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后人亦称王维为诗佛，此称谓不仅是言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更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朝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王维不仅是公认的诗佛，也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且精通音律，善书法，篆的一手好刻印，是少有的全才。

王维诗在其生前以及后世，都享有盛名。史称其“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新唐书》本传）。唐代宗曾誉之为“天下文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杜甫也称他“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之八）。唐末司空图则赞其“趣味澄复，若清沈之贯达”（《与王驾评诗书》）。昔人曾誉王维为“诗佛”，并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并提。以思想内容而言，王维诗远不能与李、杜相提并论；而在艺术方面，王维确有其独特的成就与贡献。唐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以至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维影响。直到清代，王士祯标举神韵，实际上也以其诗为宗尚。但这派诗歌，往往陶情风景，缺乏社会内容。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对王镕都有“仁而无武”的评价，其实王镕的一生可以用“目光短浅、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治国无为”来评价。

王镕自幼就很聪慧，所以在李匡威阴谋夺位之时能够顺利脱险并诛杀李匡威。但是王镕却胸无大志，不思积极进取，厉兵秣马，与各路诸侯争雄，而是偏安于一隅之地。王镕也贪图享乐，纳后宫姬妾数百人，他又好于左道，常常让道士一起随同出游，每次都长达旬月，在西山王母祠，王镕竟然让侍女们堆上锦绣，相互牵持着上去，真的是竭尽奢华。

王镕在治理国家方面也是随意而为，他常常将政务交于宦官处理，使得宦官权力膨胀，对于李弘规、李蔼等人凭权专事、树立党羽等行为又不加以控制，也使得后来李弘规能够在他面前肆无忌惮，杀死石希蒙。王镕在位期间，面对诸侯的进攻，几乎全是依靠其他诸侯的援助才得以保全。纵观王镕的一生，可以用贪图享乐、目光短浅、不思进取、治国无为来评价王镕。

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如是评道：“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花间》于南唐人词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 刘融斋在《艺概》中言：“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也足见正中词魅力之深。陈廷焯在《云韶集》卷一中言：“正中词为五代之冠，高处入飞卿之室，却不相沿袭，时或过之。

虽然冯延巳同温庭筠非同时代之人，但后人评价两人时经常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评道：“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正中，淡妆也。”一浓一淡，不仅体现了两位词人的创作风格及兴致趋向，这也和两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极其有关。温庭筠一介落魄文人，混迹于青楼酒馆之中；冯延巳却是位及权臣，当正襟危坐。这也是冯延巳词被同叔和永叔喜好的一点原由。另一方面浓淡之说更是论尽了花间派和晚唐派的相异，不可混为一谈。

在北宋那个崇文读经、吟诗填词的主流时代，理科被视为末学，甚至被讥为旁门左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括（1031—1095）却是个文化、科技通人，一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宋史》评价他说：“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沈括在官场的蹭蹬和学术上的成就， 几乎都可以从他的性格中找到解释。他这人好学，喜欢研究各种新奇东西，干活儿好动脑子，所以，在做主管治河、天文工作的技术官员时，在做依靠地理学知识的外交谈判使节时，也能不辱使命。但他缺少杀伐决断的实际军政才能，所以在做边境军政“一把手”时难免失败。在政治活动中，他的人格缺陷很明显，他与王安石本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写的，在王安石当政时，沈括曾是他变法的支持者。但在王安石第一次下野后，沈括又曾上书反对过王安石的一些法令，导致王安石复出后，骂沈括是“小人”。这样，沈括成了在新旧两派都讨不到好处的人物。他和苏轼的关系也不好，很可能是出自某种“文人相轻”的心态，也许他认为苏轼所擅长的诗词文赋、书法文墨之类的东西算不上什么，总之，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参与到了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中，罗织罪名、攻击苏轼，这又令后世一大批苏轼的拥趸，对沈括的政治人品大加挞伐。

王劭一生有志学问，淡于仕途。读书撰文，十分专注。对于经史则嗜好成癖，所著之作，几乎都是史籍。即便一些读书之记，亦必涉于历史，终成一代颇有名气的史学大家，为后来《隋书》、《北齐书》正式成卷，奠定很好的基础。

活了一百多岁的卜商先哲，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在传播儒家学说上，独立形成子夏氏一派，成为孔门弟子中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中博学笃志，传授五经，后世治五经的学者，大都认为他们的学说托之于卜商的传授；他不但学识渊博，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更重视躬行实践，讲究道德修养，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为后人留下良好的形象；他晚年西河讲学，离群索居，继承孔子的未竟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肯定其文学能力。子夏的生活较为清寒。《说苑·杂言》称他为人“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但这也造就了他的孤独傲慢和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他说：“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以免“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子夏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据明代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刘寅对照《史记》的记载推测，魏国在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未见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另外尉缭对军事家吴起曾表示了无限钦佩之意。他赞赏吴起执法严明，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意义，他希望魏国能有象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

卢绛虽然被宋太祖杀了，但史家对其评价很高说：“卢绛鲜克有终。而才略纵横，倔强不屈，殆亦有足取者焉。”因而在句容县东阳镇东建有卢大王庙，志云即卢绛祠。而且在武宁县四十四都有卢绛筑造的磨源陂，拦截河水，可以灌溉良田万余亩，乡民非常感谢他的恩德，特此建立了将军庙世世代代纪念卢绛。

卢绛虽死犹荣。千年之后，他与夫人杨氏被卢氏后人迁葬于芦塘石口里岭上，坐西北向东南，夫妻同茔。

德元虽为状元，又官职显赫，而不能入张贤祠，但在流坑千年的历史上，以其科名最高、仕宦最尊、爵位最崇，朝廷对其上辈的封赠之多（共10人），其子孙荫补之众（共6人），是流坑历代众多官宦不可相比的，给其家族带来了极高的政治声望。除状元楼外，董氏在村中为纪念他等，还建有宰相”状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坊“和”三元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