徐师川》诗中的“江水江花同臭味，海南海北各山川”一联字法句法都有明显模仿黄诗的痕迹。

但谢诗中较多的是轻隽健朗，清新疏快的句子。《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虽稍近寒瘦，然风格隽拔，时露清新”，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谢逸诗清朗健拔的特色。尤其是其七言古诗，多感情充沛，辞意流注，很有笔力。其五言古诗则多写隐居生活，气格闲雅淡远，时与陶、韦相近。

谢逸与当时著名诗人洪刍、饶节、潘大临等人关系密切。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谢逸等25人为法嗣，这就是在宋代诗坛上颇有影响的“江西诗派”，且评其诗曰：“才力富赡，不减康乐。”谢逸与其弟谢薖被称为“临川二谢”（比作谢康乐和谢玄晖），入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

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估中，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诸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诸君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阙于壁：‘可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落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依水，情乎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

谢逸诗词中有不少描写家乡旖旎风光和风土人情的名篇：《金石台》、《北津渡》、《吴家渡》、《望江南》等。在《卜算子》词中，较好地体现了江西诗派诗人写词好化用前人诗句的特点。前人评此词为：“标致隽永，全无香泽，可称逸词”（《词统》卷四）。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为郑彦国编的《临川集咏》所作的序言，是其散文代表作。

著述甚丰。著有《溪堂集》20卷，诗集5卷，补遗2卷，诗余1卷，另有《春秋广微》、《樵谈》等书，多散佚。现仅存《溪堂集》10卷，《溪堂词》1卷，有其诗216首、词62首、散文47篇。《四库全书》存《永乐大黄》辑本《溪堂集》10卷。事见《（道光）抚州府志》、《临川县志》、《江西通志》、《四库全书》、《江西诗征》。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语言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秋歌》等。

词赋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菩萨蛮》《忆秦娥》等。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唐末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背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

道经
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开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思想
盛唐国力强盛，多数士人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李白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诗文翘楚李流芳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以诗歌和小品闻名于世。天启，崇祯年间，文坛上正是竟陵之气方盛，公安之余波未绝之时。李流芳诗文既不同于以复古求革新的李攀龙等“后七子”，也有别于神秘晦涩的钟惺等人，而以自然平易、质朴清新的风格，书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李流芳的诗歌风格类似于陶渊明的《游斜川》和白居易的《香山集》，他还深受好友程嘉燧的影响。他认为诗应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性情是诗歌的生命。要做诗，就应该培养自己的性情。至于诗的表达形式，这都是诗人在求表现其性情之时的自然流露。他的作品就是循着这一观点创作的。　　如他的五言诗《过臬亭龙居湾宿永庆禅院同一濂澄心恒可诸上人步月》记其“出西湖”、“向黄鹤”、到龙居湾永庆禅院同阔别已久的一濂等僧友欢聚的情景，状“霜余山容浅、天清海气薄”之胜境，抒“暂歇尘劳心，始知寂灭乐”之善缘和“夜长惬深语”的欢趣，以及“千林流素”之时与僧友一道步月吟诗之意境神韵，可与苏轼那首脍炙人口的《记承天寺夜游》相比并。　　李流芳的文章亦为文人所重。内容为叙事怀人、山水游记和题画及序，以题画为多。这些文章不长，但都清新自然，风姿各异；笔墨平淡，感情真挚深厚。正如黄宗羲所言：“长蘅无他大文，其题画册，潇洒数言，便使读者如身出其间，真是文中有画也。”　　他的《题灯上人竹卷》便是一例。这篇短文与其所绘尺幅小画笔致非常相似，信手写来，淡淡数笔，而情趣盎然。没有雕饰之痕，而有淡永之美。作者追忆与上人相知的经过，平平叙来，三言两语，而别后思念之情溢于纸上。“幽窗几净”三句，今与昔、情与景融成一片。谈及绘事，则以千竿真竹化为乌有的惋惜，反衬友人画竹笔墨益进的可喜，由此又生奇幻之思，说画竹乃真竹所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奇幻中又带有诙谑，见友人画艺大进，自己为此感到高兴。　　李流芳于崇祯元年（1628）病中自选诗文12卷（古今体诗6卷，共366首；杂文4卷，题画跋2卷，共90篇），定名《檀园集》，命侄子李宜之和子李杭之校勘。崇祯三年（1630）由知县谢三宾合唐时升、娄坚和程嘉燧三人诗文编成《嘉定四君子集》出版。　　清乾隆46年（1781），《檀园集》被钦定为《四库全书、集部六》。1993年《檀园集》入选《四库明人文集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法大成李流芳书法源于苏轼，擅长行书和草书，为一代著名的书法家。书法风格浑厚而大气、自然而严谨，与绘画一样，在书法上受董其昌的影响，力求生秀古淡。 他在《跋摹书帖》中对书法艺术有一段极为精到的论述。他认为：学习书法，要临帖但不要成为字匠，不求形似而应汲取传统的精髓；要师古但又要创新，应自具风貌。他又非常重视文学趣味和学识修养对笔墨书画的影响，他的书画充满了悠悠的文人气息。　　他以苏轼为模范，取苏字扁平的形体，而去其丰腴及天真烂漫，改为细劲坚挺的笔道，于是筋骨隽峭，风神一变，正如行家所评：能得苏字精髓，又具自家面目。　　上海博物馆藏其《李白游洞庭湖诗轴》，行书“天门中断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用笔圆润，以气韵取胜，结体肥瘦得益，自然舒展而无矫揉造作之态；起笔收锋，沉着俐落，纵放有度，节奏平稳而错落有致；横竖撇捺，颇得苏字风神气度，点划细微处又自出意匠。学苏字又不完全与苏字雷同，当属明人学苏字中的上品。　　再如入选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国宝大典》的自书五言诗轴，行书共40句，属借景劝世之作。全篇章法匀称，结构严谨，点划精到，颇见功力。风格在苏东坡和赵頫之间。但细观之，长蘅此书又有其独到之处：一是方笔多起笔处多有棱角，由于笔间牵丝流畅，行笔有动势，仍不失灵动之感；二是撇多收锋，显得较为含蓄，也增强其力度感，这似乎赵字。李氏书法，学古能变，且独具风格。　　李氏行书，在点画笔意处匠心独具，心意迭出，是明代学苏中的佼佼者。在入古出新方面，他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平素题画之作，多用行书，笔致含蓄，行笔流畅，与画相得益彰。　　李氏草书参用杯素法，但绝不放纵。而只是增加点划之间顾盼、回环、牵联。结体取横向，纵向均加大向上的倾斜幅度，从而加强整体篇章的动感。据说他晚年曾草书唐宋先贤诗达数十巨册，既研诗律，又练书法，可知其习书之勤劳，炼字之功力。　　李流芳传世墨宝比较多，有扇面、手札、立轴和题画，绝大多数收藏于江、浙、沪和苏州市等博物馆。其作品被辑入《中国书法名作大观》和《国宝大典》等典籍。

画苑健将画家李流芳，工山水，兼善花卉。其画主要师承五代董源、巨然以及元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和倪云林。李流芳《秋林亭子图》轴，上自题七绝一首：“山作矾头水少纹，巨然烘染董源皴。一间山水闲亭子，脱手平分与故人。”这无异于声明自己的笔墨是从董、巨中学来的。事实上，李流芳在传统学习上并非局限于一、两家。三百年来风行海内外，盛传不衰的《芥子园画谱》（上水部分）就是以他临仿古人各家风格的课徒画稿为蓝本整理、增编而成。　　李流芳在绘画上既崇尚宋元各家，又能注重师法自然，强调写生，于画中自创新意。《吴中十景图》册是他写生作品中的代表作。他以艺术家的视角摄取吴中十处风景名胜入画，摹写真实生动，主景次景剪裁得宜，他的传神之笔塑造的艺术形象展示了吴中胜景特有的风采，令人神往。他五十岁时画的一副雪景轴也来源于生活经验，画上自题：“甲子腊月十三日，归自吴门，大雪弥日，舟过城南，见留光树色，冒雪含烟，颇不乏致，辄画此纸。”他每次游西湖，都要带回很多写生稿，总之他的写实功夫是比较突出的。他常以自然山水为画本，随手写景，所以笔端不落俗套，富有生气，形成一种清新、秀逸的独特风格。董其昌赞道：“长蘅以山水擅长，余所服赝乃其写生，又有别趣。”　　山水外，李流芳又善作水墨写意花卉。他的花卉，笔势飞舞，泼墨淋漓，别有一种逸趣。归昌世叹为：“其娟美之致，俱在笔墨之外，真不可及。”董其昌评为：“竹石花卉之类，无所不备。出入宋元，逸气飞动。”总之，李流芳的高超画艺使他成为晚明画坛上卓有声誉的大家。　　他的画，同他的诗文一样，寄托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成为作者抒发个人性灵的凭借。其《长林丰草图》轴，足具代表性：远山秀朗，湖中风帆一片，堤岸杨柳扶疏，水草丰盛，茅屋中有一老人正仰首低吟，隐居的惆怅心情，使满幅明媚江南春色，织入几许愁丝恨缕。细读右上题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可谓作者伤时不遇的郁闷，报国无门的悲哀，尽融解到那长林丰草的媚人景色中。　　李流芳曾言：“画会之真山真水总不似，画会之古人总不似，画会之诗总不似。”“萃造化、古人、诗境于一局，以不似求真似。”这便是他画学思想中著名的“三不似”理论，其精神即绘画应做到形似和神似，写实与诗境高度完美的融合统一，体现了李流芳要求突破传统、改革创新的精神，何等珍贵。根据他的画卷题画跋语编成的《檀园论画》，为中国画论的可贵资料。　　其绘画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珍藏，并入选《国宝大典》和《海外珍藏中国名画》等绘画经典。

印坛名流诗、书、画之外，李流芳还精于治印。他宗法文彭，上溯汉制，又自具创意。是三桥（即文彭）派中骨干，与皖派篆刻大家何震齐名。　　如李氏印作“每蒙天一笑”，语出杜甫《能画》，离开原诗的语境，可以理解为自谦之词。意思是刻印、画画或写的字，“小动作”也安排得比较巧妙。运刀以冲为主，带有反刀动作，颇似苏宣。线条质朴，没有过多曲折，刚柔互补，整个效果爽朗清丽，笔意舒展。有一种轻松、自然、貌淡神浓的秦汉风范。　　再如他的另一枚印作“山则之臞”，它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古人常以“山泽之臞”来形容隐迹山林的高人隐士，刻此四字恐怕是李流芳自我心境的流露。这件作品，在章法上采用了回文法，以求得虚实对角呼应；在笔法刀法上，显得有骨有肉，自然轻松，流溢着一种不经意的创作心态。　　总之，他的作品大都是粗服乱头，纵横冲撞，线条古拙朴茂而无故意修饰之概，风格豪放潇洒不羁，在粗糙中见出元气淋漓的大度来，比起刻意工整又时俗之气充斥的匠气之作来，这样的作品显然更有魅力。他那“不择石、不利刃、不配字画，信手勒成”的风度，正是一种才子型的创作，他是个地道的写意派篆刻家。　　李流芳既精于篆刻，又是位诗文高手，所以常常以名流身份出现在印坛，为同时代的篆刻家的印谱撰写序跋，其中不乏精彩的记述和有价值的见解。　　“余少年时游戏此道，偕吾休友人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今渐老，追忆往事，已如隔世矣。”　　“印文不专以摩古为贵，难于变化合道耳。三桥、雪渔其佳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矣。”　　以上文辞，集中反映了明朝后期印章创作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他所谓：“前无古人”、“印文不专以摩古为贵”，并非无视古人，实乃通古变今，入古出新，它提示了印章艺术发展的方向。明朝万历年间，印学思想流派纷呈，李流芳为“入古出新”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篆刻作品被辑入《中国闲章艺术集锦》和《历代闲章名品鉴赏》等典籍，他有关印学的论文入选《历代印学论文选》。　　李流芳以诗文和本县程嘉燧、唐时升、娄坚合称“嘉定四先生”；他和松江画派班头董其昌，以及陈继儒、杨文聪、王时敏、王鉴、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等合为“画中九友”；在篆刻界，他与归昌世、王志坚合称“三才子”，享有诗书画印俱佳、诗书画三绝的称誉，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位对后人有影响的文人艺术家。如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非常推崇他的人品和画品，早年即对其画十分倾心，且广为搜罗，深入研习，从中获益甚多。

陕西军务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力和粮饷。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这里后，经过治理，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为尽早彻底剿灭农民起义军，明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全面围剿方略（又称“十面埋伏”），并为完成此计划增兵12万，加派饷银 280万两。但孙传庭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因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况且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孙传庭料知他的计划不会被采纳，便着手清点私产，得银两4.8万，并招兵买马，自办围剿所需的人力及资财。当明廷汇集各处上报的招兵募马的数额时，唯独孙传庭的奏疏未送到。素与孙传庭有隙的杨嗣昌于是乘机发难，抱怨朝廷的军法在陕西竟行不通。孙传庭对此上疏申辩道：“让我像其他抚，登记郡县民兵的上，于是对及额，就我先前所报屯兵已满额了。何况还有招募练马步军，数目超过一万，怎么会不遵守部建议。到了一百天的时间，商、洛的讯问保持，我都不敢把。然而让敌人进入商、洛，但我不能抵御，则治臣的罪。如果我住商、洛，而逾期不能够消灭寇贼，事情就一定不是我的错。”

围剿流寇

击败高迎祥

高迎祥进入陕西以后，卢象升部官军齐集河南西部，堵住了高迎祥东出中原的路子，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消灭高迎祥的任务就落到了陕西官军的头上，具体来说是落到了陕西新任巡抚孙传庭的头上。高迎祥进入陕南后，洪承畴与孙传庭进行了工作分工，洪承畴重点对付陕北一带的李自成等部，孙传庭则重点对付高迎祥。高迎祥部退入陕南山区之后，在荒山野岭无处觅食，人饥马乏。为摆脱困境，他决定走小路进攻西安，给官军来一个突然袭击。孙传庭对此早有预料，在闯王必经之路周至县黑水峪设置伏兵，准备以逸击劳。

崇祯九年七月中旬，高迎祥部果然出现在周至黑水峪，进入了孙传庭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四天的激战，此时天降大雨，高迎祥部已经连续多日断粮，人马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大战中渐渐招架不住，官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关键时刻，高迎祥部下乾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叛变。混乱中，叛徒将高迎祥的部卒和坐骑拉走，高迎祥被官军包围无法脱身，只好脱下盔甲藏到草丛里，官军搜山时将其活捉。俘杀高迎祥之后，孙传庭又乘胜在渭南和咸阳北原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时声誉鹊起，威名甚至盖过了总督洪承畴。高迎祥的败亡对农民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两位著名的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向明朝投降。不久蝎子块复叛，被孙传庭安插的武大定杀死。高迎祥是民军中实力最强的，蝎子块则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的，这两人都死于孙传庭之手，这对农民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转战陕豫

孙传庭折衷了兵部“堵截正面，固守商洛”的议定，派重兵扼守商洛一带的战略要地。当大天王率领的民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此时，只有河南民军对明廷仍具威胁。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即“革左五营”）联营广达数十里，待机进逼潼关。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民军主力都在河南，于是率部而东，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民军窘境日甚，不得已向熊文灿请求受降。但自以“主剿”著称的孙传庭未采纳熊文灿的劝阻，执意要进攻民军，最终接到杨嗣昌的手书才停止进攻。民军虽受诏归降，但并未解除武装，而是移兵易阵，伺机进袭商洛一带。孙传庭令部将王文清等率部数战民军，民军余部波迫转移内乡、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