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藻的文学创作

杨基以诗著称，亦兼工书画，尤善绘山水竹石。其元末诗作，大多表现维护元代统治立场，入明后，仍眷怀元室。风格异于高启，多不能摆脱元诗靡丽纤细风习，他的无题、香奁诸体尤甚。王世贞批评它颇伤“风雅”（《艺苑卮言》）。他的写景咏物之作尚有佳品。如《天平山中》：“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观察入微，描绘如画，诗人一路沉醉于花香鸟语之中的悠然自得心情跃然纸上。其他如《春草》、《春暮西园杂兴》等诗，亦细腻自然，情景交融。其中名句如“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一树杨花三日雨，池塘春水绿萍多”等，向为人所称颂。五律《岳阳楼》境界开阔，起结尤入神境。时人以此称杨基为“五言射雕手”。古风《挂剑台》写吴季子讲求信义的坦荡胸怀，形象鲜明，风格苍劲，语言俊爽峭拔，不同于他的其他近体诗风，另开一新境界。

著作有《眉庵集》12卷，补遗 1卷。按古体、歌行、律诗、绝句、长短句及词曲分卷排列。明成化重刻时，江朝宗为之作序。

散文魏禧四十岁始游历大江南北，所至结交皆明遗民。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固辞。两年后死去。禧早年有志仕进，且富谋略，论事纵横排挤，策划卓有经纬。甲申乙酉后，一变初衷，自以病放废山中三十余年，对清王朝始终持不合作态度，表现了对故国始终不逾的感情。以归隐和游历为标志，魏禧散文创作，可分三个时期，各有着不同的特点。开始，治四书，则求其意义广博而喜议论。认为文旨惟经义可以无所不尽，致力论策制科，并以余力间为杂体，于经义外，搜览诸子史汉唐宋大家及其他杂艺之文，尤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为文崇尚雄健。其制艺不模仿先辈，多宏肆浩瀚之文，几同于论策。同时，他又认为文不必求工，只求不湮没论点，“使无遁理而已”（清道光二十五年易堂版《宁都三魏全集．魏叔子文集》卷首《自叙》）。及至隐居后，尽弃时文，为古文辞，方更讲求文章法度，于是能自削议论之繁博而精杰益出。游江淮吴越间，则多烟波呜烟之作，有一唱三叹之声，又几近欧阳修的风格。然而精悍之气，逼出眉宇，仍不可驯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古文一脉，至清初“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矩矫”，而汪婉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纵横，未归于纯粹”，虽对禧有微词，但却也精当地指出了魏禧陶铸百家、兼收并蓄的文风。　　魏禧长于见识议论及有意于用世的写作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论说策议中。其短篇史论，尤有特色，抓住一人一事，览古鉴今；笔力挺变，尺幅中如有龙蛇不可控攫。如《留侯论》踔厉风发，堪与苏轼相敌；《伊尹论》赞吊民伐罪而不拘君臣之序，洗发剀切，逻辑严密；《陈胜论》驰骤顿挫，一语破的；《晃错论》千委万曲，辨析精详；皆各得其妙。　　魏禧散文中更著名的是传记文，通过作传涉及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他描绘过明季酷烈的朝政；对大吏贪纵、小吏肥俊削、细民无依、官逼民反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主要是他深抱亡国之痛，为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作传，如《江天一传》、《明御史何公家传》。　　有些传记写山林隐逸、侠客壮士的义行异事。如《高士汪风传》、《大铁椎传》，题材不同，一系行踪飘忽，清高磊落的隐士，一系勇武非凡，不为世用的力士。魏禧既推崇前者耻于事清的操守，复将后者比之博浪沙椎击秦皇的侠客。其写作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如《卖酒者传》、《瓶庵小传》、《独奕先生传》、《谢廷诏传》等，记述某些市井奇人的所作所为，寓意精深，饶有情趣。总之，他的传记文风格多样，章法不一，最能表现他师承古人而不依傍古人、文随意尽、善变为法的创作态度。　　魏禧的叙记文也常写遗民志士，哀“贤人凋丧，同志寂寥”，感慨激昂而又低回往复，兼有欧、苏之长。他于哀情文主张文贵质朴，不必以痛哭见哀；以为韩愈《祭十二郎文》工于文而情以微。因而他以叙事为抒情，如《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情事惝恍，缠绵悲怆，即体现了这一特点。魏禧叙记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记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意味无穷。他的《吾庐饮酒记》、《白渡泛舟记》情景交融，清新委婉，旨趣潇洒。《宛臬记》斑驳奥秀，酷似柳宗元山水记。《翠微峰记》以叙事为山灵添色。《吾庐记》以记人使题旨生辉。魏禧还有大量画记，不仅描风镂影，且以议论画意取胜。《燎衣图记》细碎叙写而钩连绳贯，笔笔变化，无一雷同。著意处如画龙点睛，不著意处似颊上三毛，神态自现。《画猫记》感而讽之，取喻刻深而转折无迹。魏禧叙记文能将寻常题材写得不落俗套，往往得益于议论，翻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魏禧散文创作，不断取得蜚声文坛的成就，这和他的日臻完善的古文理论是分不开的。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不失为真知灼见。他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 （《日录.杂说》）他不仅批评为文不顾法度、师心自用，如野战无纪之师。且又反对株守古人之法而“中无所有”，指出要合古人之法而不效优孟衣冠，知文章之法有常有变。“伏应断续”是常法；为文者“中有所得”，兴会所至，得意疾书，不汲汲于常法而能自合于法度，是以善变为法。法之常可学，法之变须从“文外求法”，加强思想文化修养，方能“神而明之”。为此，他依据明理适用的易堂学旨，提出“积理”、“练识”的辩证主张，认为积“理”可使“识”不堕入嗜新逐异；“理”若未明，又应着重练“识”，其须考察“市侩优介大猾逆贼之情状”（《宗子发文集序》）。这样，“理”，才不致空疏无用。魏禧的观点代表了清初文论中理识法相结合的倾向，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诗作魏禧诗歌的成就不如散文，然亦不乏可传之作。易堂诸子以其四言为绝调，谓为奇峭古奥跳脱，不欲拟乐府而干汉魏。实则四言拟古痕迹太露，不及五七言。他的诗歌理论和散文一样，主张兴属而辞工，以理识为归；创作上取材广泛，变化多端。其诗作有沉郁雄健之气。如《读〈水浒〉》，歌颂梁山英雄能够同饥寒、共生死，同时鞭挞以诗书道德掩其恶的当世权贵；《卖薪行》、《出廓行》、《入廓行》、《从征行》、《孤女行》等篇则反映了当时贫民的生活图景，也显示出作者对世事的沉痛感触。

王象春家居时，曾寓居济南大明湖南侧，在百花洲筑问山亭，徜徉于济南湖光山色之中，以山水自娱，写有《齐音》（亦称《济南百咏》）百首，对济南山水湖泉题咏殆遍。如《大明湖》：

万派千波竟一门，冈峦回合紫云屯。　　莲花水底危城出，略似镂金翡翠盆。

生动地描写出明湖山水相形的阔大境界和城映水底、缤纷荟萃的秀美景致。然而，王象春诗并非只是咏写自然景致，其题咏古迹的《书项王庙壁》一诗，则抑扬楚汉，直抒己见：

三章既沛秦川雨，入关又纵阿房炬。　　汉王真龙项王虎。玉块三提王不语。　　鼎上杯羹弃翁姥，项王真龙汉王鼠。　　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龙亦鼠虎亦鼠。

象春以诗名于万历间。其山水诗，生动活泼，清新自然，读罢回味无穷。钱谦益说王象春“以诗自负，才气奔轶，时有齐气，抑扬坠抗，未中声律”（《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评论较为中肯。除《齐音》外还著有《地理俯察备要》、《山昔湖集》、《问山亭集》等。

王鸿儒的散文数量颇丰。从体裁上来讲，多而杂：有“序”、“记”、“文”、“论”、“辩”、“议”、“书评”、“杂录”、“传”、“墓志铭”、“碑文”、“赞”等等；从内容上讲，有记实性的、应酬性的、学术性的、史论性的、政论性的，等等。而其中思想、艺术价值较高的当属他的“序”、“论”、“议”、“辩”类散文，它们多表达了作者对政治及史实的见解，多属政论、史论文范畴。如其《〈三公篇〉序》中，主要阐述了为臣之道：君主代表国家，国治则需君仁、君义、君正，而这一切皆需为臣者“格君心之非”，尽心辅佐君主。因此，要求为臣者不只要精心为政，且要德才兼备。文章表面上是泛论为政之道，实乃隐含对当政者乱政的不满和对时政的警告。在《读〈战国策〉》中，王鸿儒对史书中的“吴败于越，在于不听伍子胥规劝，在越国大饥时济其粮草”的论断进行了批驳，指出了吴国之败，根本在于其国内不治，民心背离。在有些文章中，王鸿儒则直接关涉时政：如《念乱论》中，论述了国家安定的重要性，呼吁世人皆应怀念乱之心，行事以礼，治国安邦。在《〈荒?政·?治盗〉议》中，作者对现实中盗贼横生深为忧虑，并提出了自己的治盗方案：招募勇者，利之以重赏以治盗；或用间谍，施以“反间计”以瓦解盗贼。在《治河私议》中，他又针对黄河为患，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案……总之，他的政论、史论性文章，皆显现了他为人臣的忧国忧民的拳拳忠心，这可作为其政绩卓著的一个说明。

王鸿儒的散文总的来说，表意明晰，务求其理；文风朴素、自然，不事雕琢、铺张——与其诗作风格是相通的。王鸿儒指责辞工而意拙的文风：“自古文士之论，多夸而少实，好骋浮辩而不稽事情。读其辞则是非利害真若指掌，考其实则背而驰焉者，往往是也。此盖其求工于文，故立意造词，务出新见而不蹈故常；其意诚奇，其辞诚工，其实则不然也。”由此可解其散文的特点。董其昌评王鸿儒诗文曰：“其诗文以自得为宗，自然为趣。其才无所不骋，而驭之以法，不为战国之纵横；其学无所不阙，而束之以裁，不为六朝之雕绘；于境无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为庄列之宏恢；于情无所不摹，而以礼定情，不为屈宋之怨诽。”（董其昌：《重刻〈王文庄公集〉序》。）明代黄臣引用古人语曰：“为文不关世教，虽工何益？”（黄臣：《书〈凝斋集〉后》。）显然，一方面论其创作重于世教，另一方面客观上道出了其诗文“不工”的特点，而黄臣对此加以褒扬。类如黄臣评论的还有杨衍嗣，他在《跋〈王文庄公凝斋集〉后》中说：“虽有作者，非雕绘于词采之末，则摹写于情景之间。又或猎僻以为奇，取俚以为真古，虽博而不洽词，虽华而不可适于用者，间以有焉。以之而进于朝廷，则不足以裨政治；以之而置于词林，则不足以鉴古今；以之而布于学宫，则不足以励风教。亦奚贵乎？”当然，这些评价难免囿于褒美而失于偏颇，但客观上也都反映出了王鸿儒诗文创作的特点。

萨都剌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将近八百首诗词，有描写景物的山水诗，有抒写宫廷生活的诗，有怀古也有伤今，诉述个人和社会的不平。他在元代以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都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诗人。因出生在代州，代州古称雁门，他的诗集也就名为《雁门集》，他本人被称做“雁门才子”。《雁门集》最早刊印是元至正年间的八卷本，今已失传，现存版本以清嘉庆十二年萨龙光刻十四卷本，收辑较为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八二年出版了殷孟伦、朱广祁校点的《雁门集》。萨都剌另有《武夷诗集序》文1篇，还留有《严陵钓台图》和《梅雀》等画，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萨都剌博学能文，兼善楷书。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诗词内容，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在《送管元帅南征》、《送刘照磨之桂林》等诗中，他甚至拥护统治者对起义人民进行镇压。但有些诗涉及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压迫。如《大同驿》、《黄河月夜》、《鬻女谣》、《织女图》等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惨状。五古《早发黄河即事》，一方面描写农夫“炊烟动茅屋，秋稻上垅丘。尝新未及试，官租急征求。两河水平堤，夜有盗贼忧”，另一方面描写贵族公子“斗鸡五坊市，酣歌最高楼”，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揭示了元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有些诗大胆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腐朽与罪恶，笔锋不仅指向了郡守县官、王孙贵 戚，且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记事》一诗，用“只知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的诗句，揭露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的篡兄位之事，此事为正史不载，被称为“诗史”。有些诗歌表达了为民请命、励精图治的政治思想，如《寄朱县尹》、《送广信司狱》诗等。《湖南张子善，钦点第一人，弹劾权贵，左迁西台御史，旋拜前职，素有退志，故举兼善劝之》、《旧剑》、《尘镜》等诗，希望官吏爱护人民，抒发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志愿。而《过居庸关》、《题画马图》等诗，针对元朝统治者穷兵黩武，表达了“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的反战思想。这些作品是萨都剌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萨都剌考中进士以前的诗所存甚少，有一首《述怀》诗说：“青春背我堂堂去，黄叶无情片片飞。”大抵表露了他这段时期的心情。他到过镇江，溯长江而上至汉阳，《客中九日》诗说：“佳节相逢作远商”，看来他背井离乡是为了经商，不过他对于经商并不热衷，他分外留心的是山川名胜，他写下了《清明日偕曹克明登北固楼》、《清明日游鹤林寺》等绘景抒情之诗。水光山色比起货物金钱来于他更有吸引力。他并不想在追财逐利中混过一生。他在《安分》诗中说：“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辱无荣本自然。春日赏花惟贳酒，冬天踏雪旋添绵。频将棋局消长日，时燕香熏篆细烟。万事皆由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周全。”诗人萨都剌是一个乐天派。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保持宁静而处之泰然。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影响到他的诗词创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流露出热爱生活的乐观情思。他第一次走进官场正是他曾因经商而 到过的镇江，他和往日一样流连山水胜景，登北固楼，游鹤林寺，寻僧访道，饮酒赋诗，他厌恶俗吏生活，而要做一个诗人。在他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他有一首《同杨廉访游山寺》诗说：“扶病强同步，寻幽趣不群。逢僧穿竹去，吹笛隔林闻。山势浮云合，溪流野水分。徘徊归径晚，树影月纷纷。”“寻幽趣不群”正说明他以饱览山水为乐事。据徐象梅《两浙名贤录》说他晚年寓居杭州时，“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藉，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和山水诗的奠基人谢灵运比起来，他酷爱山水是有过之无不及。无怪乎他刻画山川景物那样逼真。

萨都剌的一生大部分在江南度过，在风光秀丽的环境中，模山范水，写出了许多赏心悦目的诗篇。不过他曾两度官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稍得宫中见闻。在当时他还以擅长写作宫词和丽情乐府著称。他的朋友杨维桢《竹枝词序》说：“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另一位朋友虞集也说：“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可见他还是一位抒情诗人。如他的《芙蓉曲》：

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

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

情致雅淡，意象凝聚。似无情而有情，有所思而不怨，蕴藏着作者怀才不遇，飘泊江湖的心情，深得唐李贺、李义山的笔法，辞婉意清。“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含而不露，有一种身世飘零、孤芳自赏的抒情味道。其他如《过嘉兴》、《梳头曲》、《新夏曲》、《洞房曲》等都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情调。同样，他的宫词，风格亦复如此。《醉起》说： 杨柳楼心月满床，锦屏绣褥夜生香。不知门外春多少，自起移灯照海棠。这里所描写的只是宫中女性生活空虚，寓长恨于景物形象之中。一般说来，宫中对于帝王是天堂，而对于宫女却是地狱。宫中生活题材是十分狭窄的，如果不能识别天堂地狱，描写就不会深刻。

好在萨都剌的笔锋着力处，不曾局限于宫廷。当他的眼光移向广阔的祖国大地时，他发现当时的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如他的《京城春暮》，诗说： 三月京城飞柳花，燕姬白马小红车。旌旗日暖将军府，弦管春深宰相家。小海银鱼吹白浪，层楼珠酒出红霞。蹇驴破帽杜陵客，献赋归来日未斜。 将“弦管”“层楼”和“蹇驴破帽”相照映，社会不公，个人不平，不需明说，而用意十分清楚。至于他的《鬻女谣》、《过居庸关》、《征妇怨》、《高邮阻风》、《织女图》、《百禽歌》、《早发黄河即事》、《过淮阴》等，描述社会人生，题材广泛，更值得重视。《鬻女谣》写道： 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 人夸颜色重金璧，今日饥饿啼长途。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尔何颜！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待食何时休！ 作者面对这种现象，指摘“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斥骂“县官县官尔何颜”。这是正义的呼声。萨都剌看不惯这种不平事，因而他希望“但操大柄常在手，覆尽东西南北行”（《雨伞》）。希望得到一种权力去拯救天下所有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但在当时，他的愿望是无 法实现的。萨都剌的怀古之作也颇具特色。如他的《满江红（旧误作念奴娇）。金陵怀古》尤为脍炙人口：

六代繁华，春色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新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红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惟有蒋山青，秦淮碧。

这首词作于至顺三年或四年他任江南诸道行台侍御史时期。 人事代谢，古往今来，苍凉豪迈，感慨万端。但青山永在，绿水长存，一代新人将把金陵重作英才聚合的场所。怀古正所以思今。萨都剌的作品往往表达着磊落旷达的胸怀。他一生中往来南北，对于民情习俗，见闻较多，使他有些诗词生活气息甚浓，感染力很强。如《初夏淮安道中》说： 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满树嫩晴春雨歇，行人四月过淮时。 “鱼虾泼泼”，“梅杏青青”，夏日初晴，着一嫩字，生意全出。给人以旷达、乐观、清新、舒畅的感受。生动的形象带着乡土气息把读者引进一个新的境界。

在诗歌技巧上，萨都剌继承了唐、宋诗歌的某些手法，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①截取平淡的生活片断，铸成韵味悠远的意境。如为人艳称的《秋词》、《京城立春》等，能托出特定的情境，构成饶有意趣的“诗画”。

②层层深入，凝炼简洁。如“百年诗句里，三国酒杯间”，“千古风光鬓边白，六朝山色马头青”等，言简意赅，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

③善于创造，形象生动。如“云孙捧出南箕簸，月姊舂来北斗量”，“一山如龙入云起，一山化作长江流”等句，化静为动，化无生命为有生命，使形象新颖流动。

④偶亦采用“通感”手法，将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嗅觉形象等联通使用，互相比譬。如“市声到海迷红雾，花气涨天成彩云”，“乌鹊横桥秋有影，银河垂地夜无波”等。

刘因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后清廷收入《四库全书》。广泛行世的《静修集》是诗文集，收入各体诗词800余首。诗名冠元初诗坛。《元史》有传。他的诗是元初文人中反映移民思想较多的，虽然隐晦曲折，但感情比较真挚沉痛。刘因是居留北方的汉族人，他的诗作《登武遂北城》、《塞翁行》、《武当野老歌》、《渡白沟》、《白沟》、《感事》等都流露出对宋朝的追忆和怀恋。而《白沟》一诗更为人所乐道。诗中追溯宋朝开国之初采取重南轻北方针，对于造成丧失北部中国的失误提出了批评。刘因本怀有政治抱负，他在《秋夕感怀》诗中说：“整顿乾坤了，千古功名立。”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头上无绳系白日，胸中有石补青天”（《除夕》），现实社会并没有可能让他真正地施展才能。他对当时一些人不择手段、丧尽廉耻地追逐名利特别反感。他写道：“多少白面郎，屈节慕身肥。奴颜与婢膝，附势同奔驰。吮痈与舐痔，百媚无不为。丈夫宁饿死，岂无需□斯。鸿鹄凌云志，，燕雀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笑藩篱。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归。”（《拟古》）刘因为人清高傲岸，他写《和陶诗》，引陶渊明为知己。

刘因还有一些描写民生疾苦的诗，如《豳风图》、《送人官浙西》、《杂诗五首》、《有客》、《里社图》、《仲诚家藏张蔡公石女剪制香奁绝巧，持以求予诗》等。他写道：“东家健妇把锄犁，西家处女负薪归。哀哀正念诛求苦，对此无言空泪垂。”他还描写一些因苦于征战而逃亡者的生活，如《对菊》一诗写道：";画本流民今复见，诗家逃屋为谁留。黄茅安得千间厦，白布空歌万里裘。";

刘因在《易州太守郭君墓志铭》中，对元军所到的地方，庐舍为墟，表示不满，而对聚众保乡里，拥城为官者亦有微词。但是刘因在这方面又不敢作过多表示。他说：“客来恐说闲兴废，茶罢呼棋信手拈。”(《老大》)十分小心谨慎，企图逃开罗网而遗世独立。而他所写的《唯诺说》、《唯诺后说》，还主张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在无可奈何中出仕元朝，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

刘因是一个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诗的崇拜者，有些诗富于哲理意味。他曾自选作品100余篇，名为《丁亥集》，寓意深远，人莫能解，有乌冲、安熙都为它作注。有《静修先生文集》22卷，《四库全书》本作30卷。

范梈的散文学秦汉，其诗好为歌行古体，学颜延年、谢灵运，但多趣而高妙。他的诗多写日常生活和朋友来往应酬。但也有一些作品涉及社会现实，如《闽州歌》描写了民间疾苦，《社日》也写了社会习俗。在风格上比较多样，而以冲淡闲远为时人所称道。

虞集称他的诗：“如唐临晋帖，终未逼真。”揭傒斯《范先生诗序》则说他的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联。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嶙嶒，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差可仿佛耳。” 后人则说“徯斯之语虽务反虞集之评，未免形容过当。然梈诗格实高，其机杼亦多自运，未尝规规刻画古人，固未可以‘唐临晋帖’一语据为定论矣。”范梈诗中有一些句子，如“雨止修竹闲，流莺夜深至”（《苍山感秋》）。他自己非常得意，也得到吴师道、陈旅等人的称赏。他有些诗，如《看东亭新笋》，写得自然而有新意。

著有《燕然》、《东方》等稿20卷，后人辑为《范德机诗》、《木天禁语》两书传世。《范德机诗》共7卷，辑诗557首，诗题中多用“访、题、赠、寄、和、谒、奉、悼、省亲、书怀、咏古、登山、临水……?之词，内容多为描写个人日常生活及应酬之作，但也有部分表达了他处世的廉正态度。

范诗的绝句、律诗有唐诗特色，具乐府味道，风格多样，语言洗炼，意境清奇，时人评说：“范诗如绝色妇人，说尽脂粉，与人斗妍，故无有及之者。《木天禁语》为诗话，论诗讲究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谓之六关（四库集要称此书为伪托）。

苏庠在当时曾有诗名。有的评论家甚至比之为李白。《宋诗纪事》所辑选的10余首诗，内容多是怡情自然风物，格调轻快空灵，江西诗派习气不甚浓重。但他传世较多的是词，词的成就高于诗。其词多描写闲适生活。这与他隐居不仕的经历和志趣是直接相关的。他能避纤丽与浮艳，以明朗爽洁的笔调绘出“淋浪淡墨水云乡”(〔浣溪沙〕)，给北宋末年以来的词坛吹入了清新的空气。他不乏写景的佳作，如〔虞美人〕：“山连积水水连空，溪上青蒲短短柳重重”；〔菩萨蛮〕：“北风振野云平屋，寒溪淅淅流冰谷。落日送归鸿，夕岚千万重。”但也常流露出忘怀世事的消极思想，如“瓮中春色，枕上华胥，便是长生”(〔诉衷情〕)；“醉眠篷底，不属人间世”(〔点绛唇〕)。总的说来，苏庠词的内容比较狭窄，对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反映得很少。不过在“年时忆著花前醉，而今花落人憔悴”（〔菩萨蛮〕），“白沙烟树有无中，雁落沧洲何处所”（〔木兰花〕）的清婉之词中，似乎也隐含着一丝家国沦亡的哀怨与怅惘。

苏庠的作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后湖集》10卷、《后湖词》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庠集》30卷，均佚。近人刘毓盘辑有《后湖词》1卷，易大厂编入《北宋三家词》。

石延年所做文章雄劲有力，宗法韩（愈）、柳（宗元），近受柳开影响。诗作俊爽，在天圣、宝元间称豪于一时。其《寄尹师鲁》一诗，“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换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比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汝如洗，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被称为“词意深美”，他自己也以此篇为最得意。梅尧臣称他的诗为“星斗交垂光，昭昭不可挹”，可见其豪放飘逸的诗风。曾经用南唐澄心堂的纸为欧阳修作诗。亦能词，有《扪虱庵长短句》，今不存。他的书法也很有名，笔划遒劲，颜筋柳骨，

著有《石曼卿诗集》、《五胡十六国考镜》等。石延年死后26年，他的老朋友欧阳修专门作了《祭石曼卿文》，这篇祭文写得低回缠绵而又凄清超逸，表现了友谊的诚挚和思念的深沉。笔意驰骋，变化自如，是同类抒情散文中的佳作。

黄公度工词善文，其咏梅词有好几首，盖是欣羡梅傲雪凌霜之高洁品性故也。公度作品多运用朴词造感人之深境，可谓深得“词浅意深”之妙，艺术造诣很高。代表作有《菩萨蛮》、《卜算子》、《浣溪沙》、《一剪梅》、《千秋岁》、《眼儿媚》、《朝中措》等。其中《菩萨蛮》写离人愁思，“愁绪促眉端，不随衣带宽”，人因愁而渐瘦，衣带渐宽，而眉头却依旧紧锁，不见有渐宽的迹象，写得妙趣横生。《卜算子》中“薄宦各东西，往事随风雨”，“愁共落花多，人逐征鸿去”都是词浅意哀的佳句。类似的佳句在各词作中还能找出不少，此足见公度素有潘江陆海之高才也。邑人同科进士陈俊卿称公度的作品“格律森严，兴寄深远。”

《四库总目提要》谓《书录解题》载公度集十一卷，卷端洪迈序称“公度既没，其嗣子知邵州沃收拾手泽 ，汇次为十一卷”。词有汲古阁本《知稼翁词》一卷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黄师宪《词》气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知稼翁宋六十一家词选》中载其小令数篇，洵风雅之正声，温韦之真脉也。”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醉歌》10首中，“声声骂杀贾平章”，揭露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贻误国家的罪恶；“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直呼最高当权者太皇太后谢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满腔悲愤，不愧史笔。《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官司把断西兴渡，要夺渔般作战船”。亡国之痛，悲歌当哭。又有《湖州歌》98首，从“丙子正月十有三，挝□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写起，以七绝联章的形式，依次记述“杭州万里到幽州”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南四百州”；“两淮极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数椽。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诗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其他宋遗民同类的诗。它记述的史实，往往能补史籍之所未及。

汪元量南归后，写了不少诗来反映人民在元朝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如《钱塘》“平芜古路人烟绝，绿树新墟鬼火明”，《兴元府》“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

汪元量早期创作《居拟苏武》四首、《月夜拟李陵诗传三首》，立意、谋篇、遣辞都模仿古诗《李陵与苏武诗》、《苏武诗》，痕迹过于显露。元兵南逼，国势飘摇，他的诗融入了时代的内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师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体，自认为";篇篇妙入神";（《杭州杂诗和林石田》），颇有心得。他在颠沛困顿之中，进一步领悟到杜诗“句句好”（《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他在大都所作《黄金台和吴实堂韵》中写道：“君臣难再得，天地不重来”，感到大势已去而又执著地眷恋故国；在《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中写“南冠流远路，北面幸全尸”，声讨元统治者虐待宋宗室。这些诗作继承了杜甫的沉郁，而又有他自己那个时代所赋予的苍凉和悲愤。他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则学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其章法。南归后写的山水诗，偶有明快之笔，但大多数是抒写寂寞哀愁心情的，如“孤舟行客愁无那，十二峰前十二滩”(《夔门》)。还有一些诗则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

以“德祐之变”为界限，汪元量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宫廷生活。如〔莺啼序〕《宫中新进黄莺》写黄莺的伶俐，〔汉宫春〕《春苑赏牡丹》写牡丹的娇媚，曲尽物态，颇有情致。〔失调名〕《宫人鼓瑟奏霓裳曲》写宫人的哀怨。这些词辞采华美，结构缜密，虽然境界不高，但能做到典丽而不堆砌，工致而不晦涩。他的〔长相思〕中的“阿哥儿，阿姑儿，两个天生一对儿”，则通俗活泼，充满欢乐情绪。

“德祐之变”以后，汪元量的词作内容与风格都有了变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发出了“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的慨叹。在大都期间，在一组〔忆秦娥〕词中，他写南宋宫人“强将纤指按金徽，未成曲调心先悲。心先悲，更无言语，玉箸双垂”，“天沉沉，香罗拭泪行穷阴。行穷阴，左霜右雪，冷气难禁”，冲破了传统的“宫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达了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恋故国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圆〕“不堪回首，离宫别馆，杨柳依依”，〔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都感人至深。这些作品继承并发扬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词的传统，不事雕琢，直抒观感，言显意真。南归后，山河变色，“肠断江南倦客，歌未了，琼壶敲缺”（〔暗香〕），孤寂忧伤，眷怀故国，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而且感情更趋深沉。代表作是〔莺啼序〕《重过金陵》。

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仅有短暂的十年创作时间，却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他的诗歌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他的诗大多是与友人的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志向与人生态度，为温饱而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王令一生艰难，心情一直比较沉郁，这类诗的基调也比较低沉。王令一生不应举，不做官，生活在社会底层，接近贫苦大众而远离统治阶级，所以他的不少诗篇深刻反映了连年的灾荒与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剥削给民众带来的疾苦，更可贵的是，诗人还能明确地指出这种苦难来自于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展示自己救民众于苦难之志愿，《梦蝗》诗是其代表作：

………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开口有福威，颐指转赏诛；四海应呼吸，千里随卷舒。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连床列竽笙，别屋闲嫔姝。一身万椽家，一口千仓储。……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贵贱虽云异，其类同一初。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

像诗人这样以锋利的笔触，剥掉达官贵人们“仁义儒”、“尧舜趋”的外衣，显露他们“虎豹身”、“虫蛆腹”的原形，指出剥削阶级搜刮民脂民膏实比蝗虫更为残酷可恨的诗篇，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不是多见的。由此也不难看出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王令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认识是极为深刻的。难怪当年王安石阅读了王令的诗后，曾一再称赞说王令“诗有叹苍生而泪垂之说”。其他如《暑旱苦热》、《饿者行》、《暑热思风》等诗篇，也都因此而深受后人称赞。

令(1032—1059)，字逢原，原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五岁父母双亡，随叔祖王乙移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十六七岁自立门户，在天长(今属安徽)、高邮(今属江苏)、江阴(今属江苏)等地授徒为生。至和元年(1054)，在高邮拜识王安石，受其赏识，此后成为至交。由于王安石的称誉，王令的诗歌始为人所知，尤其是在江淮一带，王令逐渐成了一个颇负盛名的诗人。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将其妻之堂妹嫁给他，次年他便在常州(今属江苏)病逝，年仅二十八岁。王安石《思逢原》一诗有“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之句，对他的才高命短、不为世用表示惋惜。

王令短暂的一生是在贫困交集中度过的，他自称志在贫贱而不愿屈就科举功名，有时生活无着，常陷于极度窘迫的境地。曾模仿韩愈作《送穷文》形容自己的情形是：“拘前迫后，失险堕深，举头碍天，伸足无地，……刻瘠不肥，骨出见皮，冬燠常寒，昼短犹饥。”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饱尝人生之辛苦，而孤倔不苟的秉性，又使他于贫贱中激发出愤疾兀傲的意气。他的诗多哀吟自我生活的贫苦，兼及社会的黑暗不平与民生的荒寒苍凉，表现自己贫贱不改其度的意志与节操。艺术上，王令的诗受到了中唐韩愈、孟郊、卢仝等人的深刻影响，气概健举，想象奇特，词句生硬。咏物写景、感事议论的长篇古诗尤其如此。仁宗朝以来，诗坛一改宋初三朝之浮靡芜鄙风习，新一代诗人中颇有一些作诗高扬气概，风格健举的，如石延年、苏舜钦、欧阳修、李觏、郭祥正、徐积等人，或师法“韩孟”，或追摹“李杜”，总归取法唐之中、盛雄健高远的作派。在诸多效法“韩孟”的诗人中，王令是最突出的一个。他既学韩诗的雄迈劲健、奇古奥衍，又学孟郊的冷僻尖峭与惨淡深挚。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体诗也不乏开阔矫健的表现方式与境界，而近于杜甫律绝的风格。大概由于短命和作诗求奇，人们常把王令与唐代诗人李贺相比，但两人的风格差异还是较明显的。王令偏于奇健峭厉、愤嫉冷僻，而不似李贺那般幽幻瑰丽、哀感顽艳。

王令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造语精辟，气势磅礴，意境奥衍。诸如";长星作彗倘可假，出手为扫中原清";(《偶闻有感》)";终当力卷沧溟水，来作人间十日霖";（《龙池》）等句，均笔意纵横、气格雄壮。《暑旱苦热》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刘克庄称其诗";骨气老苍，识度高远";(《后村诗话·前集》)。其他如《不雨》、《良农》、《饿者行》、《和洪与权逃民》及五言长诗《梦蝗》等篇，则同情民间疾苦，对黑暗政治作了深刻的揭露。《松》、《大松》、《次韵和人古松》等诗，托物寄兴，抒发了崇高理想无法实现的愤慨。《庭草》、《江上》、《金山寺》等写景抒情小诗，清新自然，别具一格。不过，有些作品有生硬粗率之病，艺术上还不够成熟。

王令诗文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未刊行，近代始有嘉业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版《王令集》，即据嘉业堂本校点，诗赋文21卷。另有《拾遗》、《附录》、《年谱》等。王令的诗风，或清新，如《舟次》；或豪放，如《暑旱苦热》、《龙池二绝》等。其古诗，大都格调高古，诗语奇险，深受唐代诗人韩愈、孟郊诗风的影响。《四库总目提要》评王令的诗道：“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虽得年不永，未能锻炼以老其材，或不免纵横太过，而视倨促剽窃者流，则固倜倜乎远矣。”这可谓一语中的。王令的《张巡》酷似韩诗，而《秋居》等则分明是受了孟诗的影响。

蔡松年是金初重要作家之一，虽然一生官运亨通，其作品在出处问题上却流露了颇为矛盾的思想感情。他自称“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雨中花》词序）后曾“买田于苏门之下”。“将营草堂，以寄余龄”（《水龙吟》词序）。可是由于晚年受到荣宠，不能不思报答知遇之恩。而内心深处潜伏着的民族意识则又使他感到“身宠神已辱”、“低眉受机械”（《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独酌》），“违己交病，不堪其忧”。

这种思想感情的抒写成为他诗词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作品风格隽爽清丽，词作尤负盛名。其〔念奴娇〕最为时人所称：“离骚痛饮，问人生佳处，能消何物？江左诸人成底事，空想岩岩青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玉，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磊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离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元好问指出：";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 《中州集》卷一选存其诗59首；其词作《萧闲老人明秀集》原为6卷，有魏道明注本，今存3卷，补遗1卷，有《九金人集》本。道光间张蓉镜小女嫏嬛阁影钞金源旧椠本，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吴重熹《吴氏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全金元词》复据《中州乐府》、《阳春白雪》等辑补，凡八十四首。多赠答、感时、抒怀，常流露身宠神辱、违已交病的矛盾心境。

汪藻早年曾向徐俯学诗，中年以后又拜韩驹为师，然而，他的诗却不沾江西诗派习气而近似苏轼。诗作多触及时事，寄兴深远。如《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四首》中：“百年淮海地，回首复成非”、“诸将争阴拱，苍生忍倒悬”、“只今衰泪眼，那得向君开”，郁愤至深，似得力于杜甫。《桃源行》一首，于王维、韩愈、刘禹锡、王安石同题之后，别开生面。“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属寻常避世人”，足见其立意新颖。写景诗如《春日》，也曾传诵一时。

汪藻擅长写四六文，南渡初诏令制诰均由他撰写。行文洞达激发，多为时人传诵，被比作陆贽。《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是其代表作。孙觌序其集时推重他为大手笔，说他“闳丽精深，杰然视天下”。宋高宗把自用的白团扇赏赐给他，并亲书赠以“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十字。

道潜是北宋著名的诗僧，在诗坛享有盛名。苏轼说他“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与文与可》）。陈师道曾誉之为“释门之表，士林之秀，而诗苑之英也”（《送参寥序》）。

道潜的诗《次韵黄子理宣德田居四时》等效仿陶渊明，其寂静恬淡处又酷似储光羲。如《秋江》中的“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苏轼极赞其《临平道中》，并称《东园》诗中“隔林仿佛闻机杼”句为“此吾师七字师号。”道潜写景咏物之作有的体察入微，如“细宜池上见，清爱竹边闻”（《和龙直夫秘校细雨》），又如“风蝉故故频移树，山月时时自近人”（《夏日龙井书事》）之二）；也有粗笔勾画的，如“一霎催花骤雨来，集芳堂下锦千堆。浪红狂紫浑争发，不待商量细细开”（《维王府园与王元规承事同赋二首》之一）。还有语义精练而含蓄的，如《湖上二首》。足见其风格多样，工拙不一。《藏海诗话》说他：“此老风流蕴藉，诸诗僧皆不及。”方回更说：“参寥诗句句平雅有味。”

道潜作品有《参寥子集》12卷。有《武林往哲遗著后编》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徐玑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四灵”学贾岛、姚合，标榜野逸清瘦的作风，题材窄，诗境浅，甚至流于琐屑，徐玑自不例外。五律可诵者如《黄碧》：“黄碧平沙岸，陂塘柳色春。水清知酒好，山瘦识民贫。鸡犬田家静。桑麻岁事新。相逢行路客。半是永嘉人。”七绝可诵者如《新凉》：“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徐玑著有《泉山集》，已佚。其《二薇亭诗》1卷，有《敬乡楼丛书》本，亦收入读画斋刊本《南宋群贤小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