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

巧答典客

包拯出使辽朝时，辽朝命馆伴对包拯说：“你们不久前在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县）城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

清正廉明

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时。当时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三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

嘉祐四真

宋仁宗嘉祐年间，富弼为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为侍讲，集天下之望。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

景泰年间，兵部尚书陈汝言在退朝后遇到时任太子洗马的刘定之，对他开玩笑说：“你的职责是洗马，一天洗几匹马？”刘定之应声回答：“厩马我都洗，只是大司马（大司马是兵部尚书的别称）洗不得。”陈汝言与在场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又有一次，兵部侍郎（又称少司马）王伟遇到刘定之，王伟也对刘说：“太仆（官名，秦置，为天子执御，掌舆马畜牧之事）的马多，麻烦洗马一一洗之。”刘定之笑着说：“何止太仆，诸司马不洁，我亦当洗。”王伟又说：“先生一日洗几马？”刘定之回答：“大司马洗得干净，少司马还洗不干净。”众人听了，均大笑。

刘定之与李克述同升为庶子。状元刘俨嘲笑刘定之说：“先生真庶子也。”原来，刘定之是父亲后娶的小妾所生，古人称之为“庶出”也叫“庶子”。刘定之默然无话可说。

三旨相公

王珪为相时，少有建明，被时人称为“三旨相公”。他上殿进呈时，称为“取圣旨”；神宗决定后，称为“领圣旨”；退朝后告诉禀事的人，称为“已得圣旨”。

四相簪花

庆历五年（1045年），韩琦知扬州时，官署后花园中有一种叫“金带围”的芍药，有四盆，每盆都开了一朵花，而且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因此被称为金缠腰，又叫金带围。此花不仅花色美丽、奇特，而且传说此花一开，城中就要出宰相。当时，同在大理寺供职的王珪、王安石正好在扬州，韩琦便邀他们一同观赏。因为花开四朵，所以韩琦便又邀请州黔辖诸司使前来，但他正好身体不适，就临时请路过扬州也在大理寺供职的陈升之参加。饮酒赏花之际，韩琦剪下这四朵金缠腰，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说来也奇，此后的三十年中，参加赏花的四个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沈括将此事记载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后来，“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还曾以主题绘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图》条轴和一幅《金带围图》扇面。

装癫索砚米芾喜爱砚台至深，为了一台砚，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顾大雅。一次宋徽宗让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实际上也想见识一下米芾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也是一个大书法家，他创造的“瘦金体”也是很有名气的。米芾笔走龙蛇，从上而下其直如线，宋徽宗看后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大加赞赏。米芾看到皇上高兴，随即将皇上心爱的砚台装入怀中，墨汁四处飞溅，并告皇帝：此砚臣已用过，皇上不能再用，请您就赐予我吧?皇帝看他如此喜爱此砚，又爱惜其书法，不觉大笑，将砚赐之。米芾爱砚之深，将砚比做自己的头，抱着所爱之砚曾共眠数日。他爱砚不仅仅是为了赏砚，而是不断地加以研究，他对各种砚台的产地、色泽、细润、工艺都作了论述，并著有《砚史》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青楼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

内侍杨戬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词结姻缘有一天，宋祁宴罢回府，路过繁台街，正巧迎面遇上皇家的车队，宋祁连忙让到一边。这时只听车内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小宋。”待宋祁抬头看时，只看见车帘轻放，一个妙龄宫女对他粲然一笑。车队过去了，而美人一笑却令宋祁心旌摇荡，久久不能平静。回去后，宋祁便写了一首《鹧鸪天》（词为：“画毂（gǔ）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记述这段如梦的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再见美人的怅然之情。

词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句，活化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却与词意境浑然一体。新词一出，立刻在京师传唱开去，后来传到了宋仁宗的耳朵里。皇帝便追问当时的人说：“是第几车上谁叫的小宋？”最后有个宫女站了出来，羞涩地说：“当时我们去侍宴，见宣翰林学士，左右大臣说：这就是小宋。我在车子里，也是偶然看到他，就叫了一声。”皇帝一听哈哈大笑，不久就召宋祁上殿，说起这件事，宋祁诚惶诚恐，羞愧难当。仁宗笑着打趣说：“蓬山并不远呀。”说完，就把那个宫女赏赐给了他。宋祁不仅官运顺畅，而且因佳曲而得一段姻缘，令时人艳羡不已。

临终遗诫宋祁后因病去世，临终前自己撰写了墓志铭，并亲自撰就一篇“遗戒”，教儿子们照他的话去做。

元吉是尹焊的学生。尹焊的老师程颐死后，尹焊在洛中聚徒讲学。靖康二年(1127)，宋朝廷闻知尹焊名声，曾召入京师，焊不肯留，宋廷称他为“和靖处士”。

元吉继承尹焊的学风，弘实笃行。在任建安知县时，因官署费用多，赋税收入少，鉴于福建沿海地区产盐，而闽北山区销盐，便办起运售食盐买卖，取利以弥补支出，不增加人民负担。在任建宁府知府时，“表率端庄、笃意学校”。重视政教的勤惰和民俗的淳朴。

建宁府是闽北的活动中心，联络赣浙，自汉代设置会稽南部都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至南宋，时逾千年，尚无志书记事。元吉细察山川形势，户口繁耗，以及政教得失，撰写《建宁府志》，得48卷。其后庆元重修，明代弘治、嘉靖、万历再修，以至清代康熙纂辑建安、瓯宁2志，都以此本为底稿．民国18年(1929)《建瓯县志》又根据建安、瓯宁2志重修。建瓯有志始自元吉。

开卷有益

宋太宗好读书，“开卷有益”典故即来自他。

宋朝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命文臣李防等人编写《太平总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一千六百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五十五门，全书共一千卷。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两、三卷，一年内全部看完，遂更名为《太平御览》。

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一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去劝告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劳神。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能得到乐趣，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于是，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三卷。有时因国事忙耽误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并常常对左右的人说：“开卷有益（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

后来，“开卷有益”便成了成语，形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总会有益处。常用于勉励人们勤奋好学，多读书就会有得益。

王有仁心

为官为民

曹叔远任京官时光明正大，直言不阿，为官地方时勤政廉洁，多有建树。他知遂宁时，营卒苦于军饷被侵克，相率作乱，局势十分紧张。他即禁止乱兵扰乱百姓，并进行耐心细致的疏导，终于使事态平息。人们都称他为：“江南来的好官员”。他在任潼州提刑时，与州牧李公植一道，克服种种困难，修复潼州府城，使该城的防卫得以加强，“捍护成都一路”，叶适为之作《潼州府修城记》。他在知袁州时，减赋税兴学校、惩嚣讼、浚李渠，使当地得以大治。特别是修李渠功绩尤大。李渠自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至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的四百多年中，因未及时疏浚，堵塞十分严重，水旱灾害频繁。曹叔远发动群众，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浚疏。袁人相庆，并刻《李渠志》，详细写明沿渠所经山川地形，水势的高低、大小、险易，离江的远近、曲折，以及某处宜疏，某处宜凿，某处宜堵，某处设斗贮水，某处用桥以便往来，某处用减少沟若干，某处用接水沟若干，都一清二楚，为以后水渠的维修提供依据，李芳春作《重修李渠记》。

司马光一生诚信，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是一个“诚”字。

破瓮救友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被人们广泛流传。

岳母刺字的故事，宋人笔记和野史均无记载，包括岳飞之孙岳珂所著《金佗稡编》也没有记录。岳飞背上刺字的记载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刺字为兵”的制度仍在执行，所以岳飞从军时在背部刺上“尽忠报国”四字明志。

明代表现岳飞故事的小说、戏剧如《精忠记》、《武穆精忠传》、《精忠旗传奇》等都有岳飞背上刺字的描写，刺字版本不一，最普及的则是“精忠报国”。有学者认为，此时的“精忠报国”四字是受宋高宗御赐“精忠岳飞”四字的误导。

始修于明代的《唐门岳氏宗谱》说“尽忠报国”四字是姚氏于靖康初年为岳飞所刺，但《宗谱》晚出，此事的真实性仍有待考证。“岳母刺字”的演义故事则最早见于清抄本《如是观传奇》与杭州钱彩评《精忠说岳》，《说岳》中的岳母刺字故事影响广泛，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