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量的入道原因

陆九渊的先祖与道教也有难解之缘。据记载，道教中的著名学者，天师道变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陆修静就是陆家“第十七代祖”他的八世祖就是唐末著名道人陆希声，曾任唐昭宗相，其所著《道德真经传》今存于正统《道藏》洞神部玉决类，是研究陆氏道教思想的主要资料。

陆九渊生活与讲学的江两历来是道教活动的中心之一。陆九渊讲学的象山精舍位于应天山(陆重新命名为象山，他也因此而得名“象山先生”)，他认为“实龙虎山之宗”。象山龙虎山相距不远。而龙虎山在北宋时已经成为道教在南方的活动重心。其间有六位天师，被皇帝受封为“先生”。至南宋，又有三十二代天师张守真、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先后受封为正应先生和仁静先生。

陆九渊与道士直接交往的资料不多。有研究者认为，陆家与龙虎山的天师府更有着亲情往来，“青田陆家老屋与龙虎山天师府及张氏家族结缘，通婚结亲者不少。陆九渊的表姐夫张禹锡就是当时健在的‘天师世家’中的知名人物”。淳熙三年(陆九渊三十八岁)三十二代天师张守真去世，陆九渊作诗挽张正应：

海门昼夜吼奔雷，却立吴山亦壮哉。前殿神仙三岛邃，正门闻阖九天开。玉阶恭授大官赐，象简亲承御墨回。多少箪瓢蓬瓮士，输君留宿两宫来。

从陆几渊的挽诗中可以看出，陆九渊对道教的术语(“三岛”、“几天”)可以信手拈来，对张正应抱有尊崇之意，陆九渊对道教的养生术也不陌生，“某年来气血殊惫，颇务养息，然亦不遂所志”。

有的研究者据陆家和天师府的亲缘关系认为，陆九渊正是借此便利条件，先睹了第三十一代天师张继先为自己日后创立“心学”打下早期的理论基础的。此说见《陆九渊全传》第40页至42页，作者吴文丁先生正是抚州人，作者近十年间三易书稿，怀着一颗对先贤和乡贤的热爱崇敬之心，查阅了大料史料，家谱，碑碟，走访了陆九渊生活、学习、讲学、为官的地方，聆听了陆九渊的各种民间传说。在史料和田野调查及民间传闻相结合印证的情况下，作出此推论，故采用之以就教方家。

张继先的《心说》全文如下：夫心者，万法之宗，九窍之主，生死之本，善恶之源。与天地而并生，为神明之主宰。或曰『真君』，以其帅长于一体也。或曰『真常』，以其越古今而不坏也。或曰『真如』，以其寂然而不动也。用之则弥满六虚，废之则莫知其所。其大无外则宇宙在其间，而与太虚同体矣；其小无内则入秋毫之末，而不可以象求矣。此所谓我之本心，而空劫以前本来之自己也。然则果何物哉？杳兮冥，恍兮惚。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强名曰道，强名曰神，强名曰心。如此而已。由是观之，岂不大乎？岂不贵乎？然而轮回于三界，出入于生死，而不能自已者，何也？盖一念萌动于内，六识流转于外，不超乎善，而超乎恶，故有天堂地狱因果之报，六道轮回，无有出期。可不痛哉？可不悲哉？若夫达人则不然也。故斋戒以神明，其德一真澄湛，万祸消灭。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所谓『常』者，越古今而不坏者是也。所谓『妄』者，一念纔起者是也。庄子曰：「既以为物矣，欲复归根不亦难乎？在易也，其为大人乎？」自兹以往，慎言语，节饮食。除垢止念，静心守一。虚无恬淡，寂寞无为。收视返听，和光同尘。瞥起是病，不续是药。不怕念起，惟恐觉迟。譬如有发，朝朝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行住坐卧，勿使须臾离也。无何有之乡，华胥氏之国，吾其游焉。

陆九渊生前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态度反对著书，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不多，其中写的诗歌更少，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本人与天师府的情谊。他与天师道的高道间，除了亲戚往来外，相互讲学论道，切磋长益也是不可少的。陆九渊的思想在就是在这种乡风到家风中潜移默化地嵌入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成分。

其一、元初道教受到帝王的推崇，社会地位颇高，道士的生活比较优越，生活方式比较自由，以道士身份南归对于一位宋室旧臣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二、汪元量一向认为自己是汉族儒生，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中兼容的儒家思想正好可以使汪元量在道教信仰中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记。而其中的遗民情怀也正好满足了汪元量的心理需求，满足他精神上的某种归依感。

其三、蒙元民族的统治，曾一度使汉族儒生处境艰难，并对汉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而道教是汉族文化相对比较纯净的留存之处，道教中民族文化的因素就成了他最终入道的又一原因。

康状元被削职的深层原因正德五年( l510 ) ，刘瑾势败被杀。陕西状元康海也因与他有所往来而被牵连削职，从此不再被起用。本来他一向是远看刘瑾的，完全是为了救李梦阳才不得不与刘瑾接近。这是举朝皆知的事，为什么当年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呢？原因在于康海自恃才高，加之行为放荡，无意中得罪了许多人。因为才华横溢，每在大庭广众之中议论风生，无所顾忌，少不了要对别人的文章及周围的事情品头评足，这样哪有不伤着人的？时间越长，伤的人越多。他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又被较多的烙守礼法之士视为疏狂，不肯与之为伍。

他还爱批改别人的文章。每当有人请他修改时，他总是不顾情面，别出心裁，大涂大抹，改得面目全非。这也常令同僚们心下不服，以至产生忌妒情绪。这还不打紧。

有一回，几个同年进士作弄他，将首席大学士、也以文学自友的湖南人李东阳的文章抄出来请他修改。经他大刀阔斧地确削一番之后，原文十亭只剩下一两亭。这事一传出去，当然大大地得罪了李东阳这位“国老”。其它“前辈”也都认为他过于狂妄，对他侧目而视，存了戒心。

又有一回，康海的母亲去世。照惯例，翰林官的父母亡故，其墓文都是请内阁大学士们来写。康藻海不管这一套，一得到母亲下世的消息就动身，只顺便求了经常打交道的李梦阳、王九思等人撰写墓碑、墓志铭等等，而将号称“海内文宗”的李东阳亮在边，这更使李东阳十分恼火。

如此种种，康海虽然并不是“失道者”，却己渐成“寡助”之人了。给了议罪之时，只要首辅李东阳一句话，他就会完全无事，但李东阳怎么会帮他？连他救过的李梦阳，也因平时有许多文字之争，关键时刻也不出来说一句话。可以说，康状元是被才华累，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也许才高就容易狂妄，而狂妄就寡助，寡助就免不了出现坎坷，这是个难以逃脱的怪圈。古今人情往往类似，真正的有才或自视“才高”者应引以为戒。

以上根据《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康希善主编）所编。

其一、元初道教受到帝王的推崇，社会地位颇高，道士的生活比较优越，生活方式比较自由，以道士身份南归对于一位宋室旧臣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二、汪元量一向认为自己是汉族儒生，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中兼容的儒家思想正好可以使汪元量在道教信仰中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记。而其中的遗民情怀也正好满足了汪元量的心理需求，满足他精神上的某种归依感。

其三、蒙元民族的统治，曾一度使汉族儒生处境艰难，并对汉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而道教是汉族文化相对比较纯净的留存之处，道教中民族文化的因素就成了他最终入道的又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