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著有《江湖长翁文集》四十卷，由子师刊刻行世，陆游为之序，称能居今笃古，一洗纤巧摘裂为文、卑陋俚俗为诗之病。明神宗万万四十六年（1618）仁和李之藻获抄本，称其“学赡而笔劲”，“诗则宋诗，文则涉汉轶唐”，并与秦观集同刊于高邮”。《四库全书总目》谓其“文则恢奇排奡，要亦陈亮、刘过之流。其他札子诸篇，多剀切敷陈，当于事理。记序各体，锤字炼词，稍伤真气，而皆谨严有法，不失规程”(卷一六一)。

文集最初由其子师文刊刻行世，原本已佚，明李之藻于万历间据抄本重刻，与秦观诗文合为一集，今存李之藻刻本、《四库全书》本。近人赵万里又辑有《江湖长翁词》一卷，收入《校辑宋金元人词》。《全宋词》第三册收其词十首。《全宋诗》卷二四二二至二四四一录其诗二十二卷。《全宋文》卷五七四九至五七七○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郑兴裔《荐举陈造状》、元申屠駉《宋故淮南夫子陈公墓志铭》、《宋史翼》卷二九。

王珪以文学进用，受同僚共同推崇赞许，其文章气魄宏大华丽，自成一家，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于他的手，词林人士都称赞他。自熙宁初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但他官任到宰相，共十六年，没有多少建树，大多是谄谀歌颂之词。他亲笔撰著的《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在京诸司库条式》一百三十卷、《王珪集》一百卷，和续著的《宋六朝会要》，都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史资料。

清《四库全书》收录了王珪《华阳集》四十卷（原为六十卷、附录十卷，后删减），在《总目》中介绍说：“ 珪少掇高科，以文章致位通显，不出国门而参预大政，词人荣遇，盖罕其比”。又说：“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毫无愧色。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

陈师道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上。他自己说：“于诗初无诗法。”后见黄庭坚诗，爱不释手，把自己过去的诗稿一起烧掉，从黄学习，两人互相推重。江西诗派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列为“三宗”，其实陈师道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学习过黄庭坚的诗风，其后就发现黄庭坚“过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后山诗话》），因而致力于学杜。对于他学杜甫所达到的境界，黄庭坚也表示钦佩，曾对王云说，陈师道“其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作诗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王云《题后山集》）。方回的《瀛奎律髓》有“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三宗便是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方回并说：“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

散文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王禹偁是宋初作家中成就较高者，他在诗、文两方面的创作都较为突出，促进了宋初诗风、文风的变革。宋初诗派林立，但主要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家。王禹偁属“白体”。

古文

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来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的优秀作家之一。王禹偁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反对艰深晦涩，雕章琢句，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王禹偁为了革除这种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待漏院记》是一篇政论，提出“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的论题，规劝执政者要勤政爱民，而不能“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义正辞严，笔触锋利。

苏轼称仲殊“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稗海》本《志林》卷11)。其诗散见诸家笔记，如《京口怀古》、《润州》等诗，雄放而有情致，颇具唐人佳境。仲殊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词作方面。有些描写春情、别恨一类的作品。如〔诉衷情〕“涌金门外小瀛洲”、〔蝶恋花〕“开到杏花寒食近”等，被誉为“篇篇奇丽，字字清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更多的词带有苏轼超迈横绝的作风，这在他登临怀古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如〔金蕉叶〕“六朝遗恨连江表，都分付，倚楼吟啸”，〔定风波〕“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都于壮丽空阔的景物描绘中寄寓历史的感慨，表现出超旷的胸襟。此外，如〔南柯子〕写“六和塔";，〔柳梢青〕写";天涯";、“行人”，也都显得清新洒脱。所以苏轼说他“胸中无一毫发事”（《志林》卷11），“通脱无所着”（《东坡后集》卷一《破琴诗引》）。至于仲殊的一些吟咏花草的词，却既无寄托，又乏风韵。

仲殊有词1卷，名《宝月集》，早已失传。近人赵万里辑《宝月集》1卷共46首，断句七，《全宋词》据以收录时，有所增补。《全宋词补辑》又新补22首。

叶梦得的创作活动，以南渡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词不出传统题材，作风婉丽。其词集第一首〔贺新郎〕词，相传为应真州妓女之请而写，播于歌者之口，正代表他早期词作的格调。但这类词在《石林词》中为数甚少。关注说他“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题石林词》)集中所存，大抵属此，如毛晋所说“不作柔语□人”（《石林词跋》）。可见他随着社会的巨变而学习苏轼词风，用词抒发家国之恨和抗敌之志。如〔念奴娇〕“云峰横起”就完全模仿苏轼“大江东去”，并用原韵。〔鹧鸪天〕“一曲青山映小池”更将苏诗组织入词。他写景是“汹涌三江，银涛无际，遥带五湖深”（〔念奴娇〕），咏怀是“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水调歌头〕），与张元干、张孝祥等词人一样，都是辛派词的先驱。苏轼词的豪放，原本包括沉雄与清旷两个方面，叶梦得也有不少清旷之作，如“生涯何有但青山，，小溪湾，转潺□；投老归来，终寄此山间”（〔江城子〕），“柳絮尚飘庭下雪，梨花空作梦中云，竹间篱落水边门”（〔浣溪沙〕）。当然他的成就尚不能与苏轼比肩。恰如王灼所言，在苏派词人中晁补之、黄庭坚是学苏而得其七八分者，而叶梦得则得六七分（《碧鸡漫志》卷二）。

他议政论事的文章，流畅平易，且颇有见地。如《轮对第一□子》指斥当时“二三大臣远避嫌疑之时多，而经纶政事之时少，共济艰难之意浅，而计较利害之意深”，被洪焱祖赞为深切之论。在淮南所作《与赵端明书》指责赵葵治军之失，真切直率。他也是南宋后期的骈文名家，所作表、奏、启、策，用典精切，文气纡徐畅达，为当时人所称道。

方岳的诗多反映他罢职乡居时的心情和感慨，如在《感怀》诗中写道：“宦情已矣随流去，老色苍然上面来。已惯山居无历日，不知人世有公台。”由此可见其心境之一斑。他曾在《次韵别元可》诗中说过，“书不厌频读，诗须放淡吟”，他的诗也以疏朗淡远见长。所以清吴焯评其诗“不失温厚和平之旨，力矫江西派艰涩一路，学者当知之”（《绣谷亭薰习录·集部》“秋崖小稿”条）。不过他也有不少诗作“工于琢镂”（陈□《宋十五家诗选》），尤其注意对仗的流丽熨贴、新颖工巧。如《山中》：“白练带随红练带，木夫容并水夫容。宁消几两生前屐，忽忆当年饭后钟”；《感怀》：“敲月不知僧某甲，锄烟赖有老畦丁”等。

李之仪是苏轼门人之一，元祐文人集团的成员，擅长作词，前人称其“多次韵”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毛晋《姑溪词跋》）。他很注意词的特点，曾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他批评柳永“韵终不胜”、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而主张像晏殊、欧阳修那样“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跋吴思道小词》）。他的佳作也确能达到这一要求，如〔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立意造语学民歌与古乐府，即景生情，即事喻理；下片借水言情，极为深婉含蓄。他曾与秦观、黄庭坚、贺铸等人歌词赠答，前人多将他与这几人并提。但实际上他的创作成就比起秦观等人有所不及。清人冯煦评论说“姑溪词长调近柳（永），短调近秦（观），而均有未至”（《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是较为中肯的。

李之仪在当时还以尺牍擅名，亦能诗，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受到苏轼称赞。有《姑溪居士前集》50卷，南宋吴芾守当涂时所编。又《后集》20卷，不知编者，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则亦出宋人之手。今二集俱存。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其词另行，《直斋书录解题》录《姑溪词》1卷，有吴氏石莲庵《山左人词》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

晁补之生活在北宋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几帝期间，正值北宋王朝由盛渐衰之际，社会的各种矛盾、朝内新旧党争，日益尖锐、激烈。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加上自身的弱点，最后失败。北宋王朝在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朝政的危机中，越陷越深。昏庸的宋帝及统治集团已无力、也不可能改变和摆脱这一衰败局面。在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里，尽管晁补之有济世之志，但不能施展，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他在任职期间，虽颇有政绩，但不被重用；相反，却一次次受排斥、被贬官。

晁补之联系他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的身世，愤怨抑郁的心情凝聚于笔端，抒之于词章之中。他这种情感，从其创作的许多诗词作品中都程度不同的流露出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贬监信州酒税时写的《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引自《晁氏琴趣外篇》卷二）：

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绮，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几点渔灯小，迷近坞。一片客船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穷，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怪竹枝歌，声声怨，为谁苦。猿鸟一时啼，惊岛屿。烛暗不成眠，听津鼓。

概述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说：“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坐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诗相较词作流传之广，张孝祥的诗闻名度不高。较之词作，于湖诗追求的是另一种文学境界，韩元吉称之为“清婉而俊逸”，他的诗明显受宋诗的气质影响，学杜，学苏，承受江西诗派影响。诗作内容包含对国事的忧怀，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羁旅感怀，其中尤以感怀诗最佳，体现了其诗风的清婉俊逸，诗意的深隽奇正和诗韵的平实简淡。譬如《宵征》中“竹舆出林薄，十里月渐明，光彩散草木，凉意浸冠缨”，风格较其词的豪气，诗情主体清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