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的为政举措

政治

●政治改革

参见：胡惟庸案、蓝玉案、锦衣卫、巡检司

一、中央改革和清理权臣

明初官僚机构沿袭自元朝。朱元璋进行了改革，在中央废除中书省，明初中书省负责天下政务，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胡惟庸势力逐大，威胁皇权。且日益骄横，懈怠政事。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

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处死，尔后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祥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朱元璋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

但是到了晚年朱元璋逐步废除了锦衣卫及其特权，以及一些比较残酷的刑法。

二、地方改革

在地方废除行省制，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打击贪官

参见：郭桓案、空印案、大诰

朱元璋出身贫苦，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登基后在全国掀起了“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朱元璋在位处理的贪污案

洪武十五年 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边疆充军。 　　洪武十六年 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二十口人全部自杀。 　　洪武十八年 又查出户部侍郎郭桓和各司郎中、员外郎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捏报侵欺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的犯罪事实。朱元璋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　　洪武十八年 工部许多官员借营建宫廷之机，采取虚报工匠工役人数天数多领工银，发放时克扣工匠银两私吞。朱元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就查处侍郎韩铎、李桢贪污受贿案，并且带出中央专门派去监督工部的工科给事中。 　　洪武十八年 兵部侍郎王志把征兵之机当作生财之道，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23万两。朱元璋把他也送上断头台。 　　洪武十九年 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放两死囚。这些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　　洪武十九年 礼部侍郎章祥，伙同员外郎辛钦，私自侵吞皇帝赏赐公主婚礼的银两，被朱元璋拿了个正着。朱元璋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专设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 　　洪武十九年 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他故意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两家许多钱物，还诱奸良家民女。后被朱元璋处死。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一一做了处理。 　　洪武二十五年 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十几万银两东窗事发，结果夫妻二人被斩。

第三，朱元璋利用残酷刑法处置贪官，采取“剥皮揎草”、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剥皮揎草”刑法，就是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对于那些受贿人员全部处理。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和《醒贪简要录》。《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第六，允许民间百姓上访。明朝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对于封建时代而言，完全打破了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惯例。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上访，在明朝受到了朝廷的保护，不仅如此，对于应当接访而没有接访处理的上级官员，亦要依法论处。

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

朱元璋以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哀叹。

朱元璋当政31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

●勤政廉政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称帝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军事

●军事建制

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北伐残元

明太祖北征是明朝建立后针对北元的八次军事行动。　　明太祖北伐 次数 时间 　　明北伐灭元之战 1367年—1369年 　　明太祖第一次北伐 1370年 　　明太祖第二次北伐 1372年 　　明太祖第三次北伐 1380年 　　明太祖第四次北伐 1381年 　　明太祖第五次北伐 1387年 　　明太祖第六次北伐 1387年—1388年 　　明太祖第七次北伐 1390年 　　明太祖第八次北伐 1396年

经济

●与民休息

明朝伊始，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外地州县官进京，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重要的是休养生息”。

朱元璋还鼓励开垦荒地，1370年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轻徭薄赋

朱元璋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型的租税蠲免。[165] 洪武二年是明初第一次大规模地蠲免赋税。之后的三年、四年、九年，也曾在应天、河南、北平、山东、江西、两浙等地陆续蠲免赋税。到洪武二十四年统计时天下田土，已达到3，874，746顷。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在朱元璋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兴修水利

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

●移民政策

明初，由于连年战乱，加上疫病流行、河水连连泛滥，中原人口锐减，而山西却未经大战，人口稠密。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相加，还不及山西人口的一半。中原大地赤野千里，人迹罕见。为此，朱元障下决心从山西大规模移民整修河堤、恢复盐场、发展生产。

洪武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迁移行动，涉及人数达百万之众。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旷古绝今。洪武移民不仅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空间，而且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交融交换，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照应，为大明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为汉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

●紧抓教育

朱元璋从元朝灭亡中看到，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登基后，就采取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有一次退朝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对待“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

●兴科举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文科考试内容主要局限于四书五经，考试文体通用八股文，虚内容而重形式，因而明代科举制又称八股取士。

民族

朱元璋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内部通婚，明代回族没有优待身份。但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以及明皇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族的宗教生活。

外交

●朝鲜

唐朝以来秉持着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1372年，朱元璋给高丽王颁发了一道敕书，命令高丽王遵循中国古代的惯例，每三年来朝见中国天子，贡献方物。 1392年，高丽王朝大将李成桂发动政变，建立了李朝。之后，李成桂参考了高丽古名“朝鲜”和李父就仕之地“和宁”，并上书朱元璋要求赐予“国号”，朱元璋认为“朝鲜”是古名，而且“朝日鲜明”出处文雅，因此裁定朝鲜为新国名。朝中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日本

朱元璋登基之初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问题。结果，国书送达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朱元璋知道后恼羞成怒，扬言出兵，要征服日本。但最终并未真正出兵，在留给接班人的丹书铁券中，朱元璋规定日本为“不征之国”。

●暹罗

1377年，朱元璋册封阿瑜陀耶国王为“暹罗国王”，“暹罗”这一名称正式固定下来，称为中文语境下对泰国的称呼（汉字文化圈其他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也采用“暹罗”之称）。有明一代，阿瑜陀耶遣使臣到中国访问112次，中国也派使臣访问阿瑜陀耶19次。

社会

●养老政策

朱元璋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诏书和法令，规定每地要善待老人，并让县官定期送去米面衣物进行慰问。朱元璋怕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

为了让居家养老者有人服侍，洪武六年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差役。”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让70岁以上的老人安度晚年，国家允许老人的一个儿子免于服役。

对于那些孝敬老人的人，朝廷不但给予精神表扬，还给予物质奖励，赏赐衣物，发放奖金。而且，这些孝子孝女年老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当他们年届60岁就可以享受普通老人80岁时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如果孝亲模范不幸成为孤老，那么他们在家就可以享受到在养济院的同等待遇，当地养济院会每月按标准把钱粮送到他们家中；去世后，政府还会发放三两银子作为丧葬费。

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被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的《郑氏规范》是中国传统家法族规的代表作。

●社会福利

朱元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最好的时期。免费养老院（养济院）、免费医院（漏泽园）和免费公墓（养济院）统统出现了。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抑制商人

为了贬抑商人，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限制。

政治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 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

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

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

清查土地

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嘉靖帝在位的前二十年中很有作为。除采取了历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减贡、赈灾等措施外，还扭转了自正统以来形成的宦官擅权、败坏朝政的局面，并下令清理庄田，“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于民”，废除勋戚世袭等。所有这些举措皆进一步巩固了明朝的统治。

行政

嘉靖帝14岁即帝位，因想追封亲生父母的尊号，但首辅杨廷和等旧臣要求他改换父母而引发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世宗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历经三年半的大礼议，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之后嘉靖帝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嘉靖帝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从此再也没有官员敢非议皇帝的意见，皇帝依然年轻，但是他的无上权威已经没人再敢质疑。从毫无根基的藩王到雷霆万钧的帝王，嘉靖帝转变得非常出色。

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嘉靖帝两人彻底决裂，杨廷和后被削官为民，嘉靖帝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

完善内阁

明太祖把宰相废除了之后，一天不吃不睡要处理的国家大事有400件，每天需要阅读的文字可能是20万左右。明太祖不得不使用一些学士来帮助他处理行政工作。一代一代演变到了嘉靖皇帝时，内阁制度才正式有模有样：有名称、办公地点、下属人员，内阁的所有大学士级别就从原来的五品或六品提升到了二品，甚至一品，比所有的五府六部官员们级别都高，所以到了嘉靖时期才最后形成了内阁制度。

推行改革

嘉靖帝在位前期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清理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中官、改革科举制度、革除外戚世封等，内容广泛，成效显著。所以获得很多赞美之声。河南道御史刘安说：“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

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

明人黄光升《昭代典则》载：“张孚敬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李乐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的积极作用给予的较为全面的评价，言道：“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

嘉靖帝和张璁、方献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问题上也达到了共识，下令永远废除此制，《明通鉴》编纂者说：“安昌伯钱维圻卒，其庶兄维垣请嗣爵，下吏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以证。璁以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诏：”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终其身，毋得请袭。’自是，外戚遂永绝世封。”

明代史学家何乔远《名山藏》总结嘉靖前期“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至于稽古礼典，取次厘毖一切，创必表章，轶往宪来，赫然中兴，多孚敬（张璁）所翼赞。” 何乔远认为嘉靖前期出现的国家中兴是得益于首辅张璁推行的改革。

由于在张璁之后的阁臣中无人能够担当继续推行改革的重任。于是，明朝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因循败政之中。嘉靖十八年后，嘉靖帝从锐意进取转向消极荒殆，在嘉靖后期，海瑞于嘉靖四十五年亦言：世宗“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

宰辅 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张璁、贾咏、杨一清、谢迁、翟銮、方献夫、夏言、顾鼎臣、严嵩、许赞、张治、李本、徐阶、袁炜

名将 俞大猷、胡宗宪、戚继光、谭纶、汤克宽、周尚文

太监 黄锦：初任朱厚熜伴读。世宗期间掌司礼监、东厂。称其为“黄伴”，颇受信任。权势强大，但能自我约束的一个太监。

孙洪：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三年入宫。此人清廉奉公。

毕云：提督东厂。办事清廉、勤劳谨慎。

孙彬：内官监太监。此人好学，善于楷书。

在位年号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的年号，明朝使用嘉靖这个年号一共45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最长的是明神宗万历帝一共48年）。

军事

“御外侵，修边墙；抗倭寇，安海疆”，是嘉靖帝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边墙是补修长城和防御工事，主要对付北方的俺答、把都儿等；抗倭寇、安海疆，则是清剿倭人海盗、安定东南沿海地区，民族英雄戚继光由此声震海外。

蒙古

明中叶，蒙古鞑靼部兴起，统一了蒙古各部，至俺答汗时势力强盛，屡次率军骚扰内地，当时明朝边将为保官升职，将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当朝内阁首辅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抗蒙古鞑靼部的骚扰。同时驻在边关的兵卒一方面忍受不了将领们克扣军粮，另一方面厌恶了频繁的战斗，因此经常爆发边卒哗变。搅的明朝的北边几乎没有安宁过。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史称“庚戌之变”。

抗倭

在东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涌现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成功捍卫了帝国海疆安定，有力打击和扑灭了倭寇侵扰和海盗疯狂掠夺行为。

经济

嘉靖帝执政的近46年，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期，“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繁荣和思想活跃的时期，“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

“恤士民、赈灾荒”，即体恤民情，减轻人民负担，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嘉靖在位46年中，减免赋税、赈济灾荒45年、100余次。在依律量刑上，嘉靖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夏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

“振灾耕，励蚕桑”，嘉靖帝曾亲自到南郊耕田励农，皇后亲自到北郊养蚕，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嫔妃、宫女们都参加了。

“振经济，兴市场；理河道，修堤防”，在嘉靖年间，贸易市场发展了，就连医生与药店也分营了，税务在国计民生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匠役的劳动力可以用银两抵换，这是低级形态的劳动市场。嘉靖还亲令朱裳总理河道，采纳了曾省吾《修堤防疏》和《天下郡国利病疏》。

文化

文化繁荣

“兴土木，修殿堂；兴文化，建学堂”，既修了劳民伤财的宫殿、陵墓，又修了维护朝廷秩序的内阁阁房，同时近30次拨款修建书院。嘉靖重视发展教育，尊重孔子及孔子门生，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嘉靖重视文学艺术，谕示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使当时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传奇创作得到了繁荣。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学素养较高，他的诗词写得较好，是历代帝王少见的。重录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嘉靖帝巡访图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社会

更定祀典

嘉靖皇帝好标新立异，较少保守思想，强化君权、树立“英主”形象，嘉靖九年开始进行以清理封建祭祀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正祀典活动。改天地合祀粼天地分祀，去掉孔子王号，恢复“至圣先师”称号等一系列清理和改定的举措陆续实施。虽然这些与政治、经济改革关系极小，但却是嘉靖皇帝敢于变更祖制的结果。

嘉靖帝在改正祀典中，将朱元璋制定的关于天地合祀，孔子祀典等多项规定改动了。这无疑动摇了祖制不得变动的陈腐观念，一定程度上为改革活动的开始清除了思想障碍。

改造北京城

嘉靖帝在对北京城的改造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位年轻皇帝对礼仪的颠覆与再造。嘉靖初年还在四郊新建了地坛、日坛、月坛。他将敬万神的天坛改为只敬天神，并兴建地坛、日坛、月坛，整个北京城被放置于一幅八卦图之中：南侧为天属乾卦，北侧为地属坤卦，东侧为日属离卦，西侧为月属坎卦。痴迷于道教的嘉靖还在皇城内大规模营造道教宫观，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宫观没有保存到今天，如位于今天中海以西的国务院机关办公地，就曾经是嘉靖皇帝兴建的一组称为“大光明殿”的道教建筑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决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遗址，四面环绕修筑京城外郭城。最初规划的外城长七十里，东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设城门十一座、敌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门外和通惠河设置水闸两处，其他低洼地带设置水关八处。由于工期浩大，在严嵩的建议下改为先修筑南面，将正阳门外的大片繁华市区包入，得到嘉靖帝的许可。后因用兵频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灾后将财力物力集中于宫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没有再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外城各城门的瓮城。

宗室管理

嘉靖皇帝为解决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宗藩问题而颁布实施的《宗藩条例》更是嘉靖朝改革的重要成果。明朝的宗藩制度始于建国初期，在这个制度下，宗室家族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生齿日繁，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洪武时，山西惟封晋王一人，到世宗时剧增为两万余人；朝廷所支付的禄米也由每年1万石，增至87.2万余石。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越来越无法忍受。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嘉靖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予以解决。其中收效较为显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嘉靖皇帝实施的改革措施，为万历初期张居正全面推行改革进行了准备。

政治

改革法制

朱允炆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朱允炆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实行削藩

朱允炆对诸藩王封地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

削夺世袭封藩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王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u0026nbsp;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帝登基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年—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他们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在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朱允炆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经济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这就是帝国2940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

1400年初，朱允炆因有人申诉直隶地区（直接隶属于京师南京的地区为直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朱允炆也解除了这种禁令。很可疑的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朱允炆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理由。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来即已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年—1418年）。

政治

任用宰辅

内阁首辅刘健、一品大学士谢迁、内阁首辅李东阳、华盖殿大学士焦芳、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太保兼内阁首辅杨廷和、左副都御史刘宇、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曹元、光禄大夫兼太子少师梁储、刘忠、内阁首辅费宏、内阁首辅杨一清、靳贵、蒋冕、东阁大学士毛纪。

任用宠臣

钱宁、边将江彬。

任用太监

八虎：掌司礼监秉笔太监刘瑾、总神机营张永、提督西厂谷大用、提督东厂马永成、提督东厂丘聚、罗祥、总三千营魏彬、司礼监太监高凤。

御马太监张忠、太监吴经。

军事

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还是特别强调虽然大臣不许前来，但奏章要一件也不许少地送到宣府。

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武宗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在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寇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即“应州之战”。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20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关于应州之战，另有说法，《武宗实录》载：“蒙古军队阵亡十六人，明军阵亡五十二人（存在很大争议）。”对于明武宗而言这不算是光彩的时刻。史官不敢明言武宗之虚，但是后人可以轻易推测真相。也可能为文言文中分数表示法，如“十六七”在文言文中指十分之六七。

外交

正德帝喜好宗教灵异、怪力乱神。终日与来自西域、回回、蒙古、乌斯藏（西藏）、朝鲜半岛的异域法师、番僧相伴。

正德帝也学藏传佛教，精通佛教经典和梵语，史载“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更曾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宠信重用星吉班丹，罗竹班卓、喇嘛乩竹，三竹拾刺等藏僧，甚至自称为“大庆法王西觉道圆明自在大定丰盛佛”，命礼部为之铸造金印，兼给浩命，并以皇帝和大庆法王的双重名义签署诏浩救令。

正德年间，葡属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多次派探险队与中国接触。正德帝曾亲自接见的皮莱资（ToméPires），是第一位得到中国皇帝接见的葡萄牙使者。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朱棣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去世，这标志着强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被继位的朱高炽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u0026nbsp;

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有人对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朱棣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

政治

改组内阁

朱高炽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朱棣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事件中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朱高炽由于他的背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朱高炽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朱高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朱高炽在十月十八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朱高炽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谅。

在任命官员时，朱高炽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在洪熙元年（1425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朱高炽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冷落。同年二月，不久前刚被免去他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已经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个朱高炽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朱高炽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朱高炽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朱高炽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朱高炽试图纠正朱棣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他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被处死。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没收的财产。同年四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削汰冗官

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史称“三杨”）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u0026nbsp;

矫枉过正

朱高炽同时将建文帝时期的奸党族属赦免放还回家，将发放至教坊的人宽恕从良，还给日产。

年号

洪熙（1424年八月—1425年五月），共十个月。

经济

朱高炽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朱棣统治晚期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同年二月，朱高炽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u0026nbsp;

此外，朱高炽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干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四个府。朱高炽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朱瞻基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朱高炽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外交

在朱高炽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朱棣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文化

儒家思想

在思想上，朱高炽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朱高炽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朱高炽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朱高炽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朱高炽相敬相爱；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朱高炽死后自缢殉节，被谥为昭容恭禧顺妃。

科举制度

朱高炽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钱鏐在内政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

公元910年，钱镠动员大批劳力，修筑钱塘江沿岸捍海石塘。用木桩把装满石块的巨大石笼固定在江边，形成坚固的海堤，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并且由于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得江边农田得获灌溉之利。

此外，钱镠设撩湖军，开浚钱塘湖，得其游览、灌溉两利，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与运河相通。钱镠还在太湖地区设“撩水军”四部、七八千人，专门负责浚湖、筑堤、疏浚河浦，使得苏州、嘉兴、长洲等地得享灌溉之利。

有文学才华，著有《金楼子》一书，中国文论史上可以占一席之地的人物，然而却是葬送梁朝的主要责任人。因为猜忌岳阳王萧詧（萧绎的侄子，《文选》作者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并打算消灭之（中国古代皇帝的儿子一般会封某某王，比如萧绎，登基之前被封为湘东王，也就是湖南东部的王），于是丢掉了襄阳（萧詧因为不堪坐以待毙，于是招引北周势力与叔父抗衡，梁因此失掉了襄阳），襄阳丢失，那么江陵的灭亡就很快了（萧绎的治所）。等到武陵王萧纪（萧绎的弟弟）在成都称帝的时候，梁元帝又请求北周宇文泰袭击萧纪，于是成都又被北周吞并，那么江陵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从四川出兵消灭江陵，只需要顺流而下，非常容易，李白有句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梁朝屡屡损失疆土，这并不是因为北周宇文氏能够造成的，而是自取灭亡。四川丢失，江陵陷落，襄阳又被北周吞并，江南还能够保存几十年（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到了589年才被隋统一，距离554年江陵陷落有35年的时间），实在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是因为北周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高氏北齐还没有被消灭，关中的势力还不够稳固，宇文泰还没有篡夺西魏政权，所以才能幸免于难。梁朝内部不和导致溃败，这并不是武陵王和岳阳王的罪过。梁元帝在发兵讨伐朝廷叛贼侯景的过程中，因为猜忌，先后杀掉了弟弟桂阳王萧慥，侄子萧誉，并袭击兄长萧纶，杀害孙子辈的萧栋；武陵王萧纪派儿子萧圆照援助萧绎，而萧绎将其阻挡在白帝城；另一个侄子萧圆正率领部下接受他的部署，他却将其囚禁在岳阳。萧绎舍弃最大的敌人侯景，却残害自己的兄弟骨肉。

萧绎其人，也算列位亡国皇帝的一个，他本应该在历代亡国之君中享有更高地位，至少比起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其在历史上的人气还是略显单薄了些，比起隋炀帝、南唐后主这些大名鼎鼎之辈，他简直处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至今甚少为人所知。

萧绎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才子皇帝，表里不一”，也许是对他不太准确的一句总评。他的一生算不上太曲折，人生前四十年作为皇子养尊处优，呆在华屋高墙之内除了读书著作，写诗作画，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太多痕迹。但在人生的最末期，他借助“侯景之乱”的机遇走上历史前台，登极为帝，却做出很多被后人所诟病的举动。

在侯景之乱中，他拥具实力却坐观国祸不理，暗藏私心，首先故意放纵侯景作乱，造成老父亲梁武帝被侯景逼死，这段时间将对他登基为帝构成威胁的兄弟子侄逐个消灭，等到包括父亲在内所有潜在竞争对手基本被铲除之后才发兵勤王。他一生勤奋读书，并辛苦聚书四十余载，收集起古代罕见的十四万卷图书，在自己登上皇位之后，却再度与北方的西魏产生矛盾，招来强敌寇境。失败之余，他命人将这十四万卷的图书焚烧个一干二净，说“读书太多，以致有今日之祸”，引发中国历史上续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最大的文化破坏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文明遭受巨大破坏的千古罪人。

行政●缓和矛盾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李治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登基之初，就把唐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

●人事方面　　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永徽二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

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编纂法律　　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军事

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擒车鼻可汗，平定漠北。

永徽六年（655），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在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李治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

经济

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

李治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

文化

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李治另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

外交

唐太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安建一座袄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李治于677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唐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651年向唐王朝贡献方物。

荒废朝政张丽华也确是艺貌双佳，她发长七尺，黑亮如漆，光可鉴人。并且脸若朝霞，肤如白雪，目似秋水，眉比远山，顾盼之间光彩夺目，照映左右。更难得的是， 张丽华还很聪明，能言善辩，鉴貌辨色，记忆特别好。当时百官的启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两人初步处理后再送进来，有时连蔡、李两人都忘记了内容，张丽华却能逐条裁答，无一遗漏。起初只执掌内事，后来开始干预外政。“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到了国家大事也“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的地步。后宫家属犯法，只要向张丽华乞求，无不代为开脱。王公大臣如不听从内旨，也只由张丽华一句话，便即疏斥。因此江东小朝廷，不知有陈叔宝，但知有张丽华。

舞文弄墨陈叔宝喜爱诗文，因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骚客，以官拜尚书令的“好学，能属文，于七言、五言尤善”的江总为首。他们这些朝廷命官，不理政治，天天与陈叔宝一起饮酒做诗听曲。陈叔宝还将十几个才色兼备、通翰墨会诗歌的宫女名为“女学士”。才有余而色不及的，命为“女校书”，供笔墨之职。每次宴会，妃嫔群集，诸妃嫔及女学士、狎客杂坐联吟，互相赠答，飞觞醉月，大多是靡靡的曼词艳语。文思迟缓者则被罚酒，最后选那些写诗写得特别艳丽的，谱上新曲子，令聪慧的宫女们学习新声，按歌度曲。歌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流传最广的有“壁户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十字。陈后主曾做的《玉树后庭花》如下：“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成为有名的亡国之音。君臣酣歌，连夕达旦，并以此为常。所有军国政事，皆置不问。

奸佞当道内外大臣专迎合为事。尚书顾总博学多文，尤工五言七言诗，溺于浮靡。后主对他很宠信，游宴时总会叫上他。顾总好做艳诗。好事者抄传讽玩，争相效尤。山阴人孔范容止温雅，文章瑰丽。后主不喜欢听别人说他的过失，孔范在这方面善于为后主饰非，因此后主对他宠遇优渥，言听计从。孔范曾对后主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统不过一匹夫敌，若望他有深见远虑，怎能及此？”从此带兵的将帅微有过失，就夺他们的兵权，刀笔之吏反而得势。边备因此越加松弛。此时文武懈体，士庶离心，覆亡即不远了。当时朝廷有狎客十人，以顾总为首，孔范次之。君臣生活穷奢极欲，国力却逐渐衰弱下来。

政治1.吸取隋亡教训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2.重视人才，从谏如流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这既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内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能臣。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3.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基本廉洁的时期，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者，而是以身作则并制定了一套尽可能科学的管理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管理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4.分权制度　　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使宰相的人数比秦汉时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功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853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5.崇尚法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贞观之治①成因　　第一、隋炀帝暴戾无道，再加上三征高句丽耗尽国力却无功而返，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军阀叛变和农民起义。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第二、因为上述因素，唐太宗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治国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实践去实现。首先，唐太宗认识到了统治者与人民是“舟与水”的关系，通过土地赋税制度的调整以“安百姓”。二是认识到了重用人才，虚怀纳谏的意义，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三是加强政治，完善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以巩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注意：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630年，击败东突厥，被四方诸部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649年7月驾崩于长安含风殿，享年50岁，葬于今陕西礼泉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　　唐太宗还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为后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死后更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与后来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②形成原因：　　隋唐更替，隋炀帝的暴政和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一个原因。　　唐太宗引隋之苛政为戒，调整统治政策，纠正前朝之弊端，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善于用人，勇于纳谏，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他的个人作用也是“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军事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1.第一个时期，全面扩张，四面出击。　　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也是获胜最大的时期。贞观年间，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甚至可能还包括印度用兵的胜利。这些胜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业。颉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中国军队活捉的草原帝国最高统治者。由李靖挂帅，唐军出击定襄，痛歼突厥，活捉颉利可汗，也是唐朝历史上拓边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颉利可汗被抓到长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边患，作为同时存在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遭到毁灭，建立单极世界就变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个著名将领侯君集奉命带兵修理骄横的吐蕃人。侯君集通过夜袭击败了吐蕃军，斩首千余。吐蕃军退兵后，松赞干布做了颉利可汗也做过的事：派使者谢罪求和。但是他没有放弃和亲的请求。可能是被他的执着感动，7年后他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犯唐，唐军再次远征，途中缺水，就刺马饮血，终于袭破可汗伏允的牙帐，伏允丢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杀。吐谷浑从此被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贞观十三年，高昌国失臣礼。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来得那么快，吓得大病起来，感到忽冷忽热，几天后竟然一命呜呼，由此作为第一个被唐军活活吓死的人而载入史册。

2.第二个时期，征战高句丽　　到后来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为援助处于高句丽和百济围困中的新罗（《新唐书》：“（百济）与新罗联合伐高句丽，取四十余城。发兵守之，又谋取棠项城，绝贡道”，新罗告急）并统一被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地区（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放话给薛延陀：我们父子都要去打高句丽，长安空虚，你要是不怕只管放马过来！薛延陀当时就吓得气短了一截（《旧唐书》载后来高句丽用厚利诱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气慑不敢动”）。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军向辽东进军。唐太宗在路上对手下人说，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这一块地方了，趁着我还没死，良将们还有精力，一定要解决掉。　　夏季，徐世绩暗渡陈仓，突然出现在辽东城下，高句丽士兵大骇。营州都督张俭和优秀将领李道宗也率兵进入辽东，击败高句丽兵，斩首数千。四月，唐军攻破高句丽盖牟城，俘虏两万多人，缴获粮食十多万石。五月，另一路唐军从山东渡海攻破高句丽卑沙城，俘虏八千人。上百年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得以在鸭绿江边阅兵。　　不久，李绩和李道宗所部进逼辽东城下。高句丽军数万来援。有人建议说高句丽军多唐军少，应该坚守。可是李道宗说高句丽人仗着人多以为我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攻击他们，杀杀他们的锐气。李绩说我们被派来就是负责替皇上扫马路的。马路不干净，我们怎么能躲呢。于是唐军处于劣势却猛烈出击，高句丽兵始料不及，被冲乱阵型大败而归。唐太宗大军兵到后，把辽东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着刮南风的机会，唐太宗指挥士兵点燃城池西南楼，顺风放火。高句丽军抵挡不住了，辽东陷落。唐军杀高句丽兵一万多人，俘虏一万多人，此外还有百姓四万多人。　　攻克辽东后，唐军继续向白岩城进发。乌骨城派兵一万支援，被唐军击退（此战唐军只用了800人）。六月，白岩城不战而降。唐军继续向安市进发。高句丽将领高延寿等人率领靺鞨、高句丽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击败。高延寿向唐军乞降，来到唐军军营，一进门就跪下，挪动膝盖向前，拜伏在地。（《资治通鉴》上说“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唐太宗对他们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高延寿等人“皆伏地不能对”。唐太宗将降军中的高句丽军官、酋长三千余人虏往中原，其余高句丽人悉数释放。　　安市城小而坚，在城主杨万春的抵抗下，唐军围攻数月不克。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而这种方式过去一直是唐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最终唐太宗决定暂时停止这次出征。9月，唐军班师。这次征伐高句丽，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在唐军，战士阵亡的约2000人，损失最大是战马，损失了七八成。　　此战虽重创高句丽，却未能灭亡高句丽。因此，唐太宗认为这战属于战败了，痛心地说：如果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进行这次远征。但这战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毌丘俭攻破高句丽屠王城以来上百年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句丽人，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唐朝彻底征服高句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倒是有个印度的小插曲。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外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3.战略思想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唐太宗关于地缘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唐王朝利益的战略思想。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现代的独具特色的思想内容。　　唐太宗在位期间国土广大，边界线绵延曲折，地缘形势复杂，并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历观这一时期唐与周边所发生的诸多地缘关系，既有与唐军事利益攸关的，也有与唐政治、外交利益攸关的，还有与唐经济利益攸关的，更多的则是几种利益兼而有之，错综复杂。唐太宗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与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诸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之间的关系。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正是在处理与周边地缘关系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积极进取。这是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的最显著的特色，也是其思想中最成功、最可取的地方。唐太宗的雄大豪迈是历代许多帝王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灵活应对。唐太宗在重大变故面前不惊慌失措，他能够依据客观形势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较大程度地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　　三是冷静务实。唐太宗鉴于隋亡教训，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穷兵黩武的缺陷，注意结合现实需要，量力而行，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推行务实政策；　　四是措置有序。无论是北击突厥，还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经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缓、由近及远，有条理、有次序地进行，从中亦可见唐太宗地缘战略决策之成熟。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业绩斐然。史载：“（贞观十四年）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他以超越前人的英武雄迈之气魄，重新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疆土，为后来中国版图的确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这一辉煌业绩的获得，是与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密切不可分的。即使今天看来，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里面也不乏可取之处。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着眼于争夺关中、巩固“中国”的固本思想。其中居重驭轻的关中本位思想，乃是唐太宗成就帝业的“根本”，也是其地缘战略思想的出发点。 太宗“深根固本，治安中国”之思想，既有传统政策沿袭之因素，又有出于当时初唐政治、经济背景考虑之因素，特别是对地缘因素的考虑，为巩固政权、密切中外关系、发展经济进而增强国力而不得不为之。　　（二）以夷制夷、保藩固圉的地缘藩屏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怀辑”政策绥纳归附民族，并将其内徙安置在唐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行为上，从而达到令其“世作藩屏”的目的。　　唐太宗的地缘藩屏思想主要有如下两个内容：　　1、置内属少数民族政权于周边，以作藩屏。　　2、在唐周边地区扶植亲唐政权，以作藩屏。　　（三）纵横捭阖的地缘制衡思想　　其主要内容有：　　①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如联薛延陀制突厥；　　②扶弱抑强，保持地区势力均衡，如联新罗攻高句丽、百济以及联合铁勒诸部扼制薛延陀；　　③联近抗远，服近慑远，稳定近邻以攻击或威慑远方政权，如联合吐谷浑以对付吐蕃；　　④另外，唐太宗还有针对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制定的制衡思想，旨在分化瓦解其势力，造成内部争权夺利，削弱统治实力，这尤其体现在对薛延陀的问题上。

经济1.经济政策　　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2.商业发达　　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再有“士农工商”之传统，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农人要低好几个档次。这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文化重视文化建设：在文化方面有空前的发展，自李渊起，就极为重视藏书事业。武德三年（620），收洛阳“观文殿”、“修文殿”等处书籍、文物，有书8万余卷。贞观初，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

民族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对西北等地区的管辖，另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外交由于东罗马帝国（395年—1453年）的衰落，西方变得支离破碎。而唐帝国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朝更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朝的各国人，大多数以成为大唐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20万人以上。贞观时期的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完全开放的时代，比汉朝的仅限于贸易和传教还要开放，以至于各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来到唐朝一睹唐帝国的的风格，颇为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有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1000年。

社会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一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政治

整顿吏治

在政治上，面对乾隆末年的种种弊端，颙琰也努力扭转。乾隆末年权臣当道，言路堵塞。颙琰首先“诏求直言，广开言路”，鼓励大家向皇帝提意见。还褒奖起复了部分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

乾隆后期吏治败坏，贪污腐败严重。嘉庆五年（1801年）十月，他在上谕中指出：“整饬吏治，以清廉为本”，“贪墨之风，首当严惩”。 对此，颙琰一方面继续重用乾隆后期重用的王杰、朱珪、董诰等清廉的老臣，他还听从老师朱珪“身先节俭，崇奖清廉”的建议，限制地方向他呈送宝物，“诏罢贡献，黜奢崇俭”，平时生活也比较节俭，五十大寿禁止民间演戏庆贺，六十大寿又禁止给他送金珠玉器。

除掉和珅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驾崩，和珅失去靠山，初四日，颙琰发出上谕：解除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命和珅与福长安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并削夺了和珅的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军政大权。

初九日，革除和珅、福长安的职务，下刑部大狱。查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十一日，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考虑到他曾任领班军机大臣，为了朝廷体面，赐他自裁。

颙琰惩治和珅案没有株连，也没有扩大化，这是嘉庆的聪明之处；但他只把和珅当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颙琰的平庸之处。

打击贪官

另一方面，他“整饬内政，整肃纲纪”，除和珅及其党羽外还陆续惩治了好些贪官：

嘉庆五年（1800年），处死了向粮道、卫弁索取数万两银钱的漕运总督富纲。

嘉庆十一年（1806年）四月十六日，革去勒索钱财的河东河道总督职务，九月，查处了直隶司书王丽南侵吞帑银31万两大案，获银万两以上的斩首，万两以下的遣戍黑龙江。

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巡漕御史英纶以贪污卑污处以绞刑，七月处死贪污救灾款并杀害前来查赈官员的安徽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为此还革职流放了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

改革官风

对于官员的玩忽职守之风，颙琰首先从自己做起，学习先帝，勤于政事。每天一大早就起身阅读祖宗实录，批阅奏章，早饭后还召见大臣。对于拖拉延搁的现象严斥不贷。嘉庆十三年（1808年）四月，皇孙出世，内阁考虑到颙琰正高兴，怕送奏折影响他，他知道后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斥责。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颙琰在从圆明园回宫时在神武门遇刺，随从上百名侍卫只有几位反应过来，出手相救，所幸颙琰未受伤，刺客陈德当场被擒，后被凌迟处死，两个儿子也被处绞。事后颙琰惩罚了失职的官员、侍卫，加强了紫禁城的门禁制度。

嘉庆十五年（1810年）正月颙琰斥责部院衙门因循怠玩。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十一月，颙琰又下令查部院疲玩现象，十二月初九规定了部院行查时间逾限处分：嗣后逾限11到20案，罚俸6个月；逾限21到40案，罚俸2年；逾限40到60案，降一级留任；……他还多次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

军事

平定川楚教乱

乾隆末年，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由于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川、楚、陕等地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到乾隆去世前，朝廷多次派兵围剿，起义军虽然受到一些打击，但仍然如火如荼。

颙琰亲政后，他通过诛杀和珅，缓解民怨，并把几年来镇压起义不力的责任推给和珅，说他欺罔擅专，以至将领在他庇护下虚冒功绩，坐糜军饷，另一方面更易统兵大员；奖惩分明，逼将领用命；严密军事部署；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推广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做法，割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

嘉庆十年（1805年）将起义镇压下去，在历时九年多的战争中，白莲教起义军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镇压东南匪乱

由于清政府对民众的压榨加剧，东南沿海部分民众被迫下海为盗，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起蔡牵在东南海上劫船越货，封锁航道，收“出洋税”，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反清起义。清政府命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赴闽造大舰，铸炮负责镇压，后来李长庚阵亡，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起义才被镇压。

镇压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趁嘉庆帝离京前往热河围猎，北京防务空虚，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当时正在宫内的皇次子绵宁（道光帝）用鸟枪打死了两个天理教徒，镇国公奕灏调来火器营、健锐营兵入宫，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被全部消灭。获悉事变后，嘉庆帝下诏罪己，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并诱捕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随后，各地的天理教起义陆续被镇压。

经济

蠲免钱粮

他亲政后除了他死的那年外，年年都蠲免灾区的钱粮；六十大寿还普免全国积欠钱粮，大约有两千一百多万两白银，四百多万石米。

重农政策

嘉庆帝重农抑商，他多次禁止开矿。在位时期正是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嘉庆帝对此一无所知，继续严守先君之制，重农抑末，压制各地工矿业，闭关自守，清朝只能沿着衰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日渐走向衰亡。

爱新觉罗·颙琰文化

颙琰在位时期结束了文字狱。颙琰和清代历朝皇帝一样，提倡封建礼教。十分懂得“文教治天下”、“以孝治天下”，的道理，竭力用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其统治，力求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自己作为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

嘉庆九年（1804年），颙琰亲到翰林院，在先师孔子牌位前行礼。按旧制，要行二跪六拜礼，为表示对孔子的虔敬，特行三跪九拜礼。此后，他还数次或亲自或派皇次子旻宁“释奠先师孔子”。

嘉庆十四年、二十四年即颙琰五十、六十寿辰时，特准孔子73代孙孔庆镕两次赴京祝寿。孔庆镕在京期间，颙琰对他关怀备至，多次召见，详细询问他本人及其家庭、孔庙的有关情况，赏给他许多珍宝、书籍，还说自己因为频年动乱、水旱灾害，始终未能到孔庙朝圣，十分遗憾，一再告诫他：“你诗礼承家，好生承先圣世业，总要忠孝存心”。顾琰对孔子后代及孔府的关怀备至，是为了加强孔子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社会

治理河工

颙琰和乾隆帝一样重视治河，赈济灾民。尽管镇压白莲教起义用了两个亿的军费，他还是为南河工程拨了4000余万两的治河款。

人地矛盾

嘉庆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严重，人民普遍吃不饱饭。对此颙琰能采取的只是限制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鼓励渔猎活动，弥补口粮不足；进一步推广精耕细作，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的种植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其实当时东北大片土地没有开发，但满族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等原因，禁止汉人迁居东北，颙琰也未改变这一政策。

皇族堕落

嘉庆时期皇族堕落严重，他们受朝廷包养而不思进取，犯法后还不受司法制裁。颙琰一方面严惩皇族不法行为；一方面还亲自作了《宗室训》用于教育皇族。

整顿旗务

另外，乾隆后期八旗生计问题也愈发困难，由于八旗子弟由国家供养“以清语骑射为本务”，不仕不农不工不商，时间一长便腐化堕落，一无所能。对此，颙琰也只能延续祖先的做法，一方面用政府的钱替八旗子弟还债；一方面感化教育。

颙琰还试图采用“京旗移垦”的办法，把部分北京的八旗子弟迁往东北，但由于八旗子弟的抵制而很难推行。

虽然颙琰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一是乾隆末年以来清朝社会已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二是颙琰受时代的局限，束缚于传统观念，祖宗家法，王朝利益，不敢，不愿，也没有能力从体制上做大的，根本性的调整，其对内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整顿，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王朝的衰落。三是颙琰个人的性格过于仁慈和谨小慎微，对贪污腐败等问题打击还不够有力，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也没能推行。

外交

抑制鸦片

英国从雍正朝开始不断对中国输入鸦片，嘉庆年间颙琰多次重申和进一步严格鸦片禁令，对抑制鸦片泛滥有一定作用。

周边国家

在对周边国家交往中，嘉庆时中国实力虽然有所衰落，但仍以“天朝上国”自居。

嘉庆七年（1802年）十二月，越南新国王阮福映即位之后，请求改“安南”国号为“南越”。因为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一个“南越国”，地域包括两广和越南北部，他怀疑安南国企图混淆古今，居心叵测，于是加以拒绝。越南国王反复请求，于是颙琰赐名“越南”，一直延用至今。

维护主权

在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颙琰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英国以帮助葡萄牙防御法国侵占澳门，保护英国贸易为口实，派兵船9艘入侵广东香山鸡颈洋面，英军300人公然登岸，占据澳门三巴寺、东西炮台等处，又驾舢板3艘驶入省河，至省城外十三行停泊，要求在澳门居住。

两广总督吴熊光令他们回黄浦候旨。嘉庆帝得报后，谕示吴熊光对英军严加诘责，并命令他们驶离。英军迟迟不动，清军封锁水路，断绝英军粮食供应，英军才在十月间撤离。

事后，颙琰以吴熊光在英军侵占澳门时表现怯懦，罢免其总督职务，不久又遣戍伊犁；广东巡抚孙玉庭也被革职，后来颙琰还谕示加强了澳门炮台。

闭关锁国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访华，双方在礼仪问题上发生分歧，在颙琰见时，由于赶路紧急，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仍未抵达，加上路途劳累，他坚持稍事休息。结果，负责带领觐见的官员不得要领，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

颙琰以为英使傲慢，龙颜大怒，于是取消觐见，并下令驱逐使团，“贡品”、国书也不要了。第二天，颙琰气消了点，赏了使团一些礼物，收了“贡品”，并送上敕谕一道。

颙琰的做法一方面暂时抵制了英国的侵略企图，然而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失去了一次融入世界的机会。

政治政通人和任用酷吏让武则天背上了骂名，在武则天的统治稳定之后，武则天开始启用酷吏。为巩固统治，武则天使用严酷手段。为掌握国家统治大权，她毒死了已立为太子的亲生儿子。称帝第二年，武则天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杀死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　　在用人上，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维护统治，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但是武则天还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称，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她改革科举，提高进士科的地位；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资治通鉴》评价武则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

武周都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年684迁都洛阳，改洛阳为神都，建立武周，705年唐中宗复辟，还都京师长安。她称帝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　　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司马光解释说：武则天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旧唐书》亦载：“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王、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况且，武则天称帝后，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因此，仅仅以王、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东都为神都。688年，建明堂，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未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军事在军事上，武则天时期基本维持了唐朝的疆域和地位，由于武则天称帝前后杀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宿将名帅，更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瓦解，使得府兵减少，国家防御力量较弱，“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即由那时而来，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战争频频失利，随着统治的稳定又逐渐挽回了颓势。　　在西北，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烽烟不息，安西四镇时置时罢，高宗启用裴行俭经略西域，于调露元年（679年）重置四镇。垂拱三年（687年），正当武后忙于篡位时，吐蕃又占领了安西四镇，其前锋直达敦煌。武后称帝后的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派王孝杰率军收复安西四镇，并遣军常驻，从而结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局面。　　在北方，东突厥在唐太宗时期本来已经被灭，唐高宗在位时期突厥复兴。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和唐朝重新爆发了战争，双方互有胜败。武则天称帝前，抗击突厥的大将程务挺因替裴炎申辩被武则天杀死，突厥的入侵更加猖獗。武则天称帝后第5年，即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篡位的默啜可汗为了争取中原王朝支持遣使请降，武则天册授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后来默啜因帮助平定契丹有功而被封“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三月，武则天应默啜之请，将六州降户数千帐送交默啜，并给他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具3千件、铁4万斤。圣历元年（698年）六月，武则天命内侄武延秀前往突厥，准备娶默啜女为妃。默啜以武延秀非李氏为由不但不允婚，反而将其拘留，并扬言要用武力帮助李氏恢复唐朝。武则天起先命其内侄武重规等领兵45万反击默啜，但毫无成效。武则天不得已立其子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又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招募士兵讨伐突厥；但实际领兵出征的是副元帅狄仁杰。默啜得知唐朝大军将出发，即将从赵州、定州掠夺的男女八九万人全部杀死，一路残杀百姓，饱掠而去。一些大将虽拥有重兵却不敢逼近默啜。狄仁杰领兵10万，到赵州时突厥人已经撤退，他一面安抚百姓，又严令部兵不得侵扰百姓，河北才算安定。此后默啜恃强一再侵扰中原北边，采取时和时战的策略，双方关系时好时坏。　　在东北，武则天时期契丹崛起，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因营州都督赵文翙暴虐无道，契丹人松漠都督李尽忠，和旧城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周，进攻河北地区。武则天三次派兵讨伐，损兵折将，在奚和突厥帮助下才得平定，由此不难看出武则天时期军事上的总体表现不及唐太宗时期。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取代金山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巩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管辖。

经济武则天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时；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户口数永徽三年（652年）为380万户，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增长到615万户。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武则天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民户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武则天为了称帝尊崇佛教，大修庙宇，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天堂，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政治

●人事制度　　李隆基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李隆基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李隆基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而在选拔人材方面，李隆基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整饬吏治　　开元三年（715年），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这样，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考察制度　　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

军事

●兵制改革　　李隆基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到了李隆基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开元十一年（723年），李隆基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李隆基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开疆拓土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李隆基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李隆基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设立节度使　　至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北方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经济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先天元年（71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之间，李隆基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李隆基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文化

●抑制佛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714年），李隆基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李隆基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图书建设　　在文化事业上，重视图书建设。开元三年（715年），约请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商讨史馆经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时代遗留旧书，常令宫人管理，有所残缺，未加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遂令褚无量、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整理。

开元七年（719年）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者20余人在秘阁编校数年，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后有专门设立书院等藏书机构，开元十年（722年），在东宫“丽则殿”设立“丽正书院”，次年又创“集贤书院”，专供藏书、校书。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总数达3 060部，51 852卷；另有道经、佛经2 500余部。长安、洛阳各藏有四部书，分为甲、乙、丙、丁，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史称“开元文集最备”，所藏达7万卷，命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分司典籍。

科技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

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合今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111.3公里）相近，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

外交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中外交往异常频繁。高丽、新罗、百济（均在朝鲜半岛）、日本、林邑（今越南）、泥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赤土（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旅游者，人数众多，不断来到唐朝。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亚非地区和唐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4000家～5000家。

政治

⑴营建东都　　隋炀帝初继位，便决定营建东都。《隋书卷三十 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河南郡旧置洛州。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元和郡县志》：“隋仁寿四年，迁都”，《隋书-宇文恺传》载曰：“炀帝即位，迁都洛阳”，《隋书-地理志》：“大业元年徙入新都”《旧唐书 地理志一》：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仁寿四年（甲子，公元六零四年）载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　　《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仁寿四年，炀帝诏杨素营东京，大业二年，新都成，遂徙居，今洛阳宫是也。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其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这一系列的证据都表明炀帝迁都洛阳，但是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隋炀帝另选地质，重新营建新都洛阳，《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日：‘吾行天下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不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于创慈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京修建完工。“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　　炀帝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的划一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⑵修建运河　　隋炀帝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开凿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两条河水入黄河，又自板渚（在虎牢之东）引黄河水经荥泽入汴水，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直达淮河。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接着，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而后，杨广又下命开永济渠、江南河，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绍兴，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 。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　　隋文帝曾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以供辽东之需。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代江苏镇江）到达会稽（现代浙江绍兴）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代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朝大运河以会稽、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汴河）、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杭绍，不再绕道洛阳。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经元朝取直疏浚，全长1794公里，成为现今的京杭大运河。京绍大运河利用了隋朝大运河不少河段，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

军事

⑴南北统一　　西元589年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陈国虽不是什么大国，也绝对不弱。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当时人们认为“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为南北……”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隋炀帝两平江南，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隋书》赞曰：“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

⑵畅通丝路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为夸耀国家富强， 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和外国首领、商人聚集洛阳时，命人在洛阳端门外大街上盛陈百戏散乐，戏场绵亘八里，动用歌伎近三万人，乐声传数十里外。西域商人要到市上交易，炀帝就下令盛饰市容，装璜店肆，房檐一律，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当这些商人从酒店饭馆前经过时，都要请他们就坐用餐。并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值）。”还将市上树木缠以丝织品做装饰。有些胡商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唐太宗也感慨的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隋政府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 但隋炀帝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大业六年（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国财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来朝贺，面子赚足了。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然后给你丰厚的金银珠宝赏赐。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隋书·流求传》载：公元607年、610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这是中国军队第二次来到台湾。 　　隋炀帝在大业3年（607年）先后派出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等人两次前往当时被称为“流求”的台湾，因语言不通，第一次带回一名台湾人，第二次带回一些布甲。大业6年（610年），隋炀帝又派出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人，从广东义安（潮州）起航，前往台湾，当地人以为这是中原的商船，这说明当时大陆商人经常前往经商，也说明台湾人已经熟悉经商贸易。只是陈棱与当地酋长谈判不顺利，刀枪相向，并带了数千名当地居民返回大陆。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彰化市，有一条街名叫“陈棱街”，它就是为了纪念这位隋朝将领的。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隋文帝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后因士卒多病，高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隋炀帝即位后，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今北京），水军集中于东莱（今山东莱州）。另调民夫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隋炀帝就此撤军。　　进攻高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引发了隋末民变。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的。《隋书》记载道：“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⑶征高句丽　　杨广于大业八年（612年）征集三十万军队攻打高句丽（不包括后勤100多万民力），几乎动用了举国之力，募集的军队被集中在涿郡（位于今北京通州）。据《隋书》记载，此次募集耗时数年，规模前所未有。据《三国史记》的记录是此次出动了三十万的作战部队。负责后勤和运输的人员还要多于这个数字。整个军队的总数说法不一，估计在100万上下。大业八年（612年），隋的大军开始出发。由于人数巨大，全部部队用了40天才出发完毕。行进的部队排成的队绵延400公里。 　　598年的战争，高句丽得到一些缓冲地域。由于这些地域不适于和隋这么大规模的军队进行面对面的交锋，高句丽婴阳王将军队撤到辽水一带。天时地利，那年，辽河水比往常提前好久就开始解冻了。当隋炀帝到达的时候，辽河水已全部融化。隋炀帝毫不气馁，下令在辽河上修建了3座桥梁。不过隋炀帝所修的桥还没修到对岸，高句丽就对隋军发动了进攻，并有效地击退了隋炀帝的第一次进攻。不过最终将桥修好，隋军过桥包围了辽东城。　　开战前，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这就延误了军情。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杨广没拿下辽东城。于是，杨广感到需要改变策略。　　隋炀帝的新战略是在同高句丽在辽东周旋的同时，派海陆军攻打高句丽的首都平壤。30多万陆军和20万海军构成的先遣队就这样出发了。　　隋的海军先于陆军到达了大同江。发现隋的陆军没有到达，婴阳王派出了一小批军队与入侵的隋朝军队交战。简短的交锋后，高句丽的军队假装被击败并向城里撤退。隋朝军队将领以为立功的大好时机已到来，带领10万军队开始攻平壤。　　当隋朝军队来到平壤的外围城堡时，发现大门敞开，墙上也无人把守。进入城堡后，发现地上放着钱财和武器。为了谨慎起见，隋朝军队将领下令禁止掠夺。当隋朝军队来到一个寺庙后，遭到了高句丽军队的伏击。不过高句丽的军队并没有取胜，然后就撤逃了。这次隋朝军队将领真的以为高句丽不行了，于是开始掠夺外围城堡。　　正当隋朝军队掠夺之时，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高句丽先遣部队对隋朝军队进行了伏击。毫无防备的隋朝军队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并开始向海边撤退。据说10万隋朝军队仅有几千人成功退出。第一次单独行动失败后，隋朝军队的将领决定还是等隋朝部队的陆军到达后再围攻平壤。　　然而，隋炀帝派出的陆军在路上也出了问题。在隋国内行军，隋军后勤很有保障。但一旦进入高句丽的国土，隋朝军队的后勤供应就会遭到高句丽的伏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下令每个士兵都要自己携带食物。不过这大大加重了士兵的负担。许多士兵为了减负，扔下所带的食物。等隋朝军队到达鸭绿江后，物资已严重缺乏。　　在鸭绿江和平壤之间有一条青川江，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下令在清川江的上游修筑堤坝蓄水。当隋朝军队到达清川江时，江水很浅。于是隋朝军队便涉水过江。正当隋朝军队过江之时，乙支文德下令开闸放水。数千隋朝军队被淹死。乙支文德随后率领高句丽军队向入侵的隋朝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据说隋炀帝派出的30多万陆军仅有2700人返回。

文化

藏书事业　　隋炀帝执政期间，藏书事业十分发达。他令秘书省官员，凡秘阁所藏之书，均抄写50副本。皇室藏书楼为“修文殿”，藏有完备而无重复的正御本图书，皆装饰华丽，宝轴锦标。将抄写的副本图书，连同西京“嘉则殿”之藏，共达37万卷。史称“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书屋14间，“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书库内，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有自动开启装置。皇帝入库，有宫人执香炉前行，按动机关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橱扉皆自动开启，离开后则自动关闭。藏书分为三等：上品为红琉璃轴，中品为琉璃轴，下品为漆轴。在东京“观文殿”后另建二台：东为“妙楷台”，藏古法书真迹；西为“宝迹台”，藏名画古物。又将佛、道经卷专藏于内道场。又令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对藏书进行校勘整理，得正御书37 000卷，纳于东都“修文殿”。此间，以柳顾言主修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已佚。

开创科举　　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 《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隋炀帝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炀帝时的著名地理学家裴世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如果杨广整理编辑收藏的这些书都留存的话，那他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大业二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但这也触动了门阀大族的利益，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有时候过于超前开明的举措也不是什么好事……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大业三年隋炀帝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政治

三省六部

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

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

地方行政

开皇十年（590年）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修订《开皇律》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车裂、枭首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

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杨坚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杨坚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整顿吏治

在澄清吏治方面，杨坚得国以来，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自不容贪污枉法之行为存在。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隋高祖在位时之隆盛，此亦为要因。

营建大兴

隋于汉长安城东南筑新城，名大兴城，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即唐长安城。隋朝开国之初，都城仍在长安旧城，因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杨坚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

开皇二年（582）正月，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大兴城，翌年三月竣工。宇文恺参照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把龙首原以南的6条高坡视为乾之六爻，并以此为核心，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六坡";是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政权机关和寺庙都高高在上，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除居民区外，则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了城市的水域。大兴城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了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外郭城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

在此之前，从秦汉一直到南北朝，都城之中的城市格局，没有章法，没有布局，皇宫、官署、民居，交错相处，十分杂乱。至大兴城之后，都城的均衡对称格局开始形成，街道整齐划一，南北交错，东西对称，大街小巷，井井有条。皇宫、皇城、民居三个部分相对分开，界线分明，既安全，又实用。

经济

“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隋初，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和对劳动力的控制。 为了查实应纳税和负担徭役的人口，隋文帝实行了“大索貌阅”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583年），清理出阴漏丁男44.3万人 共计 164.15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

设置粮仓

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改革货币

杨坚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隋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除此之外，杨坚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

倡导节俭

杨坚节俭爱民。杨坚小时候生长于寺庙之中，素衣素食，生活节俭，这使他养成了崇尚节俭的性格。他虽贵为天子，但却食不重肉，不用金玉饰品，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很是节俭，他深知节俭的重要性，教育太子要节俭，说国家没有因为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他还提倡官员节俭。因为节俭，剥削较少，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户口和财产剧增，又加上其他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百业兴旺，经济繁荣景象由此而生。

军事

变革兵制

军事上，杨坚改变府兵制初设时，兵农分离情况。转变为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的“兵农合一”的制度。

统一全国

（1）并西梁

西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詧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征召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

（2）灭南陈

开皇八年（588年）十月，杨坚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 。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年）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孔贵嫔三人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实现了统一。

（3）平江南、岭南

东晋朝至陈朝，一向刑法废弛，高门压抑寒门，士族侵陵民众，是典型的士族政权。隋灭陈后，隋地方官按照隋制度大加变革。开皇十年（590年），陈旧境自长江南岸到泉州（治福建晋江县）再南到岭南，士族和土豪到处起兵叛变。聚众多至数万，少也有几千，攻陷州县。杨坚遣大将杨素率兵讨伐，一路入山区，一路沿海岸，击破各地叛军，最后克复泉州，江南兵乱迅速消灭。岭南少数族豪酋纷纷起事，围攻广州，裴矩率兵三千，会同高凉郡（治安宁，广东阳江县西）冼夫人，安抚岭南诸豪酋。隋用兵不过数月，陈旧境全部平定，显然由于隋制度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这次用兵，打击了南方士族豪强积累已久的恶势力，使南北统一进一步趋于稳定。

民族

突厥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木干可汗时，势力极盛，“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北周与北齐对峙时，争与突厥结姻好，输财物以求援。北周末年，曾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嫁与沙钵略可汗。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时，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宝宁合谋，进拢边地，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千金公主又极力劝说沙钵略替她娘家北周报仇，于是突厥大举进攻。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遭到严重的抄掠杀伤，弄得“六畜咸尽”。

面对突厥的侵犯，隋文帝坚决进行了还击。他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迎击突厥，打败了沙钵略的进攻。于是隋文帝一面加强防御工事，兴筑长城和沿边的城堡，一面采取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建议，利用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结果，阿波可汗投归建牙葱岭以西千泉（怛罗斯河畔）地方的达头可汗。此后达头可汗也正式从沙钵略大可汗的统属之下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于是突厥便分为东西两部分。沙钵略在西突厥和契丹东西两面威胁之下，便在开皇四年上表称臣，愿意“永为藩附”。从此保持了边境的和平。

杨坚的北击突厥，打击了游牧帝国的嚣张，同时稳定了东亚局势。为隋朝发展乃至中国后世安稳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杨坚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下分裂突厥成两部，东突厥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杨坚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首例。

吐谷浑及东北民族

吐谷浑，本为羌族，据有今青海和新疆南部。其首领则为鲜卑人，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于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隋文帝初立时，吐谷浑统治者吕夸也乘机进扰，致使隋文帝一度废弃弘州，给隋朝很大的威胁。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出击，吕夸战败逃走。但不久又来寇边。开皇三年，汶州总管梁远又大败吐谷浑。到隋统一南北后，势力强盛，吕夸才不敢再来骚扰。开皇十一年，吕夸死，子世伏立，隋把光化公主嫁给他。世伏为部下所杀，弟伏允立，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是朝贡岁至”，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地处东北的契丹、靺鞨等族，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隋文帝对他们都作了妥善的处置。

文化

文帝复汉

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曾经一度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虽然北周武帝亲政之后，开始倡导汉化。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但是由于北周武帝英年早逝，北周的汉化进程一度搁浅。杨坚之父杨忠因辅助宇文泰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立即力行汉化。

杨坚对汉文化的发展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北史》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始行科举

南北朝时期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举明经”等科举制度，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继续实施。隋朝时，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熙平元年（516年）四月，因瀛州百姓发生饥荒，下诏开仓济民。十二月，元诩下诏让洛阳、河阴及各部曹杂人七十以上、鳏寡贫困不能自养的，加上年少而因病残废、穷苦不济的，核查清楚以后一一上报。

熙平二年（517年）正月，元诩下诏派大使巡察四方，问民疾苦，体恤孤寡，黜幽升明。又下诏说：“选部用人，务在得才，必须广求野栖之人，共同治理国家。州郡城防，各令加固。聚集的斋会，要惩治那些参与的妖人。监狱都要造屋，枷锁务必轻小。能工巧匠，不得隐藏技能。绢布彩缎，长短合式。假冒军功的，必须全部淘汰。籍贯不实的，普使纠查按察，听其投案，违抗加罪。”

神龟元年（518年）春正月，下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壬申，诏给京畿及诸州老人板郡县各有差，及赐鳏寡孤独粟帛。庚辰，诏以杂役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令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乙酉，秦州羌反。幽州大饥，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人。诏刺史开仓振恤。二月己酉，诏以神龟表瑞，大赦，改元。东益州氐反。三月，南秦州氐反。十二月辛未，诏曰：“人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振，口盈亿万，贵贱攸凭，未有定所。今制乾脯山以西，拟为九原。”是岁，东夷、西域、北狄十一国并遣使朝贡。

神龟二年（519年）春正月，下诏曰：“皇太后捴挹自居，称号弗备。宜遵旧典，称诏宇内，以副黎蒸元元之望。”冬十二月庚申，大赦。诏除淫祀，焚诸杂神。是岁，吐谷浑、宕昌、嚈哒等国并遣使朝贡。

政治完颜璟是女真封建化的最后完成者，他在这一方面的举动有三。

其一，废除奴隶制度。世宗时期，只是局部解放奴隶。完颜璟即位当年，将宫籍监户原系奴婢者放为良人，解放了女真奴隶；原寺院僧道控制的契丹奴婢也悉放为良。明昌二年（1191年），更定奴诱良人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废止奴隶制和禁止诱良为奴的成果。

其二，限制女真特权。完颜璟先后制定了有关猛安谋克的一系列规定，例如，镇边以后放免授官格、军前怠慢罢世袭格、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格、放老入除格、承袭程式格等等，在维护猛安谋克权益的外表下，通过法制规定在实际上削弱或废除猛安谋克女真户的特权，并淘汰了一批平庸无能的猛安谋克，从而提高了猛安谋克的整体素质。

其三，保护封建农业。明昌三年（1192年），完颜璟规定猛安谋克只能在冬季率属户畋猎两次，每出不过十日，此举改变了女真猛安谋克圈占猎地习武的习惯。次年，他下令将行宫禁地和围猎场所尽与民耕种。这些措施显然都是有利于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

其四，允许蕃汉通婚。明昌二年（1191年），完颜璟同意尚书省建议，认为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与当地汉户“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泰和六年，他下诏准许屯田军户与驻地居民互相通婚。通过通婚的纽带，女真民族加速了与中原汉族的融合。

经济由于金朝铜少，因而铜钱无法取代纸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金章宗时，纸币作为永久流通货币而被大量发行，加之货币屡屡更改，市民怨恨，金代币制开始陷入极度混乱之中。社会经济陷入危机。为此政论采取了一些经济上的对策，其中之一就是铸造银锭，使其便于流通，金章宗承定二年（1162年）以前是以锭来计量白银的，银锭重50两，这一年，开始铸造“承安宝货”，有1两至10两共5等，从此成为法定货币，这次货币的革命性变革虽无法改变金王朝经济极度混乱的局面，却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完颜璟自幼接受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良好教育。他被封为王时，能以女真语入谢，令坚持女真传统的世宗着实感动。但他又是金朝诸帝中受汉化最深的君主，女真族的汉化也最终在章宗朝宣告完成。在这一方面，他起了多方面的作用。

其一，尊崇孔子。他即位次年，就修缮曲阜孔子庙学、碧瓦廊庑，雕龙石柱，极尽壮观；还下诏全国州县各修孔庙，避孔子名讳。孔子在金朝所受尊崇已与宋朝相同。

其二，完善科举。即位当年，完颜璟就增设经童科。明昌初，完颜璟增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金朝科举至此诸科齐备。故而史称：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

其三，健全礼制。世宗时分别命官员参考唐宋沿革，议定礼乐，章宗初修成《金纂修杂录》四百余卷。明昌六年（1195年），又编成《大金仪礼》，史称“大定、明昌其礼浸备”。与此同时，金朝开始祭祀三皇五帝和禹汤文武，表明其继承汉族王统。

其四，修备法典。史称“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浸备”。明昌年间，编成《明昌律义》，另编榷货、边部、权宜等敕条。泰和元年（1201年），又修成《泰和律》，这是金朝最称完备的法典。

完颜璟在完备汉制方面所颁布的措施，是女真族汉化的总结，在金朝女真封建化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完颜璟禁止称女真人为“番”，本人也宛然汉家天子。他雅好汉族士人的书画作品，学得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他还设立书画院，命应奉翰林文字、汉人王庭筠任都监，为他鉴定王羲之、顾恺之的书画。完颜璟对汉文诗词有精深的修养，有句云：“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诗风虽纤弱，却是有意境的佳句。

军事北方的鞑靼诸部，与金朝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但自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8年），不时侵扰金朝边界。完颜璟采取攻防并举的战略。一方面派遣夹谷清臣、完颜襄和完颜宗浩多次北伐，给以重创。另一方面，由完颜襄亲督军士民夫，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黑龙江洮安东北）一线，开凿绵延九百里的界濠。据考古勘测，界濠深三至四米，宽十余米，内侧还筑有墙堡，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防御工事。鞑靼诸部的南侵，虽打破了明昌承安之治的宁静，好在蒙古诸部尚未统一成为强悍善战、无坚不摧的游牧军事帝国，还未对金朝形成真正巨大的威胁。

完颜璟对南邻宋朝始终是一心维护和平局面的，但南宋权臣韩侂胄主动挑起战端，发动开禧北伐，金朝反击，在全线获胜的有利形势下，迫使南宋订立了嘉定和议。南北两线的战争，虽然都以金朝占上风而告终，但大量的军费却使金朝财政入不敷出。

北宋初年，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北有契丹和北汉、南有南唐等国家。赵匡胤在位期间，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使国家逐步走向统一，同时通过采取“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施行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革除了五代弊政，使国家呈现出和平、安定的局面。

政治

中央集权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等机构。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行政权的集中：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供定薪之用，表示禄位、品级的高低。“职”只是一种虚衔，如学士、待制等，不是职务。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握有实权。

宰相：宋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使：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与宰相文武并立。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使：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统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三司权任甚重。

刑部：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宋沿唐制，朝廷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官，由其他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

文武制衡　　后人根据“太祖誓碑”中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理由，以为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是赵匡胤在位时所定下的。但赵匡胤实际上是抑武却也并不太重文的，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说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

科举改革　　宋代建国后，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1. 锁院制度：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2. 弥封制度：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3. 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4. 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赵匡

经济赵匡胤对有关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黄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患，五代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赵匡胤在建隆三年（962年），令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为黄河堤坝例修期，赵匡胤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宋太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匡胤还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徭役，赋税专收。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中央集权）。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下过一道命令，就是将各地每年所收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支用外，一律运往京师，地方不得占留。赵匡胤还澄清吏治，劝奖农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军事

军制改革　　军权的集中：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接着，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 ”“内外相制”政策。驻军一半京师，一半各地。

宋初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蕃兵四种。禁军是军队的主力，赵匡胤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

首先是选练。禁军选全国精壮充任，赵匡胤最初捡选强壮士兵作为兵样，遣至全国各地，令地方照样召募，后来改为木梃，并规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样挑选送往京师。当时禁军的标准是琵琶腿，即大腿粗壮者，车轴身，即肩宽腰细者，身高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禄。

其次是建置。禁军约半数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数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禁军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一则习于劳苦免于怠惰，二则因统帅并不随地易防，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最后是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不得擅改。这样，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

统一天下　　北宋建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没有结束。在北宋北面，有强大的辽和辽扶植下的北汉。南面和西面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较大的割据政权。另外，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还建立着一些小的割据政权。

赵匡胤根据当时的形势，鉴于南方是经济重心，各国力量较弱，而北方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实力又比较强大的现实，在征询了张永德、赵普等大臣的意见之后，确定了与后周世宗基本一致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

建隆三年（963年），赵匡胤派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即南平）和湖南（原来的楚）。从此，宋军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派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曹彬分兵两路向四川进攻，第二年年初灭后蜀。

开宝三年（970年），赵匡胤派潘美率军进攻南汉，第二年灭南汉。至此，南唐已陷入宋军包围之中。南唐主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

开宝七年（974年），曹彬、潘美率十万宋军，战船千艘，自荆南顺流而下，向南唐发动进攻。开宝八年（975年），宋军直抵金陵城下，开宝九年（976年）初，金陵城破，南唐后主李煜出降。

南唐覆灭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赵光义又用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和漳、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至此，“先南后北”方略的“先南”部分完成了，剩下来的就是北方了。

开宝元年（968年）和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曾两次出兵进攻北汉，都因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第三次进攻北汉。两个月后，赵匡胤突然死去，辽又出兵支援北汉，新登基的宋太宗只得下令撤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光义亲自统兵进攻北汉，包围了太原城。北宋军队在石岭关附近击溃辽派来支援北汉的军队，迫使北汉投降。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文化赵匡胤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的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同时，赵匡胤重视图书建设。建国之初，注意收集各国遗留图书，用以充实官府藏书。建国初，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仅有书12000余卷。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乾德三年（965年）平定蜀国，右拾遗孙逢吉赴成都收图书13000卷。开宝九年（976年），平南唐，令太子洗马吕龟祥到金陵，收图书2万余卷，又收吴越图籍万卷。广泛征集民间藏书，规定凡有献书者，视其书籍价值，如馆阁所无，则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官职俱委以官职，如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三人献书1200余卷，并赐科名。通过征集和献书，于开宝中，官府藏书增至8万卷。为北宋官府藏书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