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的相关著作

《醋葫芦》为中国古代十大禁书之一，其中到了结尾的地方都氏因妒而在地府受审时，波斯达那尊者想为其说情，因此翻阅历代妒妇案宗，其中一条便是小青告：

一起风流未尽事小青告审得冯二、苟氏，一系村鄙贱夫，一系嚣顽蠢妇。以蕞尔之铜臭，得糟餐溺饮于人世者幸矣。乃妄想青娥，浪挥白镪，娶小青于广陵，陷为侧室。当想福分无多，日夕烧香拜礼，少忏平生之侥幸，尤恨迟耳，岂得反肆驴肝，轻锻凤翥，使接舆有德衰之叹，明妃无返汉之期！苟氏因之，得以大张妒檄，广树雌旌，揉碎娇花之瓣，削残方竹之棱，焚诗毁像，凌烁百般，彼袅袅者已灰飞矣，吾昭昭者能烟灭哉？首以苟氏，去其“艹”而傍“犭”，从以冯二，增其“虑”而减“ン”。小青天命不辰，有才无偶，既列散仙，勿生怨望。

里面提到小青死后得天见怜位列散仙，而冯、荀二人轮回做狗做马。岂不快哉！

从此也能看出当时人对小青的怜惜，因此杜撰这一情节，到也可以快慰一下青粉们。

名实不符(摘自《北京青年报》，作者：付俊良)　“三杨”，即杨荣、杨溥、杨士奇，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可见他们在明代的影响。　　但人无完人，在了解明代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三杨”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许多与“名臣”不相称的地方。

一疑“三杨”不顾事实，歪曲前人形象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乙丑条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上至金川门……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方孝孺是“靖难”中的名臣，因不与新皇帝（即永乐皇帝）合作，被灭了“十族”，创造了灭族的“历史之最”。这是史实，但实录中却说他“叩头祈哀”，而身为编修《太宗实录》总裁官的“三杨”对此却置若罔闻，这是名臣之所为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杨”杨士奇还有忘恩负义之嫌，《玉堂丛语》卷八《仇隙》中引有隆庆时的刑部尚书郑淡泉的话：“方逊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方逊志就是方孝孺，建文元年受建文帝之命担任修撰《太祖实录》的总裁官，当时杨士奇只是一个读书人，还没有入仕，《明史》本传说他被人举荐参与修撰《太祖实录》。联系到当时方孝孺的身份以及郑淡泉的话，看来推荐杨士奇的人就是方孝孺，但杨士奇在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却置事实于不顾，歪曲恩人，实乃有损“名臣”的形象。

二疑“三杨”庇护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活动极为猖獗，而首开宦官专政的是正统朝的太监王振。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进宫做了太监，英宗从小由他侍候，对他颇为信赖。英宗继位的时候只有九岁，王振“狡黠得帝欢”，“导帝用重典御下”，“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明史·王振传》）。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觉察到王振的擅权，要把他杀掉，英宗跪下为他求情。看到皇帝下跪，站在旁边的几个大臣也跟着跪下求太皇太后不要杀王振。就这样，本来利刃已经架到脖子上的王振幸免一死（《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而在那些下跪求情的大臣中就有经历四朝的老臣“三杨”。　　王振违背成宪（朱元璋定有“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擅权干政，连女流之辈的太皇太后都看出来了，欲维护祖制，而名臣“三杨”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意识呢？　　正是因为这个王振，才有后来几使大明陷入绝境的“土木之变”，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也从此愈演愈烈，直至明亡。

三疑“西杨”家教不严，致其子侵暴杀人　　《明史》称杨士奇有学行。有学行又居高位，杨士奇应该更会“齐家”，但也许是他光顾着国家了，自家的后院却起了火，其子杨稷仰仗老爷子有权，傲慢无礼侵暴杀人，遭到了言官们的交章劾举。碍于杨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没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着又有人告他儿子“横虐数十事”，皇帝这才下令查治。　　好在此时，年老的杨士奇还没有糊涂，为了避嫌，他以老疾告归，皇帝也给了他十足的面子，安慰并且挽留他，杨士奇感激涕零，但毕竟事关儿子的死活，一代名臣最终忧郁而死。　　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绳之以法。

故居

沈葆桢故居位于宫巷26号，始建于明天启年间，数次易主。清同治年间，沈葆桢购置这座大房屋，加以修葺居住。现为沈家后裔的住宅，是清代福州典型官宦人家大院。建筑基本保存完整，199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两岸缅怀

2014年9月13日，是沈葆桢率领福建水师赴台驱日140周年，百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沈公后人、抗日戍台将士后人、专家学者和台湾退役海军将军团9月13日齐聚福州，共同纪念沈葆桢保台建台140周年。

“沈葆桢是福建船政主要创始人、也是台湾近代化建设先驱者，为保卫台湾、建设台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建省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陈桦致辞表示，重温沈葆桢保台建台的光辉事迹，是构建两岸共同历史记忆，激发两岸同胞对包含船政文化在内的闽台历史文化的再认知、再研究。

沈葆桢六世孙女、台湾大学教授沈冬说，沈葆桢到台湾140年，用船政精神推动台湾走向进步，他的前瞻性、开放性到了现在仍然熠熠生辉。“沈葆桢所创船政学堂是台湾海军发展的奠基石，两岸同胞应携手维护中华民族的海权。”

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

后唐清泰二年(935年），文益应抚州府州牧的邀请，在临州崇寿院弘扬佛法。晚年深受南唐烈祖李昪的敬重，先后在金陵(今江苏南京)报恩禅院、清凉寺开堂接众。由于金陵在五代宋初战乱较少，百姓文化水准较高，其思想得到较大范围传播。文益在金陵三坐道场，四方僧俗竞向归之。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十二月五日 ，文益圆寂，享七十四岁。葬江宁县无相塔。谥号“大法眼禅师”。

文益禅师的弟子众多，嗣法弟子六十三人，以德韶、慧炬、文遂等十四人最胜。高丽僧人曾来向他学习，得法者有三十六人，法眼宗后来传到朝鲜半岛，长盛不衰。

法眼宗，深受华严宗教义影响，并以之阐明禅宗的基本主张，提出“真如一心”即华严宗所谓的“总相”，视“心”（总相）为最高精神性本体，表现出“禅教兼重”的趋向。因此，法眼宗在所有佛家各宗派中，特别和儒家声气相投，得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大力褒扬。

精医，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

为诗本自“伤于轻靡”的萧纲，入住东宫后，宫体诗的创作更逾往时。

（1）所谓宫体诗，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可以说，他们对女性的审美关照，同对器物的审美关照的心理是一样的。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慢。在描写女性的诗歌当中，绝大部分是将目光停留在女性上的生活圈内，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以及器物等方面。这类诗歌的共同艺术特点是：注重辞藻、对偶、声律。

（2）宫体诗中有少数作品表现宫中淫荡的生活，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和徐录事见内人卧》、《率而为咏》、《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萧纲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尽管人们对于“放荡”一词的理解不同，但是表现淫荡生活内容的作品在梁陈宫体诗中是存在的。

（3）咏物之作在宫体诗中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

（4）萧纲之外宫体诗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徐擒，今存诗歌仅五首，其中四首皆为咏物诗，其情调与风格，与萧纲完全一致。其他宫体诗人的作品，大抵皆如此，不脱轻艳之风。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隋及初唐。

（5）然而就艺术形式而言，宫体诗仍有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承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至于其语言的风华流丽、对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吕颐浩先后二次罢相，第一次罢相时“徙家临海”，复职后力倾秦桧“专主和议、植党专权”，使秦桧罢相长达七年；第二次罢相后，取唐杜甫“穷老真无事，江山且定居”之意，选择临海巾子山东麓筑“退老堂”以居。他还曾在“溪径迂回，林峦秀艳”的景福寺消夏时，建石亭于寺旁。后人遂以命名，亭所处之山为“吕亭山”，亭边之村为“吕亭山村”。即今括苍镇上坪村。

谢朓的诗当然也不无缺点。譬如它们往往不能做到全篇尽善尽美；与篇首相比，结尾显得比较平踬。因而它们只能是向盛唐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中间”作品。然而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文学史上就愈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吟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上九天揽明月。”这是对谢朓诗歌的最恰当的评价。李白自己一生追求的便是像谢朓诗歌所体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此外谢朓的诗歌，对盛唐“诗佛”王维、“诗圣”杜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谢朓在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出生年月关于李世民的出生日期，主要由以下三种说法：

1、《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的生日是十二月癸丑；《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的生日是十二月癸未。

2、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卒年五十二岁，生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599年1月23日）。

3、据《新唐书》李世民卒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公元649年7月10日），年五十三岁，则李世民的出生年月为隋开皇十七年十二月戊午（598年1月28日）。

已故中国历史学家胡如雷经过考证认为：根据李世民同母弟李玄霸十六岁时死于大业十年，而倒推出李玄霸生于开皇十九年，所以若李世民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则李玄霸最迟生于开皇十九年十二月，两兄弟生辰过近，不太可能。

修改实录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记录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初时褚遂良不许，后来他再要求房玄龄，房应允并与许敬宗将《起居注》删定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於贞观十七年七月癸巳日献予太宗，但唐太宗终归未能得观《起居注》。

参读武德年间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不曾被官方修改），以及订正详实的《资治通鉴考异》（同时记录了《实录》、野史、物证等考据》），再考查《旧唐书》等（以《实录》为蓝本）相关记载，不同之处仅存于三个方面：其一，太原起兵的发起人是谁；二是，隐太子李建成在攻取长安时的战功；再有，李渊宫闱禁中的是否检点。而上述三个方面皆以“玄武门之变”为中心而展开，其余初唐历史事件，各史料中所载（包括不受官方干预的稗官野史）竟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知，除“玄武门之变”外，其它的初唐历史事件并无唐太宗参与删改杜撰的可能。

因此，历来学者都将目光聚焦于“玄武门之变”，史书也记载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的关注，要“削去浮，要求直书其事”。史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李世民此举使自己亲杀兄弟的事实在史书中保留了下来，如王夫之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李世民，认为直书其事是不知羞耻，“至於自敕直书，而太宗不可复列於人类矣”；一些史学家则认为，直书其事其实是唐太宗公然指使臣下在“玄武门事变”的相关记载中美化自己；但更多的学者，能够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下，坦然的接受认可这次皇家宫廷政变和太宗之举。

去世原因李世民在他人生的前期，对道教的方术迷信是不屑一顾的，并且还对秦皇汉武的求仙活动持批判的态度。但是李世民晚年，随着功业的隆盛与年岁的增高，也与历史上许多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一样，开始服食丹药。对仙道丹药之事，唐太宗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其直接原因与其情绪的消沉和健康状况的恶化有关。

从史籍上可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以前多次外出围猎，精神焕发，骑射娴熟，说明他这时还有充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可是，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开始，直至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临终的6年当中，外出围猎仅有一次。这从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他的健康状况趋向下降。究其原因，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被黔，对他的思想刺激很深，甚至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精神上的郁郁寡欢，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以前很少服药的李世民，这时开始服食药石了。据《贞观政要》载，当时有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事得失，唐太宗认为他说的有益子国，“特赐锺乳一剂，谓日：‘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元戈直作注说：锺乳，产于石，食之使人通气生胃。”此药是唐太宗当时常服的。由此可知，他在这时已患了消化不良症，不得不接触“药石”了。

从外国引进丹药，大概是李世民的首创。大臣们为了迎合唐太宗的这种心理，向他推荐了天竺国（今印度）的一名方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罗，大败中天竺帝那伏帝国，俘虏了其国王阿罗那顺与方士那罗迩婆婆寐。同年五月，王玄策将这个方士进献给李世民。从西方来的“洋方士”那罗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宣称能配制金石秘剂。这个谎言打动了唐太宗期望康复、幻想长寿的急切心理。

经过近一年的炼制，到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春，丹药终于出炉，崔敦礼等赶紧捧送入宫，正在病中的唐太宗见到盼望已久的古印度方士炼出的仙丹，如获至宝，按照那罗迩娑婆寐的嘱咐，依法服食。然而，唐太宗万万没有想到，长生药竟成了催命药，他在三月吃下丹药，身体顿觉不适，病情大为加剧，竟导致“暴疾”，没过两个月就死去了，享年52岁。

对于李世民服丹中毒以致暴亡之事，唐朝的大臣及后代史学家都多次提到。

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载，唐高宗时，有东台侍郎郝处俊谏阻李治不要服食胡僧炼成的“长年药”，说：“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婆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效，大渐之阮，名医莫知所为。”

《旧唐书·宪宗本纪》也载，唐宪宗时的朝中重臣李藩也曾说：“文皇帝（即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所说“暴疾”，即指丹药中毒；“不救”，指无法抢救。从中可知中毒之深、药性之烈。

“韦令孔雀”韦皋镇蜀之初（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南越献孔雀一只，皋依涛意，于使宅开池设笼以栖之。至大和五年（公元八三一年）秋，孔雀死。次年夏，涛亦卒。一些诗词中提到的“韦令孔雀”也就是指的这段史话。　　薛涛字　薛涛字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每喜写己所作诗，语亦工，思致俊逸，法书警句，因而得名。若公孙大娘舞“剑器”，黄四娘家花，托于杜甫而后有传也。然涛字真迹今皆佚。

薛涛笺薛涛自贞元初被罚赴边回，即退隐于成都西郊之浣花溪甚久。浣花之人多业造纸，涛惜其幅大，不便写己所作小诗，她在成都浣花溪采用木芙蓉皮作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制成深红色精美的小彩笺，后世流行之红色小八行纸，薛涛笺也。多用于写情诗情书，表达爱慕思念之意，在当时及后世极为流传。因为薛涛所发明，所以称为薛涛笺。至于称浣花笺、松花笺、十样笺为涛笺者，实误。浣花殆假借地名；松花恐浣花笔误，况松花嫩绿色；而十样笺出自北宋。时谢景初于浣花溪专造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号谢公笺。

薛涛井薛涛井旧名玉女津，“水味甘冽，异于江泉。”乃因井傍锦江，源出江泉，又经砂滤过耳。传涛造笺系自此井取水，无考。然明藩确取此井之水造纸，且以上贡。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年）三月，冀应熊始书薛涛井三字，立石碑于井傍。嘉庆十九年（公元一八一四年），四川总督常明奉敕建雷祖庙于井左，布政使方积与王启锟等，因建吟诗楼、浣花亭于井右。

薛涛酒居人汲井为酒，名薛涛酒，甚美。但是，薛涛制笺系自所谓薛涛井取水之说，明代始尔，斯已谬矣。清初忽有用薛涛井水酿酒之事，自更与涛无关。但已吟咏不绝，皆附丽而已。

薛涛墓位于成都望江楼公园西北角的竹林深处。主体由墓、墓碑、墓基平台组成，四周有护栏分隔。墓体直径约三米，由三层红砂条石砌成圆形墓基，环墓为一米宽的墓基平台，用石板拼成环墓小路，墓与平台形成一个整体，视觉效果甚佳。关于碑的造型，最初设计为浮雕云头碑，后由于在公园发现一块风蚀的古碑，碑高一点五八米，宽零点八二米，碑右上方隐约可见明“万历”二字，故为明碑，中间正文首字一点一横一撇的广旁似唐字，猜测应为唐女校书薛洪度墓碑，重新设计时参考了该碑的造型、尺寸，形成现在的墓体造型。现在的幕碑正面“唐女校书薛洪度墓”八个大字，由四川省著名书法家刘秉谦先生1994年十月题写。碑背面的“重建薛涛墓碑记”由四川省薛涛研究会副会长刘天文撰写。薛涛墓的立意布局，根据我国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认为天圆地方，设计以墙界为方以墓为圆，寓意女诗人在天地中安息，永为世人凭吊。　　据唐末诗人郑谷诗云：“渚远清江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知唐时薛涛墓四周种了不少桃树。又据清朝初期诗人郑成基诗句：“昔日桃花无剩影，到今斑竹有啼痕”知清代的薛涛墓旁已无桃花，唯有修竹万竿。故现在的薛涛墓旁栽种了桃花、翠竹，以示纪念这位杰出的女诗人。　　太和五年，公元832年一个秋日的黄昏一代才女薛涛香消玉殒，65岁的薛涛永远闭上了她寂寞的眼睛。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她亲手题写了墓志铭，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了“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至此，女校书便真的成了薛涛的别名。但真正葬于何处，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毕生致力于研究薛涛的专家，原上海大公报记者张蓬舟老先生根据晚唐诗人郑谷诗句“渚远清江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朱桥直指金门路，粉堞高连玉垒云，窗下断琴翘风足，波中濯锦散鸥群，子规夜夜啼巴蜀，不并吴乡楚国闻”，推测薛涛坟应在望江楼东面的锦江之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薛涛晚年生活在城西浣花溪。按照常理推断死后也应葬在城西一带。由于没有明文记载，当然也不排除葬在城东的可能。晚清贵阳诗人陈矩《洪度集》云：“墓去井里许，在民舍旁”，李淑熏的《记薛涛坟》中载：“江楼南去二三里，荒陇犹留土一抔”可知薛涛墓距薛涛井最多二三里之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距望江楼公园仅一墙之隔的四川大学校园曾有薛涛墓并题有墓碑，只可惜毁于十年动乱之中，踪迹全无，为我们后人破解其真伪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指物吟联

这年中秋佳节，祁韵士一家共坐厅院饮茶赏月。大圆桌上果实纷呈，酒具齐全。一时兴起，韵士指物出联让儿孙们逐一对来。当轮到小隽藻答对时，韵士看他年幼，指着一旁那只果篓子说：“果果篓篓篓果果”，小隽藻眼珠一转，将眼光移到桌上的沙茶壶上，脱口对道：“壶壶盖盖盖壶壶”。“对得好！对得好！”全家人无不夸赞小隽藻才智机敏。

东西南北

道光元年，祁隽藻受命在南书房行走，为新皇帝道光讲学。一日课罢，祁隽藻手持竹篮步出南斋，道光帝见状不解地问：“先生何往？”祁隽藻道：“臣往街市为老母买些东西，有顺人好捎回。”道光帝又问道：“为何只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祁隽藻笑道：“按五行学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有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之说，这竹篮可置金木，焉能存水火，故凡什物皆曰东西。”道光帝听了顿悟，暗暗佩服祁隽藻学识广博。

捎书免事

道光年间，祁隽藻在京收到近本家“里七门”一封书信，信告邻居打墙多占了一步宽地基，为此事求祁大人做主。时隔不久，近本家接到祁隽藻的回信，只见信中写了这样四句话：“千里捎书为堵墙，让人一步又何妨？古修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那本家看了祁大人的书信自惭形秽，这场官司不打自消了。

民间还有人说信内四句诗是：“千里捎书为堵墙，让人一步有何妨？好地千年换百主，自古人长天也长。”诗意大致相同，它告诫人们，相处当以礼让为先，争名夺利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桥上行人

咸丰二年的一日，祁隽藻陪咸丰皇帝到京都八景之一的芦沟桥赏景，路上人群如潮，伛偻提携，络绎不绝。见此情景，咸丰帝开玩笑地问：“先生，你看这桥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你能猜出一日内桥上有多少人来往？”祁隽藻随即答道：“只有两个人。”“先生何出此言？”祁隽藻道：“一个是图名的，另一个是图利的。”咸丰听了点头称是。

金殿答对

道光年间，一日早朝毕，宣宗便与文武大臣们闲聊起来，问群臣道：“众位爱卿，你们说这世上甚为高，甚为低，何为东，何为西？”这时，站出一大臣说：“禀万岁，这黄瓜高、茄子低、东瓜东、西瓜西。”他这样一说，众人听了都觉得也是。但总觉得品位有些低。道光皇帝见再无人发言，于是指祁隽藻道：“祁爱卿你有何高见？”祁隽藻见宣宗问他，于是站出答到：“君为高，臣为低，文站东，武站西。”此时道光听了，脸上出现了笑容，夸赞道：“祁爱卿论说典雅，等级分明。”此时，那先发言的大臣脸红发烧，众人暗赞祁大人学识非同一般。

妙解难题

祁隽藻22岁以第二名高中榜眼，中因父亲祁韵士嘉庆九年，以朗中监督宝泉局库亏铜失察案牵连，被削为一般翰林，然深为嘉庆赏识。这嘉庆也算是心细之人，早有心测试祁隽藻博学能否致用。一日朝罢，独留祁隽藻在朝，皇上道：“素闻爱卿多才多艺，今烦劳先生在径寸之木作书画，三日为限。此等雕虫小技，爱卿幸勿推却。”祁隽藻从太监手中接过两块一寸见方的檀香木，一块要上书一万个字，一块要画上一万头骆驼。祁隽藻先是一惊，然后定了定神道：“臣遵旨”。欣然领命退朝。

眼看三天限期已到，朝罢已毕，只见祁隽藻手捧两块檀香木跪在龙帐前道：“启奏吾皇万岁，不才书画已就，请万岁过目。”这时，走过一位太监从祁隽藻手中将两块方木呈与嘉庆帝观看。只见一块上面写着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整十二个字。嘉庆帝心想：这话出自《三字经》，用于此，足抵万字。他又看了看另一块，只见上面画了一座大山，山这边画了一个骆驼脑袋，山那边画了一条骆驼尾巴。便问：“祁爱卿，怎么看不到万头骆驼呢？”“禀万岁，其余都在山后行走呢。”这时，只见嘉庆帝大喜道：“好！写得好！画得妙！”

辅政年限

《天地民心》是著名作家朱秀海继《乔家大院》之后的又一力作，刻画了一位忧国忧民好官祁隽藻的形象。

祁隽藻，字叔颖，一字淳甫，避讳改实甫，号春圃。山西人。清嘉庆十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

祁隽藻曾因反对肃顺重用湘军，以病辞仕。同治元年，授命复出，以大学士衔补授礼部尚书，后病卒北京，谥文端。祁隽藻有着“四朝文臣”、“三代帝师”之称，横亘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四代，辅政为官达46年之久。

温柔敦厚

祁隽藻与程恩泽都是近代倡导宋诗的代表诗人，为诗主张不论穷通显晦，都要温柔敦厚，要讲究“学识”和“性情”。

祁隽藻的诗模仿杜甫、韩愈、苏轼，他创作的具有现实内容的诗，如叙事的《纪事》，反映人民疾苦的《感河南直隶二案时久不雨》、《肩舆道覆夷于右臂作此自遣》，赞颂为民兴利的官吏的《蓝公教织歌》等。他的诗大多是咏物、写景、感恩、扈从、官场应酬之作，但能显出学问、性情。陈衍《石遗室诗话》以为他是“道、咸间钜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底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

童年聪慧

五岁巧对——祁隽藻童年才智过人

曾为清朝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王师”的祁隽藻幼年就聪明过人，父亲祁韵士爱他如掌上明珠，常和友人叙谈说：“莫谓松柏小，已具栋梁才。”

一年端午节，五岁的祁隽藻奉母命给三哥三嫂送去五个粽子。三嫂乃大家闺秀，又素闻小弟诗才敏捷，见隽藻送来粽子便想测试一番，即命题曰：“五月五日五弟相送五粽，好香！好香！”只见隽藻略加思索脱口诵道：“三更三点三嫂伴读三哥，好亲！好亲！”

三嫂闻言顿时晕生两颊，追打隽藻，吓得小隽藻拔腿就跑。这年中秋节，祁隽藻一家共坐庭院饮茶赏月。大圆桌上各式月饼与糖果、酒具摆得满满的。一时兴起，祁韵士指物出联，让儿子们逐一来对。当轮到小隽藻答对时，韵士看他年幼，指着一旁那只果篓子说：“果果篓篓果果，”小隽藻眼珠一转，将眼光移到桌上的沙茶壶上，便脱口对道：“壶壶盖盖壶壶。”“对得好！对得好！”全家人无不夸奖小隽藻的才智机敏。

故居

张浚故居，是为张浚贬谪永州时宋绍兴七年（1137年）而建。现存建筑民间传说为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8年）张浚后裔张皇后重建，时称文昌阁。后族人张勉重修，更名为“勉园”其为木质结构，硬山顶建筑。水井系张浚开凿，后人张勉学刻“紫岩仙井”于天启六年。

张浚故居位于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文星街38号，故居里有永州市人民政府立的碑刻。在故居门前，张浚亲手开凿的“紫岩仙井”，至今仍然在供附近百姓取水饮用、浇灌。

墓葬

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张浚张栻墓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各级政府、社会贤达和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的努力下，张栻墓（含张浚墓）被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雕塑

德阳市《名人园》滨河公园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市内，峨眉山北路沿河景观公园走廊地带（滨河景观东大桥至黄河大桥沿线段，运用多种雕塑艺术形式表现了德阳市历史上的众多历史名人。德阳《名人园》设计者为四川著名雕塑艺术家——罗平（二级美术师，德阳石刻艺术墙《中华魂》设计者）独立设计完成。为纪念德阳历史文化名人张浚、张拭两父子，公园内为其树立了一座单体雕塑。

纪念馆

在张浚故乡绵竹中学建有张浚塑像和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在张浚父亲张咸墓所在地的柏林公园建有张浚张栻纪念馆，永作纪念。

后事

汤思退死后，其子兵部尚书汤硕，奏请将其父归葬祖籍。宋孝宗准奏，敕葬汤思退于浙江景宁县鹤溪镇西直弄汤山。但据《浙江通志》记载：汤思退之墓，位于丽水市水东风化村。因汤思退为宋孝宗背了黑锅，所以朝廷以国礼葬之，其墓前立有六匹各异不同的石马和石仲翁、石兽等像。1985年，汤思退墓被挖掘，其墓前石马、石仲翁、石兽等像被移入丽水市万象山公园之中。汤思退后裔在景宁县鹤溪镇汤氏宗祠内祭祀先祖，汤氏宗祠悬额为“歧国公宗祠”，殿内供有歧国公灵位。清代史家公正的认为：“汤思退乃属救时之相，因朝中显要多为张浚门人，故而贬其名。”汤思退著有《徽宗实录》150卷、《竹轩小集》等书为传世之作，其家族世系被收录于《括苍金石录》。

回乡怀感

汤思退因主和，被谪回老家处州景宁鹤溪，但未至老家已逝途中，其生命历程中留下的最后一首西江月词，寥寥50字，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不平常的官宦生涯，以及被谪后的悲苦又无奈之情。附：西江月 《被谪怀感》。

自立王国

公元947年，钱弘俶继承吴越国王位，继承了祖先留下的繁荣，也继承了祖先留下的遗训，对中原诸王朝贡奉之勤，海内罕有其匹。赵匡胤乱建立北宋后，在宋朝统一全国的政治攻势，为保一方平安，钱弘俶更是倾国所有以事贡献。

宋建隆元年（960），复兴杭州灵隐寺，请智觉延寿为中兴第一世。又迎请螺溪义寂讲法华经，特赐“净光大师”之号。复遣使赴日本、高丽，求取天台论疏，致令天台教观绷然而起。又于杭州建普门寺，于钱塘建兜率院等。

对宋称臣

974年，赵匡胤讨伐南唐，矛头直逼江南。钱弘俶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求援建议，出兵助宋灭南唐。南唐亡国后，吴越国唇亡齿寒。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一月，钱弘俶祭别钱镠陵庙，失声痛哭：";刑、儿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穆。";悲伤得几乎不能站立。

曾封为“淮海国王”，八年改为“南汉国王”。端拱元年（988）更封“邓王”，是年八月薨，后追封“秦国王”，谥号“忠懿王”。吴越国王钱弘俶墓志今陈列于洛阳古代艺术馆东展室，这方墓志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国君”级墓志。

洪皓被派出使金国议和，但金没有议和之意，所以当时的使节非常危险。“凡宋使者如(王)伦及宇文虚中、魏行可、顾纵、张邵等，皆留之不遣。”（《金史·王伦传》）洪皓行至太原，被金人扣留近一年，第二年转至云中(今山西大同)，见到金国权臣完颜宗翰。完颜宗翰不许洪皓请归二帝之要求，逼迫他到金廷操纵的伪齐刘豫政权去当官。洪皓严词拒绝：“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宋史·洪皓列传》）完颜宗翰大怒，下令推出斩首。两名壮士“执剑夹承”，拥之以下。洪皓面不改色，从容而行。一位贵族见状，深受感动，不觉失声说道：“真忠臣也。”遂用目光制止剑士暂缓行刑，并亲自跪下请求完颜宗翰免除洪皓一死。完颜宗翰虽然免洪皓死，但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冷山(今黑龙江五常境内的大青顶子山)。

冷山气候寒冷，十分荒凉，一年四季多被冻指裂肤的寒冷包围着。那里是女真贵族完颜希尹家族的驻地。洪皓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聪明才智，很快得到了完颜希尹的赏识。完颜希尹破例让他教授自己的八个儿子读书。洪皓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一有机会就劝金国贵族与宋议和。完颜希尹最初力主攻宋。曾说：“孰谓海大，我力可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洪皓听后，警告他说：“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宋史·洪皓列传》）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金强宋弱的形势开始逐步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到了绍兴七年至八年间(1137—1138年)，宋强金弱的形势开始形成，金人遂有议和思想。以宗盘、挞懒等人为首的一派，主张在交还南宋河南、陕西地的条件下与宋讲和，并于绍兴八年与南宋签订了和议。在议和期间，完颜希尹曾就所议十事征求洪皓意见。洪皓条分缕析，完颜希尹以为洪皓说得实在，并没有诳他，遂于绍兴十年(1140年)带领洪皓赶赴燕京(今北京)，意欲遣洪皓归宋进行议和。但在是否需要在归宋河南、陕西地的条件下与宋议和的问题上，金人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完颜宗弼(兀术)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交还，后来联合完颜希尹，杀了宗盘、挞懒等人，重新发动了攻宋战争。完颜宗弼杀了挞懒等人之后，又杀了完颜希尹。洪皓因与完颜希尹有过异论，才幸免于难。

在燕京，洪皓见到了昔日好友宇文虚中，宇文虚中被金人扣留后当了金朝大官。见到洪皓以后，宇文虚中劝他留在金朝当官，并积极向金熙宗推荐。金熙宗表示可以任为翰林直学士，洪皓坚辞不就。金人不甘心，换官时仍让洪皓就职。洪皓请求允许他到临近宋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等地“自养”，以便寻机逃回宋朝。金朝参政韩昉看出了洪皓的意图，让洪皓任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副留守，洪皓坚决不允。金人又降其官为留司判官，并催促他尽快起行，洪皓置之不理，誓死不就。金人见高官厚禄留不住洪皓，又想出了新的办法。根据金法规定，虽未任金官，但只要被金人任使，则“永不可归”。韩昉为了留下洪皓，遂令其“校云中进士试”。洪皓深知其意，装病力辞。但韩昉不允，洪皓只得前往云中。到了云中以后，他不履行职责，对院官说：“今取士以诗赋，吾故学经耳。”云中院官和考官没有办法，只好将洪皓送回燕京。在燕京期间，他一直关心宋朝的发展和强大。当听说完颜宗弼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而宋朝却撤兵的消息以后，写了数万言的秘信，谓：“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宋史·洪皓列传》）此后又多次送秘信。绍兴十三年(1143年)，金熙宗喜得贵子，大赦天下，允许宋朝使者回归，洪皓与张邵、朱弁等都在被赦之列。

洪皓知识渊博，于“书无所不读，虽食不释卷”，不但精通经学、史学，也精通诗文词赋。留金期间曾经写下上千首诗词，金人“争抄诵求锓锌”，后来大部分散逸。今《鄱阳集》所存数十首，皆清新朴实，含义深远。洪皓又曾同张邵、朱弁写诗唱和，集成《轩唱和集》三卷，今已不存。洪皓还“善琴奕”，“能别三代彝器”，识书画。留金期间，他通过言传身教，将汉文化向北传播。著名的故事如“无纸则取桦叶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之，时谓‘桦叶四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66引《金虏节要》）。他通过教授金人读书和其他接触方式，与许多女真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女真人把洪皓视为知心朋友，热情地邀请他参加婚礼、礼佛、生产等活动。他每到一地，人们“争持酒食相劳苦”。在涿州，过鞑靼帐，“其酋闻洪尚书名，争邀入庐，出妻女胡舞，举浑脱酒以劝”（《容斋五笔》卷三）。

洪皓对金国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经济社会、风土人情、礼仪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物产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松漠纪闻》原书为洪皓留金时所记金国杂事，及归宋时，惧为金人搜获，悉付诸火。回宋后乃复追述一二，名曰《松漠纪闻》。书未刻而秦桧有私史之禁，其书遂秘而不宣。后其长子洪适于乾道初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时，厘为正、续二卷。又后，次子洪遵根据洪皓生前谈及的往事，整理为11条，称《松漠纪闻补遗》。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松漠纪闻》。洪适《松漠纪闻续》云：“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阸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庾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秃节来归，因语言得罪柄臣，诸子佩三缄之诫，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及南徙炎荒，视膳余日，稍亦谈及远事。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稿，仅得数十事，反袂拭面，著为一篇。”“松漠”是“千里松林”和“平地松林”之意。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境设置松漠都督府，由契丹酋长充任都督。因洪皓流放的地区就在古松漠都督府之北，书中所写的内容都是发生在广大的塞北地区，因此取书名《松漠纪闻》。

丈夫争议

关于蔡琰在北方是否嫁于左贤王历来有不一样的看法：据《后汉书》记载，蔡琰是“没于”左贤王，而不是“嫁于”左贤王，而且一般匈奴王的妻子都被称为“阏氏”，但是蔡琰在北方二十年，没有这个称号，所以认为蔡琰与左贤王并不是夫妻关系；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赎回蔡琰花费了非常大的价钱，远远超过了普通奴隶的价格，可以看出蔡琰在匈奴那边的地位也不低。一些文艺作品像京剧等就将蔡文姬写成左贤王的王妃。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仍存在争议。

作品争议

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发表论文质疑蔡琰的作品是不是出自蔡琰之手。郭沫若等人认为《后汉书》所著录的《悲愤诗》不是出自蔡琰之手，主要理由有三点：1．据《后汉书·董祀妻传》，文姬是“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诗中不应说是为董卓部众所驱虏。2．文姬之父蔡邕受董卓重视，在董卓控制的中央政权里爵位很高，董卓死后他才被王允所杀，文姬的流落必定在蔡邕死后，而诗中说为董卓所驱虏入胡。3．骚体一章中有“历险阻兮之羌蛮”一句，与文姬为南匈奴所掠获事实不合。又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二句，与当时南匈奴所处地域河东平阳一带地理环境不合。

但谭其骧认为这三项中，没有一项是站得住的。因为：1．董卓的部众中正多的是羌人和胡人，《悲愤》中说“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这些胡兵不正是“胡骑”？2．南匈奴自中平五年（188年）以来已分裂为二部分，一部分内徙河东，另一部分仍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那里的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所描叙的就正相符合。3．董卓的部众纪律很差，当时蔡文姬在关东原籍被掳，蔡邕远在长安，而她被掳后三个月蔡邕即被杀，无从获得消息，更谈不上营救。董卓部队中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蔡文姬被掳后被西驱入关，入关后到过羌蛮之地，也就毫不足怪。所以可以肯定《悲愤》二章确是蔡文姬的作品。

生年争议

蔡琰的生年一说是174年，一说是177年，但都是猜测，没有史料依据。

丈夫争议

关于蔡琰在北方是否嫁于左贤王历来有不一样的看法：据《后汉书》记载，蔡琰是“没于”左贤王，而不是“嫁于”左贤王，而且一般匈奴王的妻子都被称为“阏氏”，但是蔡琰在北方二十年，没有这个称号，所以认为蔡琰与左贤王并不是夫妻关系；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赎回蔡琰花费了非常大的价钱，远远超过了普通奴隶的价格，可以看出蔡琰在匈奴那边的地位也不低。一些文艺作品像京剧等就将蔡文姬写成左贤王的王妃。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仍存在争议。

作品争议

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发表论文质疑蔡琰的作品是不是出自蔡琰之手。郭沫若等人认为《后汉书》所著录的《悲愤诗》不是出自蔡琰之手，主要理由有三点：1．据《后汉书·董祀妻传》，文姬是“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诗中不应说是为董卓部众所驱虏。2．文姬之父蔡邕受董卓重视，在董卓控制的中央政权里爵位很高，董卓死后他才被王允所杀，文姬的流落必定在蔡邕死后，而诗中说为董卓所驱虏入胡。3．骚体一章中有“历险阻兮之羌蛮”一句，与文姬为南匈奴所掠获事实不合。又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二句，与当时南匈奴所处地域河东平阳一带地理环境不合。

但谭其骧认为这三项中，没有一项是站得住的。因为：1．董卓的部众中正多的是羌人和胡人，《悲愤》中说“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这些胡兵不正是“胡骑”？2．南匈奴自中平五年（188年）以来已分裂为二部分，一部分内徙河东，另一部分仍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那里的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所描叙的就正相符合。3．董卓的部众纪律很差，当时蔡文姬在关东原籍被掳，蔡邕远在长安，而她被掳后三个月蔡邕即被杀，无从获得消息，更谈不上营救。董卓部队中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蔡文姬被掳后被西驱入关，入关后到过羌蛮之地，也就毫不足怪。所以可以肯定《悲愤》二章确是蔡文姬的作品。

生年争议

蔡琰的生年一说是174年，一说是177年，但都是猜测，没有史料依据。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9年8月1日出版有今人张震泽注有《张衡诗文集校注》。

(1)宇宙的起源

《灵宪》认为，宇宙最初是一派无形无色的阴的精气，幽清寂寞。这是一个很长的阶段，称为“溟滓”。这一阶段乃是道之根。从道根产生道干，气也有了颜色。但是，“浑沌不分”，看不出任何形状，也量不出它的运动速度。这种气叫做“太素”。这又是个很长的阶段，称为“庞鸿”。有了道干以后，开始产生物体。这时，“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地配合，产生万物。这一阶段叫做“太玄”，也就是道之实。《灵宪》把宇宙演化三阶段称之为道根、道干、道实。在解释有浑沌不分的太素气时引了《道德经》里的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些都说明了《灵宪》的宇宙起源思想，其渊源是老子的道家哲学。《灵宪》的宇宙起源学说和《淮南子·天文训》的思想十分相像，不过《淮南子》认为在气分清浊之后“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上地下，这是盖天说。而《灵宪》主张清气所成的天在外，浊气所成的地在内，这是浑天说。

总之，张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认为宇宙并非生来就是如此，而是有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张衡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古代认为宇宙结构亘古不变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却和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有所相通。

(2)关于宇宙的无限性

战国时代的《尸子》定义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把空间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也和西方古代把二者看成是两个互相割裂的概念大不相同。但是，中国和西方一样，在二者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上历来也有争论。《庄子》一书中就有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说法。而西汉末年的扬雄却认为“阖天为宇，辟宇为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张衡虽然长期研究扬雄的《太玄经》，并受到扬雄较深的影响，但在宇宙的无限性上却不愿遵循扬雄。《灵宪》认为人目所见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宇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扬雄的思想和目前天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大爆炸宇宙学说在终极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张衡的结论却和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合。看来，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还得长期争论下去。

(3)关于天地的结构

《灵宪》把天描述成是恒星所在的地方，它是一个偏心率极小的椭球：“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增广千里。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天上有一个北极，枢星正好在这个位置上。日、月、五星都绕它旋转。天还有个南极，是在地底下，人不可见。人目所见的地表面是平的，正在天的中央，“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可见，张衡心目中的地是个半球。在地面上来说，如以8尺高的表在同一天正午测量日影长度，则南北相距千里的两个地点所量得的表影长度相差1寸。

为什么把天地要设想成是个椭球结构？我们已无法了解，或许，一种可能是囿于传统。早在《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就提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东西比南北长了二千里。《淮南子·坠形训》中也引了这两个数值。可见古人大概相当相信天、地的东西要比南北来得长。

地平说和“表影千里差1寸”的理论，过去人们曾以为是盖天说的内容。但若据此即认为《灵宪》的天地结构模形是盖天说，那就不当了。浑天模型和盖天模型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浑天的天是球状的，天可以转到地下去。天不仅有出于地上的北极，还有隐于地下的南极。盖天的天则或像一个盖子笼罩着平地(近人称之为第一次盖天说)，或者和地构成二片平行的曲面(近人称之为第二次盖天说)。总之，天永远在地之上。天只有北极而不可能有南极。因此，从对天的结构认识来看，《灵宪》只能划入浑天说而不能视之为盖天说。关于地的问题，必须指出，历史上的浑盖之争，主要在于天而不在于地。直到唐代一行彻底否定了日影千里差1寸的旧说之前，水平大地的观念还一直存在于浑天说中。就是在一行之后，直到西方天文学传入之前，我国仍然未能建立起明确的球形大地的数理模型。反倒是《灵宪》中的那种“天圆地平”说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4)关于日、月的角直径

《灵宪》记载，日、月角直径为整个天周的“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化成现代通用角度单位即为29′21″，[根据钱宝琮的研究，认为《灵宪》的“(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当校改为“(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如此则日、月的角直径当为 29′35.3″。这和近代天文测量所得的日和月的平均角直径值31′59″和31′5″相比，误差都只有2′左右。以二千年前的观测条件而论，张衡测值可谓精确。

在张衡之前的《周髀算经》中也介绍过一个观测：用一根8尺高的竿子垂直立于地面，每当太阳过子午线时量竿影长度。当影长正为6尺时，用一根8尺长、孔径1寸的竹管观看太阳。《周髀算经》认为此时太阳视圆面正好充满竹管。由此，《周髀算经》按照“千里差1寸”的比例关系，求得此时太阳距人目为10万里，进而求得太阳的线直径为1250里。由于“千里差1寸”等基本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因而《周髀算经》所得极为荒谬(太阳的线直径实际为139.1万公里)。就观测本身而论，《周髀算经》的结果也是相当粗疏的。按竹管长8尺，孔径1寸计算，太阳角直径为42′58″。误差比《灵宪》所载大多了。

(5)关于月食原因

在张衡之前，人们已对日食的原因有所认识。西汉的刘向就说过：“日蚀者，月往蔽之”(见《开元占经》卷九所引)。东汉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引述过别人的一种更明确的说法：“或说，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而对于月食原因，则在张衡之前尚无明晰的解释。大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张衡在《灵宪》中就未及日食原因，而是专门论述了月食的原因：“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 这段话中说到，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产生光月。月亮之所以出现有亏缺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当月和日正相对时，就出现满月。当月向日靠近时，月亮亏缺就越来越大，终至完全不见。这样一种月相理论，在《周髀算经》中已有大概：“日兆(按：通照)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京房说得更为明确：“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开元占经》卷一引)。张衡的月相理论和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所突出的是张衡强调了月相与日、月相对位置的关系。但这样一来人们自然要问，既然“当日则光盈”，那么何以有时候当日时会有月食呢？对此，张衡回答说：“蔽于地也”，即大地挡住了日光，使日光照不到月亮上去了。张衡把这块大地所产生的影子起个名字叫“虚”。月亮进入虚时就发生月食。《灵宪》对月食原因的阐述是很科学的。

不过，再仔细思考一下虚，人们又会提出问题。按照《灵宪》所说的天地结构，地是其下部与天球相密合的半椭球。那么：(i)要使日、月能没入地平且能在地下运动，日、月就只能是两个无厚的圆面，这就和上面说的月相理论相矛盾。(ii)太阳没入地平后光线就会被地半球完全挡住，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投射上月亮。这样，晚上的月亮应该总是看不见的，这也就根本谈不上月食的问题了。要解释这两个矛盾，只能认为《灵宪》中的地有二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相对天来说的地，那是个半椭球。第二层含义是相对日、月来说的，那是孤悬在天球中央的一个较小的固体物。或者，可以把这二层含义统一起来说：孤悬在天内的是一片陆地，此外的地则全是水，故能与天球下半相密合。这样理解之下，则日、月仍可是个圆球；而日到水下之后日光仍能穿透水而照射到月亮上，只有那块相对较小的陆地才能产生一块虚。当然，在这样推测的时候还得再补充一点，即应该认为在张衡看来，水是一种透明度较高的物质，所以深入地下之后的日光仍能穿透厚厚的水层而射到月亮，产生皓然明月。

(6)关于五星的运动

《灵宪》中提出了4点极有价值的见解。第一，日、月、五星并非是在天球球壳上，它们是在天地之间运行，距地的远近各有不同。第二，这7个天体的运动速度也不同，离地近的速度快，离地远的速度就慢。第三，《灵宪》用天的力量来说明行星之所以有留、逆、迟、速等运动变化现象(“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第四，按照五星离地远近及其运行的快慢，可以将它们分成两类。一类附于月，属阴，包括水星和金星。另一类附于日，属阳，包括火星、木星和土星。

《灵宪》上述这4点都很有意思。其中第一点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实际情况要比这种概括复杂得多。第二点则与古希腊人的思想完全相合。而在中国，则在张衡之前还没有人提起过，并且在他之后也未对此点给予重视，这就使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三点虽然说得非常含混难解，而且完全不正确，但它却显然是在寻求说明行星运动之所以有顺逆迟速的力学原因。这种努力的本身值得在整个天文学史上大书一笔。1500多年之后，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里提到了类似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对日、月、五星有一种类似磁石吸针的力量。王锡阐的思想的力学性就更明确了。虽然张衡、王锡阐的思想都并不正确，但是行星和它们的卫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地球是一颗行星)的运动，的确都是受到万有引力定律所支配的。因此，追究这些天体运动中的力学原因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西方，对于这种力学原因的探讨在张衡之后的1000多年里仍然是没有的。许多伟大的希腊天文学家都只有对日、月、五星的运动作精细的运动学描述，而从未想到过解释其力学原因。力学原因的探讨要直到16世纪科学革命开始之后才被提出来。第四点也很有意思。《灵宪》的行星分类正好是太阳系中内行星与外行星的分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是绕太阳转的，而月亮则是绕地球转的。所以，“附于月”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张衡和其他古人一样，把月亮作为阴的代表。不过，从金、水两内行星的运动来说，人目所见的鲜有和外行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行星只能从晨出于东方开始一个会合周期。而内行星则在一个会合周期不但可以晨出于东方，而且还可以像月亮一样，昏出于西方。正是由于这种昏出于西方的相似性，《灵宪》才提出“附于月”的说法。

(7)关于星官

满天繁星，古人将它们组合成一个个星组，以便于对它们进行辨认和观测。这些星组少则一星，多则数十星。这样的星组古人称之为星官。由于各个天文学家的取舍、组合方法并不都相同，因此形成了许多家不同的星官体系。直到张衡时代，流传于世的星官体系有以《史记·天官书》为代表的体系，有石氏、甘氏、黄帝以及“海人之占”等等的体系。对这些各有特色的体系，张衡作了一番比较、整理和汇总的工作，发展出了一整套收罗恒星最多的新体系。《灵宪》记载，其中“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张衡的这一星官体系整理工作比(三国吴)天文学家陈卓总结甘、石、巫咸三家星官的时代要早100多年，而且所包括的星官、星数比陈卓要多得多(陈卓所总结的有283官1464星)，成就当然要比陈卓大。可惜张衡星官体系已经失传，这是我国恒星观测史上的重大损失。

与恒星星官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灵宪》中提出了星空里还存在一种“微星”即很暗弱的星，其数有11520颗。这个数字并非严格得自实测，而是来自《易经》中神秘的“万物之数”。数字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张衡认为有微星存在，且星数比亮星多得多，这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8)流星和陨星

天空中除了日、月、星(古称三光。星包括行星和恒星)这些常见成员外，还不时见到流星之类的天体。《灵宪》认为“及其(按：指三光)衰也，神歇精■，于是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这里，张衡继承了前人“星坠至地则石也”(《史记·天官书》)的思想，对陨石的来源予以较正确的解释。同时，张衡还探讨了陨星产生的原因，认为是与日、月、星的衰败有关。虽然这个想法不正确(太阳系内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流星体，当它们在运行中与地球相遇，进入大气层后因摩擦而燃烧，便成为流星；较大的流星体在大气层中未及烧尽而坠落地面，便成为陨星，或称陨石)，但是，每个天体都有发展到“衰”败死亡的阶段，这却是非常科学的结论。张衡的这个思想非常合乎辩证法，而且也正是西方古代天文学中所缺乏的。

与陨石相联系，《灵宪》中对恒星的产生也有一种解释：“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种星生于地的见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几百年的天地相应的思想的反映。《灵宪》说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些所谓天地之间的对应，纯粹出于人的主观附会，毫无内涵上的科学联系。例如，所谓天的九位(即古人所谓九天)和地的九域(即所谓九州)全都是中国古人的人为划分。所以，这种相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张衡之所以会有山岳之精气上升为星的想法，原因即在于他见到的陨星至地都是石头，而山岳则正是最多石头的地方。石头又怎能上天？所以必然会想到这是山岳的精气，这就可以上升到天上成为星。这些反映了陨石来自天外的思想。而在西方，直到17世纪，还有天文学家认为陨石并非来自地外的说法。

《灵宪》作为一篇杰出的古代天文学著作，当然仍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点外，比如文中还把嫦娥奔月的神话当作事实记载在内，甚至说嫦娥入月后化成了蟾蜍。至于文中流露的种种星占术思想，那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倒也不必去苛求张衡。总之，尽管《灵宪》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在天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梁代刘昭赞颂张衡是“天文之妙，冠绝一代”，其评价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灵宪》这篇杰出的著作。

如今在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修建有纪念一代儒学家荀子的荀子文化园，山顶矗立着大儒的雕像，俯瞰着这片赋予了他生命的热土和汲取了甘甜乳汁的沁河。

荀子雕像底座8米，象征全县8万人民之深情，像高19.67米，寓县域面积1967平方公里之广义，托起荀子这位令故里人永世引以为骄的时代超人。园林专家提供的信息说，如此高大的花岗岩雕像当数全国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