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

政治

●官吏考核

万历初年的政治改革主要措施是“考成法”，是万历元年（1573）推行的。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早朝制度

政治●政治体制　　在即位魏王之初，曹丕便出台两项新政：

第一项新政是废除中常侍和小黄门，改设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两种官职，定员各四人，同时又宣布：严禁宦人干政、宦人为官，最高只能充任”诸署令“，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根源。为了传之久远，他还依照”国有大事则镂于金版“的古训，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的简策上，然后珍藏于石室之中。

第二项新政是采纳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成功缓和了曹氏与士族的关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为称帝奠定基础。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

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年）果断称帝，结束汉朝四百年统治，开创士族政治之先河。登基之后，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削夺藩王权利，曹魏藩王的封地时常变更，没有治权和兵权，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这个政策虽然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却留下隐患，导致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政治

重视台谏

虽然宁宗对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见，但他对台谏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视。宋代的台谏官有纠正帝王为政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他们的议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公众舆论，历代宋帝都非常重视台谏奏议。宁宗严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对人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殊不知，台谏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的士大夫入选台谏，才能使台谏发挥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宁宗却缺乏辨别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测之辈因而可以大肆引荐党羽进入台谏，控制言路。宁宗一味认定台谏之议代表公论，不可不听，至于台谏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却不闻不问。结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向往的台谏职位上，充斥着败类，他们打击异己、讨好权臣，是权臣用以控制宁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更化措施

韩侂胄死后，宋宁宗声称要革除韩侂胄的弊政，为赵宋基业“作家活”。史家把嘉定初年的政治举措称之为“嘉定更化“。“首开言路，以来忠谠”是宁宗更化的第一个措施，他再次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但也只是听听而已。改正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也是更化内容之一。

政治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伊始，由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辅政。公元426年（元嘉三年）宋文帝刘义隆杀徐羡之、傅亮、谢晦，从此政由己出。

元嘉六年（429年），宋文帝刘义隆因病由其弟彭城王刘义康执政。刘义康任司徒、录尚书事，后又加领扬州刺史，进位大将军，专总朝权。

经济

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424年－453年），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

政治上他提倡文化，整顿吏治，清理户籍，重视农业生产。元嘉十七年、二十一年两次下令减轻以至免除农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自东晋义熙十一年至文帝统治末年（415年－453年），“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三十多年中相对安定，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元嘉末年，北魏军队在江淮间一进一出，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战乱，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从此结束。\u0026nbsp;

文化

政治

●加强皇权　　李忱勤于政事，孜孜求治。先是用极短的时间将唐武宗时重臣李德裕清除出庙堂，这样的雷霆手段甚至使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都感到措手不及。之后，李忱大加起用重视科举出身的牛党成员（李忱本人极其重视科举），一举消灭了为患唐朝长达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

武宗在位时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灭佛，李忱在位时，纠正武宗时期矫枉过正的灭佛弊端，使其得到了适当的恢复。他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之利，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础，对加强皇权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厚实的政治基础，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意志，来刷新政治。

李忱任用宰相，皆由自己亲自选定。一次，李忱命萧邺为相，遣枢密使询问是否留其史职，李忱惧有朋党，遽换崔慎由为相。

●重视人才　　李忱即位后，决定宰相的人选，首先想到的是白居易，但下诏时，白居易已去世八个月。于是，李忱写下《吊白居易》，深表怀念之情。白居易不仅有文才，而且有从政之才。他在野时撰写诗文，才华出众；从政时颇有业绩，光彩照人。皇帝为一个诗人作悼亡诗，这在古代不说绝无仅有，恐也属凤毛麟角。白居易当然也是官员，但李忱完全是当作诗人来描述的，足见白居易当时的诗名。

政治

●处置后梁君臣　　李存勖与后梁抗衡，打得是“为唐复仇”的旗号，故此在灭梁后便拆毁朱氏宗庙，追贬后梁二帝朱温、朱友贞为庶人。他还打算掘开朱温的陵墓，劈棺戮尸，但因张全义力劝而作罢，最终只铲除了墓地阙室。此外，李存勖以诛杀逆臣的名义，族灭后梁宰相敬翔、李振以及权贵赵岩、张希逸、张汉杰等人，又以“助梁篡唐”的罪名，贬窜唐朝旧臣郑珏、萧顷等十一人。

但对后梁所署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武臣，只有肯归附后唐，李存勖都会予以承认。如宣武节度使袁象先、镇国军留后霍彦威、宣义军留后段凝、耀州刺史王晏球、匡国军节度使温韬，不但赦罪留任，还被赐以国姓（李姓）。温韬曾盗掘唐朝诸帝皇陵，被称作“罪与朱温相埒”，李存勖都未予追究其罪责。李存勖的这一举措，使得处于后梁直接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全都接受了后唐的统治。

●迁都洛阳　　后唐建立时，李存勖因曾兼任河东、魏博、成德三镇节度使，遂实行三都制，以三镇治所为都城。其中，太原号为西京；魏州升为兴唐府，号为东京；镇州升为真定府，号为北都。

后梁灭亡后，李存勖将后梁的西都洛阳改称东都，定为后唐国都，同时以雍州京兆府（长安）为西京。原西京太原改称北都，东京兴唐府改称邺都。北都真定府则废除都号，复称成德军镇州。

辽圣宗是一位接受汉族文化较深的统治者，在其统治时期，加快了契丹社会的改革进程。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大量吸收汉族的先进经验，在丧葬制度上不遗余力地效仿汉人。

政治

选拔人才，整顿吏治

圣宗亲政以后，开始整顿纲纪，进行政治改革，其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整顿吏治，通过整顿吏治，打击贪赃枉法官吏。

统和六年（988年），仿汉制下诏开始进行科举考试，放榜时，录取隐士一人及第。

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朝廷赏罚严明，故圣宗朝有明干俭朴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有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 柳者，有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因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决以大杖；萧合卓蔽贤能，耶律阿没里好聚敛则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正。

法制改革，汉契同法

行政

四大矛盾

矛盾之一：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并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使李适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德宗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转而变为对藩镇姑息。

政治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政治

铲除奸佞

他的治国思路是很开放的，他不拘泥守旧，敢于否定前任的政策，即他的父亲明宪宗的既定政策，大胆拨乱反正。由于明成化时期，宪宗皇帝宠信佛道，致使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朱祐樘诏令朝中不可崇佛信道，将前朝的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一律革除，处死曾经妖僧继晓，使文武百官相庆。

在人事安排上，朱祐樘完全来了一次大换血，他对前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及奸佞小人如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的弟弟万喜等人，毫不手软地做了处理，将内阁首辅万安罢官，将梁芳下狱，将李孜省流放，同时，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但他并没有大开杀戒，史家对他的此举多有称颂文。

重用贤良

朱祐樘勤谨一生，处处以人为本。他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平时熟记，做到心中有数，意在掌握官员动态，不受蒙蔽。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早已废弃的晚朝制度，他常披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有一天，仁寿宫起火，人慌马乱的救火，忙了一夜，朱祐樘没合一会眼，因此他没去上朝，就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向众臣请假。

在用人准则上，朱祐樘遵从唯贤唯德，大量重用贤才之士，这样，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太平盛世局面。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提拔选调官员主要以政绩为主。

条幅明志

徐阶主政以后，在内阁办公室墙壁上写了一个条幅：

以威福还主上 以政务还诸司 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

用直白的语言宣称：我要拨乱反正，把威权和福祉归还皇帝，把政务归还政府各部门，把官员的任免与奖惩归还公众舆论。这三句话可以看作是他的施政纲领，目的在于改变严氏父子专擅朝政的局面。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要向朝廷上下表明，不想成为严嵩第二，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众人合议

徐阶成为内阁首辅以后，就和严嵩反其道而行之，邀请内阁次辅袁炜一起办公，共同为皇帝票拟谕旨。皇帝知道了，认为不妥，认为只要首辅一人票拟即可。徐阶向皇帝解释，事情出于众人合议比较公正，而公正是所有美德的基础；独断专行就是自私，而自私会导致百弊丛生。皇帝听了表示同意。当时言官竭力抨击勾结严氏父子的大臣，皇帝对此很反感。徐阶委婉曲折地做出解释，缓解了他的怒气，保护了那些言官。

选用贤官

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为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讲学，使日后的权力交接显得更为顺利。

发展垦殖

郑经袭位后立即“分配诸镇荒地，寓兵于农”。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遣施琅、周全斌攻台，郑经“令洪旭抽各镇屯田者十之三，又拨勇卫、侍卫……丫合戴捷、薛进恩、林升、林应等舟师御敌”。清水师为飓风所阻，郑经“令班师回台湾……仍归屯耕作”。兴兵的同时又不废农。由于郑经始终没有停止垦殖业的发展，台湾的农业在不长的时期内达到了空前的成就。陈永华“亲历南北二路各社，劝诸镇开垦，栽种五谷，蓄积粮模，插蔗煮糖，广备兴贩，于是年大丰熟，民亦殷足”。共建立和发展起了三十五个庄，十二个平社。使“向之惮行者万今瞥为乐土焉”。许多居民点成为后来近代都市的胚胎。他们把大陆先进的生产经验广泛地传播到台湾各地，使“不识钩镶割获”、“不知犁耙锄斧”的高山族人民学会了冶铁、晒盐、炼制樟脑，开发原始森林，发展造船、渔业。从刚来岛时身处荒野以“食木子充饥”到齐拓田园近二十万亩，连年丰收，余粮栖亩，蔗物蕃盈，民殷国富。达到了“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并建天兴、万年二大粮仓，将其余供漳、泉二州，以取其利，故国用无匾。是时，闽粤逐利之氓，辐揍而至，岁率数万人，台湾之人以是大集。连清统治者也承认：“兹地自郑氏窃踞，民间积储有年矣了。”

兴修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