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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的生平

早期经历

赵顼于公元1048年5月25日(庆历八年四月十日)在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出生。初名赵仲针,是宋英宗赵曙和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所生长子。

公元1063年(嘉佑八年),受封光国公;后又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进封颍王。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被立为皇太子。

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登基为帝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推行新法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二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变法失败

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元丰改制

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当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适当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发挥官员的积极性。

宋神宗的元丰改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机构体制改革,精简官员,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可能达到巩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因病去世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项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同年年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不过,哲宗亲政后又陆续恢复,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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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人物生平

早年天才
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字太白。其生地今一般认为是唐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青莲乡。祖籍为甘肃天水。其家世、家族皆不详。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同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

神龙元年(705年), 十一月,武则天去世。李白五岁。发蒙读书始于是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六甲,唐代的小学识字课本,长史,州之次官。

开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谒活动。亦开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好剑术,喜任侠。是年岑参生。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岁。隐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县内)读书。往来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剑阁、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内)等地,增长了不少阅历与见识。

辞亲远游
开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二十四岁。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市)。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

开元十五年(727年),是年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秋,全国六十三州水灾,十七州霜旱。李白二十七岁。居于安陆寿山,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逐家于安陆。是年王昌龄进士及第。

开元十六年(728年),土蕃屡次入侵。李白二十八岁。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与孟浩然相会于斯。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唐玄宗为自己四十岁生日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并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诏令天下诸州宴乐,休假三日。以宇文融管理全国财赋,强制税法,广为聚敛,供朝廷奢侈之用。李白二十九岁。在安陆。

蹉跎岁月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三十岁。春在安陆。前此曾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因遭人谗谤,于近日上书自白,终为所拒。初夏,往长安,谒宰相张说,并结识其子张垍。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别馆。又曾谒见其它王公大臣,均无结果。暮秋游邢州(在长安之西)。冬游坊州(在长安之北)。是年杜甫十九岁,游于晋(今山西省)。

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多任宦官,尤宠高力士,时四方表奏,皆先为高力士所决。十月,玄宗驾幸洛阳。李白三十一岁。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之徒交往,初夏,离长安,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县)。秋到篙山五岳之一的中岳(为河南省登封县的名山),恋故友元丹丘的山居所在,逐有隐居之意。暮秋,滞留洛阳。

开元二十年(732年),十月,玄宗到洛阳以北(今山西省一带)地区出巡,诏令巡幸所至,地方官员可将本地区贤才直接向朝廷推荐。十一月,至北都太原(唐朝开国之地),祀后土(土地神),大赦天下。十二月,归还洛阳。是年全国户数为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为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李白三十岁。自春历夏在洛阳,与元演、崔成甫结识。秋,自洛阳返安陆。途经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结识崔宗之。冬,元演自洛阳到安陆相访,二人同游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岁未,归家安陆。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唐玄宗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天下士庶(身份很低的役人与庶民)家藏一册,梅年贡举时加试《老子》策。三月,韩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五月,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为人正直,敢于力谏,张九龄尤以文学才能,道德文章,为世所重。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使(负责监察督办所辖地区的政治等项),是年长安久雨,京师饥谨,诏令放太仓米二百万石以赈民。李白三十三岁。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开山田,日以耕种、读书为生活。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唐玄宗巡幸洛阳。二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地震,房屋倒塌,崩坏殆尽,压死者四千余人。征沼自称生于尧时的道士张果先生,玄宗亲问以治道神仙之术。授其银青光禄大夫(银印上系以青色缓带,以为品位高的标志。副职),位侍中(唐门下省协助宰相起草文书等项的官吏)。

西游献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乘机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

是年,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去紫极宫,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三年后,李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长安。

李白供奉翰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岁。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官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李杜相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也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箓,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箓的盖还,为他造了真箓。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李杜两人分手。

安史入幕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与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难。春在当涂。旋闻洛阳失陷,中原横溃,乃自当涂返宣城,避难刻中(今浙江省膝县)。至漂阳(今江苏省滦阳县),与张旭相遇。夏至越中。闻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胜,又返金陵。秋,闻玄宗奔蜀,遂沿长江西上,入庐山屏风叠隐居。

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收复河北十余郡。六月,安禄山率部攻破潼关,生擒哥舒翰。

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五十七岁。正月,在永王军营,作组诗《永王东巡歌》抒发了建功报国情怀。永王擅自引兵东巡,导致征剿,兵败。李白在浔阳入狱。被宋若思、崔涣营救。成为宋若思的幕僚后,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终以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是年杜甫四十六岁,四月,从贼营逃出,谒肃宗于风翔,授右拾遗。

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史思明反。五月,肃宗罢张镐宰相,出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十二月,史思明陷魏州(今河北省南部)。李白五十八岁。李白自寻阳出发,开始长流夜郎,妻弟宗嫌相送。春末夏初。途经西塞驿(今武昌县东),至江夏,访李邕故居,登黄鹤楼,眺望鹦鹉洲。秋至江陵,冬入三峡。是年杜甫四十七岁,为华州司功参军。

溘然病逝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

上元三年 (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李流芳的生平

万历三年(1575)李流芳出生于嘉定南翔一户官宦人家。原籍安徽歙县南丰。祖父 李文邦为迁翔始祖,任成山卫指挥使,封赠公爵。父亲李汝筠系县学生。伯父李汝节是嘉靖进士,官安吉知州。堂兄李先芳。万历进士,四川参议。李流芳兄弟四人:长兄李元芳,诸生,诗人;仲兄李名芳万历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弟李三芳,定海县丞。李流芳排行第三,人称李三长蘅。

李流芳青少年时,潜身东林庵中,认真读书,企求科举入仕。万历三十四年(1606),32岁中举,后又两度赴京参加殿试皆不第。时朝廷为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持,仕途凶吉难料。他感到气馁,回到家乡,自建“檀园”,绝意仕途。他经常游览杭州西湖,一边游湖一边作画,并提笔写下一系列题跋,一派高人逸士之风度。为人耿直,诗风清新自然,文品为士林翘楚。魏忠贤建生祠不往拜,与人云:“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

李流芳和程嘉燧,诗文书画齐名。李氏曾对好友钱谦益说:“精舍轻舟,晴窗明己,看孟阳(程嘉燧)吟诗作画乃是生平第一快事。”钱谦益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与孟阳耳。”崇祯元年(1628),钱谦益被放,坐帐论牍,病中的李流芳闻讯,扶枕浩叹:“不可为矣!”

崇祯二年 (1629)闰四月三日李流芳卒于檀园,享年五十五岁。钱谦益作《李长蘅墓志铭》,程嘉燧书丹,宋珏篆盖,侯峒曾作《祭李长蘅先生文》。清嘉定诗人林大中有诗夸其“忆当晚明时,官途亦多术。高士多鄙之,坚卧独不出。诗笔能清真,画品亦超轶。不拜千古事,名言殊简质。孝廉忧国家,呕血遂以卒。”大书画家董其昌曰:“其人千古其艺千古!”

孙传庭的人物生平

家族渊源

根据代县孙氏 《代州孙氏家乘》记载孙传庭始祖是明朝洪武初年迁居山西,其始迁祖孙成(生子:孙顺)在洪武年间命为振武卫百户,由河南省汝宁府光山县孤树里村迁居山西代州,后遂安家于此,自后子孙繁衍,被尊为迁代始祖。

初战陕北

孙传庭一表人才,多有谋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进入北京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

崇祯八年(1635年)秋,孙传庭出任验封郎中,后越级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市)府丞。

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请缨任陕西巡抚,负责剿灭农民军。孙传庭在榆林建军,号为秦军。此时洪承畴正与李自成战于陕北,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后,民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自湖广复出,来到陕西,欲自汉中进攻西安。孙传庭领秦军镇守,高迎祥无法攻克,遂意图自子午谷入,直逼西安。孙传庭料之,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以逸待劳,激战四天后,高迎祥溃败,后被俘,送往北京处死,而其外甥李自成继任闯王。

商洛剿寇

崇祯十年(1637年)初,马进忠等部再渡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崇祯十一年(1638年),过天星、混天星的起义军从徽(今甘肃徽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地经凤翔将通向澄城时,孙传庭指挥其部分五路合击该起义军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捕杀二千余人,又在(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的方圆三、四百里的深沟峡谷内采用分兵堵截,机动设伏的战术再败起义军,并打退了驰援陕西起义军的马进忠、马光玉所率领的宛、洛之部后,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至此,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几被镇压下去。此时明军情势大好,但因清军在此时攻入长城,崇祯帝急调洪承畴与孙传庭回京防御,李自成便得到喘息。

请辞入狱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

崇祯十二年(1639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柿园之役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围开封之时,崇祯帝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李自成解围开封,擒杀汪乔年,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农民军击败汪乔年后,又恢复了对开封的包围,孙传庭在陕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崇祯帝就命令他出关救援开封,同时崇祯帝还他一道密令——处死贺人龙。贺人龙是有名的长腿将军,崇祯十三年,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时,他从开县“噪归”陕西,以致张献忠突破重围,从容进入四川,一发不可收拾。在项城战役和襄城战役中,他两次抛弃主帅逃跑,导致战事失败,两位督师被杀。贺人龙与李自成、张献忠是老乡,都是陕西米脂人,崇祯怀疑他暗中通敌,因此密令孙传庭捕杀贺人龙。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一,孙传庭在西安召集众将开会,会上突然逮捕贺人龙,然后宣布崇祯帝旨意,将其斩首。处决贺人龙后,孙传庭提拔其部下副总兵高杰接替贺人龙,高杰是李自成的死对头,他原本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私通李自成之妻,事发后拐带李自成之妻投降官军。此时官军手中有三张王牌:一是陕西兵;二是湖广兵;三是保定兵。陕西兵的总督先后是傅宗龙、汪乔年和孙传庭,湖广兵的总督先后有丁启睿和侯恂,保定兵的总督是杨文岳。陕西兵的主将是贺人龙,湖广兵的主将是左良玉,保定兵的主将是虎大威。此外官军还有孔贞会的四川兵、刘泽清的山东兵,朱大典的南京兵等,力量小而分散。崇祯帝力求三股势力联合围剿民军,但是在民军的巨大压力下,三军主将尾大不掉,三军不能协调配合,导致战事惨败。

襄城战役中,汪乔年率领的陕西兵解救左良玉的湖广兵,没想到湖广兵解围后不配合作战,这个不义之举导致陕西兵溃逃,结果是汪乔年战死,孙传庭接任。三个方面军两两组合,均遭失败。朱仙镇战役后,杨文岳逃到汝宁疗伤,左良玉逃到襄阳喘气,孙传庭则在陕西闭门休息。三军都己伤痕累累,无力再组织救援开封,只能在躲在远处观望。无怪乎侯恂会说出放弃中原,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话,然而崇祯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再次将他投入监狱。

孙传庭在陕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小有积蓄,崇祯帝不断催促孙传庭进军,孙传庭于十月份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官军一路上偃旗息鼓,潜行于山中,偷偷接近民军,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民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民军,诱敌深入。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民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民军猝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孙传庭在力不如人的时候,以智取胜,官军取得了久违有胜利,然而由于此时天降大雨,官军又饿又冷,没能继续扩大战果。

农民军虽初战失利,但毕竟人多势众,在官军打扫战利品之际,民军主力杀了个回马枪,官军抵挡不住,兵败如山倒,孙传庭率残兵败将狂奔回陕西。官军此战原为长途奔袭,试图以战养战,粮草供应不上,士兵们不得不采集没有成熟的青柿充饥,因此河南人将此战称为柿园之役。

激战郏县

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陕西官军实力有显著增长。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的白广恩统领。五月,崇祯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封他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八月,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东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由于民军放弃了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陕西官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战汝州,民军督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李养纯的投降后向官军泄露秘密,给民军带来很大损失,他报告说:民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首先攻破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然后挥师唐县,将安置在那里的民军家属斩杀殆尽。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后来民军逃入襄城,官军也尾随而至。面对危局,一些民军将士产生的投降的念头。这时大雨整整下了七天,城外露舍的官军苦不堪言,由于道路泥泞,官军的粮车难以移动,官军的后勤出现问题。官军希望破郏县获取给养,但是郏县早己坐吃山空,破城后只得到一些骡马,很快就被士兵们分食殆尽。这时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官军的粮道,为了麻痹官军,李自成用大牌写下战书,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牵拌官军。 [18]\u0026nbsp; 士兵们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躁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回师迎粮,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士兵看到陕西官军走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前军移,后军乱),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永福斩之不能止),官军队伍大乱,民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官军逃到南阳才缓过神来,调头迎战民军,双方展开大战。民军战阵共有五重,第一重是饥民,第二重是步兵,第三重是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第五重是家属。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骑相持不下,鏖战中,白广恩部火车营招架不住,率先溃败。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民军倾巢而出,穷追不舍,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亡四万余人,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此役,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民军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扩大战果,乘势夺取关中。郏县战役和松锦大战一样,都是决定明朝命运的战略决战,在这两场战役中,明军并非没有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 [18]\u0026nbsp; 孙传庭失关败亡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崇祯帝不从。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同时檄左良玉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九月,孙传庭在汝州(河南郏县)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直撵孟津,明军四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

陈邦彦的人物生平

科场失志,随父授徒

陈邦彦自小聪明勤学,1621年(天启元年),考取秀才,之后屡次参加乡试均落榜,于是随父在大良设馆授徒,人称岩野先生。他精研《周易》、《毛诗》和经世致用之学,在治学授徒之余,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对府、县的大事,均能提出适当的建议。地方政府官员遇有政事难事,常常征询他的意见。邦彦满腹经纶,却在科场上并不得志,多次应考均未能中举。人们深为之不平,而他却不以为意。

二次献策,均被拒绝

1644年(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定鼎中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国难当头,陈邦彦五内俱焚,疾呼:“此时不思报国者,非丈夫也!”随即结束讲学,针对时局,精心撰写了数万言的《中兴政要》,具体开列了32条抗敌救国方略,踌躇满志地只身赴南京进呈弘光帝,但未被接纳。

1645年(弘光元年),南京政权被清军攻灭,南明唐王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朝,并于翌年委任陈邦彦为兵部职方司,统领广西狼兵万余人前往江西南安协同大学士苏观生抗击清兵。他受命后曾多次提出进击清军的良策,但因均被苏拒绝而坐失战机。而在隆武帝被清军俘获后,陈被迫率部随同苏观生撤回广东。陈邦彦在时局危急之际,一再呼吁南明的两个分立的政权(设在广州的绍武政权与设在肇庆的永历政权)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对抗清兵。但因遭苏观生等的干扰,南明分设的两个朝廷互为争斗以致相残愈烈,因而被清兵乘隙攻击,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相继覆灭。 1645年(弘光元年)秋初,邦彦告别家人北上时,写下了意气豪迈、笔墨酣畅飞动的赋别之作《舟发珠江承诸子携酒饯送次韵赋别》:扬尘伐鼓发江干,变徵声高七月寒。夜渡可能知大漠?日边何处是长安!杯因惜别兼贤圣,策为忧时杂管韩。燕石自惭仍跃冶,归来休笑旧儒冠。

归附聿键,抗击清兵

1645年(弘光元年),弘光朝覆亡后,朱元璋的九世孙唐王朱聿键被一批文臣武将拥戴在福州称帝,建立隆武朝,并访求贤能,组织抗战。读了陈邦彦的《中兴政要》之后,隆武帝备加赞赏,称陈邦彦为“奇才”,并下旨请陈邦彦速速赴闽,共商国是。因一身不能事二主的缘故,陈邦彦当时并没有马上到福州去。只是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南明政权被清兵摧毁之后。他才下了归附聿键的决心,并且参加了六月举行的隆武朝唯一的一次乡试,得中第七名举人。发榜前三天,他被聿键任命为监纪推官。

1646年(隆武二年),陈邦彦升兵部职方司主事,监粤兵入江西,协助苏观生防守北线。清兵压境,猛攻赣州,苏观生按兵不动,逡巡观望,陈邦彦虽一再请战而未获批准。赣州失守后,清军大举入闽,攻下福州。隆武朝的武将郑芝龙公开投敌,隆武帝被俘遇害,隆武朝也步了弘光朝的后尘。此时,苏观生急于回广州拥立新主,置邦彦的凭借五岭和韩江天险,抵挡北、东两面来敌,以保住广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建议于不顾,下令全军撤防。邦彦要苏观生火速率主力取道惠州和潮州,救援尚在苦撑的泉(州)、漳(州)前线守军,并请求自领一军扼守南安,抵抗北路清军的请求也未被采纳,只好一同南撤。

重组部队,妙计救主

1646年(隆武二年),陈邦彦化名潜入高明县山区重组反清武装,并会同义军余龙部进击广州、顺德两地。清将李成栋攻陷肇庆,深入广西腹地追赶永历君臣。不久,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偷袭广州,绍武政权覆亡。在广东肇庆的永历帝闻风而逃到了广西。李成栋军乘胜追入广西,永历朝廷岌岌可危。

陈邦彦救主心切,跑到顺德请余龙帮忙。余龙等人本是当年明将万元吉在广东招募的援赣部队,赣州失陷之后,生活无着,便在甘竹滩落草为寇,原队人马加上归附的溃兵也有二万多人。经说服,他们同意协助陈邦彦攻打广州。另一方面,陈邦彦又联络上了东莞的抗清义士张家玉,张也同意助他一臂之力。

眼看着大兵压境,佟养甲忽生妙计,他下令关闭城门,不准出战, 一边派出快马到广西急召李成栋回师。一边四出散播谣言说,李成栋的大军已经在回穗途中了,很快就要杀到甘竹滩去了。余龙是个大老粗,不知就里,急着要保卫他的老巢,也不知会陈邦彦,顾自撤围先走;剩下陈邦彦孤掌难鸣,也只好黯然收队。后来知道,李成栋接到广州的告急文书后,确实是很快就放弃了对桂林的包围,转而回援广州。永历君臣这回能脱离虎口,得归功于陈邦彦围魏救赵法的妙用。

之后,陈邦彦派门生马应房与之合兵收复顺德。接着他又相继串连东莞张家玉,南海陈子壮,顺德胡靖、梁斌,新兴梁信灼,新会黄公辅、何世熊,恩平王兴,阳江莫廷兰,东安(今云浮)何仕璋举义,合力牵制清军。李成栋被迫放弃追击永历帝,回师东下。邦彦得报,派马应房等率水军到顺德黄连乡北拦江截击,奈何寡不敌众,败于敌手。邦彦又趁李成栋进攻张家玉部之机,会同高明麦而炫、欧怀昊一举攻下江门。

妻儿被杀,战事失利

1647年(永历元年)初,视邦彦为心腹大患的巡抚佟养甲,用卑劣手段突袭顺德,抓走了在龙山避难的陈邦彦的两个儿子和尹、虞尹和一个姓何的妾,把他们作为人质,招降陈邦彦。邦彦在招降书上凛然批复:“妾辱之,子杀之,皆唯命。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也。”这一妾二子,后来都被清军杀害。

1647年(永历元年)七月,陈邦彦在广州物色到被迫降清的杨可观、杨景烨、黄天锡等三位前明军官,让他们在城中做内应;又布置三千“花山盗”向清军诈降,混迹于清军之中,伺机起事。他和前明礼部尚书陈子壮(南海人)则计划好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广州。陈子壮兵出九江,负责攻打西南方,陈邦彦统率水军,集中突击西北。三方面约定七月七日为举事之日。然而由于某些尚不清楚的原因,事情的进展不能如意。陈子壮的部队提早了两天到达广州,驻扎在五羊驿。他的一名家僮被清军俘虏,供出实情(一说有叛僧告密),结果城内三千“花山盗”和杨可观等三人均被清军查获处死。

形势对二陈十分不利。这时李成栋在东莞击败张家玉,回城途中,船队驶到禺珠洲,与陈邦彦水军碰个正着,双方于是展开了一场血战。陈军借着风势发动火攻,李成栋抵敌不住,往后败走,陈军在后紧追不舍。当时,陈子壮的部队正埋伏在白鹅潭附近,准备随时接应陈邦彦。邦彦军船上插朱饰青旗,他们原来是知道的,但由于时值黄昏,暮色苍茫,士兵们竟然不能分辨旗色,望见前面黑压压一片战船,乘风破浪而来,以为大队清兵杀到,心下不免着慌,及至看清楚在敌人的背后还有自己人时,大乱阵脚,终大败亏输。

之后,陈邦彦纠合败卒转攻三水,又转攻高明,继而与清兵接仗于新会和香山,后来得到故明清远指挥白常灿接应,遁人清远,在江口设木栅顽抗。清兵追到,再次施以火攻,陈军连战失利,部将霍师连连阵亡,不得已而退入城中固守。

清兵围城,宁死不屈

清军包围清远城,猛攻十日不下。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陈邦彦身上多处受伤,次子馨尹死难,他本人亦肩中三刀,鲜血淋漓。心知大势已去,便退走到朱氏园,在园壁上题了三首诗,其中一首六言诗写道:

“平生报国怀深,日望西方好音。已共苌弘化碧,还同屈子俱沉”。

另一首云:

“无拳无勇,无饷无兵。联络山海,矢助中兴。天命不佑,祸患是婴。千秋而下,鉴此孤贞!”

写毕,一头扎进池水中以图一死报国,谁料却被追兵拉起,他仰天大笑:“我就是陈兵科陈邦彦!”陈邦彦被押到广州后,佟养甲派医生为他治伤,送上佳肴想劝降,可是邦彦拒绝了,他以文天祥为榜样,写了《狱中步文丞相韵》诗,谓“泉路若逢文相国,不知双眼可谁青?”在狱中绝食五日。1647年(永历元年)9月28日,佟养甲眼见劝降无望,于是下令将邦彦押往四牌楼(故址在今解放南路)杀害。

临刑时,邦彦慷慨写下《狱中五日不食临命歌》:“天造兮多艰,臣之江也浒。书生漫谈兵,时哉不我与。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独苦。崖山多忠魂,先后照千古!”歌罢,从容就义。死后,永历帝赠邦彦兵部尚书,谥忠愍,廕子锦衣指挥(见《明史》)。后人慕其忠烈,将他与陈子壮、张家玉尊称为“岭南三忠”,并以他为首。

曹溶的人物生平

明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官御史。尝劾辅臣谢升,又熊开元参周延儒遭廷杖,溶疏白其冤。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北京后仕清,初授原官,起用河南道御史,任顺天学政督学顺天,为清王朝献策,疏陈定官制,定屯田、盐法、钱法规制,禁兵丁将马践食田禾,巡缉土贼,平粜以裕仓储,设兵循徼等事,使无劫掠。其疏陈皆被采纳实施。又就有关科举、荐举隐逸、访旌殉节者等问题向朝廷献策。

顺治三年(1656年)二月充会试监考官,三月迁太仆寺少卿。不久,因在学政任上所举贡生中有明代受世袭职和中武举者一事被发现,降两级调用。接着又因选拔贡生超额被革职回籍。

顺治十一年(1654年)官复原职,迁左通政。次年三月擢左副都御史,旋擢户部右侍郎,左迁广东右布政使。

顺治十三年(1656年)以举动轻浮,降一级改任山西阳和道。遭丧归里。服除,补山西按察副使,备兵大同。

康熙三年(1664年)裁缺归里。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发生后,阁臣以边才荐,随征福建。丁忧不复出。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举博学鸿词,大学士李霨、杜玄德、冯溥合疏荐曹溶,未试,以疾辞。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鸿博,不赴。

康熙十九年(1680年),学士徐元文荐曹溶佐修《明史》,亦不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卒。

富察·明瑞的人物生平

出身名门

富察·明瑞出身于名门,其先祖旺吉努在努尔哈赤起兵时,便率族人归附。明瑞之父富文,官至一等公。明瑞的叔叔一等忠勇公傅恒,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而傅恒的姐姐,即孝贤纯皇后,是乾隆帝的第一任皇后,因其生性恭俭,颇受乾隆帝钟爱,夫妻感情极深。良好的家庭出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明瑞能够成为乾隆朝独当一面的优秀将领。

平步青云

明瑞以官学生的身份袭其父富文的一等公公爵。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明瑞以副都统衔担任领队大臣,师征阿睦尔撒纳,后因平定有功,被擢升为户部侍郎,随后授予参赞大臣一职,并于其公爵前加“毅勇”二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明瑞师征霍集占,因功赏戴双眼花翎,并加赠云骑尉世职。班师回朝后,乾隆帝将其画像陈列于紫光阁,随后不久又将明瑞擢升为正白旗汉军都统。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明瑞出任伊犁将军,加赠并骑都尉世职。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到十年间,明瑞升迁迅速,屡屡担任要职,也屡因战功受到乾隆帝赏赐与嘉奖,其升迁速度相当之快。

平定回乱

乾隆三十年(1764年)二月,乌什回为乱,驻乌什副都统素诚自戕,叛军推举维吾尔族乌什首领小伯克赖黑木图为帅,同清军相抗衡。明瑞派副都统观音保前往讨伐,后方由明瑞坐镇。乌什首领小伯克赖黑木图出兵两千与清兵作战,明瑞和副都统观音保将其合围,并最终将其打败。

进军缅甸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陲云南。刘藻、杨应琚前后两任云贵总督,因征缅战争不力或自杀或被赐自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明瑞以云贵总督兼任兵部尚书,出征缅甸。明瑞率领大军主力部队从永昌、腾越进攻宛顶、木邦,同时派参赞额尔登额为北路军,自猛密攻打老官屯,并会师于阿瓦。

十一月,大军到达宛顶,随后向木邦发动进攻,缅军逃之夭夭。明瑞令参赞珠鲁讷、按察使杨重英原地镇守,随后率领上万人马横渡锡箔江,进而进攻蛮结。缅军以两万兵力囤兵寨内,寨外设沟,沟外还布有木栅,并以象阵为伏兵。明瑞将大军分为三路,自己统兵中路,命令领队大臣紥拉丰阿、李全守东山梁,令副都统观音保、长青守西山梁。缅军突然从西路杀出,观音保、长青奋力相战,明瑞率领中路军进攻,斩敌二百有余,缅军后退。明瑞将自己所统辖的清军,分为十二队,并身先士卒,虽眼部受伤,仍奋力拼杀,敌军溃败。最终斩敌首级二十有余,俘获俘虏三十四人。乾隆帝得知此事,大喜,晋封明瑞为一等诚嘉毅勇公,并赏赐黄带、宝石顶、四团龙补服。

十二月,大军到达革龙,缅军占据山巅。明瑞令部分军队从小路进攻,敌军受惊,溃败而逃。这一役,俘获俘虏两千余人。

力战自杀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敌军进攻木邦,副都统珠鲁讷兵败自戕,参赞额尔登额兵出猛密,被阻于老官屯长达数月。明瑞向福建巡抚鄂宁求援,鄂宁拒绝发兵援助。于是明瑞只得孤军奋战,而敌军分别从木邦、老官屯一路夹击。二月,缅军聚集五万兵力,将明瑞军队重重包围,此时的清军,粮草、弹药皆已用尽。明瑞命令达兴阿、云南提督本进忠分别突围,而自己与数十倍于己缅军血战,明瑞力战,受重伤,随后不久自缢身亡。

乾隆帝闻之大惊,为明瑞等死去的将领在京建立祠堂,并亲临其府奠酒,谥果烈。

梁同书的人物生平

梁同书(1723—1815),钱塘(令浙江杭州)人。清代书家。字元颖,号山舟,晚号不翁、石翁,九十以后号新吾长翁,与安徽亳州(今亳州市谯城区)梁巘、会稽(浙江绍兴)梁国治并称“三梁”。大学士梁诗正之子。天生颖异过人,端厚稳重。

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乾隆十七年特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任顺天乡试间考官、会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赐加侍讲学士街。忧归不复出。同书治家,以身作则,家法亦严,因此杭人都称道梁氏家法。生活简朴,衣帽终生不换,平时不宴宾客,不受馈赠。毕源曾从楚地赠同书大砚一方,同书坚决不收,毕源执意相赠,同书只好收下,数年后托友还砚于毕。

工书法,初学颜、柳,后学苏、米,晚年纯任自然,冠绝时流。诗多雅意,文亦清峭,故为书名所掩。年九十余,尚为人书碑文墓志,终日无倦容,并无苍老之气。卒之前数日,自书讣,苍劲如昔。新书碑版遍环宇,与翁方纲、刘石庵(刘墉)、王梦楼(王文治)并称于时。日本国王曾派人求书,朝鲜、琉球等地亦以其书为贵。

著有《频罗庵遗集》、《频罗庵论书》、《直语补正》、《日贯斋涂说》、《笔史》等。传世书迹甚富,小楷书作尤多。《苏老泉文卷》,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时年72岁。纸本墨迹。纵33.4厘米,横57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梁同书博学多文,善鉴别。由他书写的碑刻和题写的不可胜数,负盛名60年。此件行书作品,其书不拘苏、米形迹,而得其神韵,貌丰骨劲,味厚神藏。其章法平稳,行距疏朗,用笔平和自然,都是承继赵孟頫、董其昌遗风的结果。此卷中字字提按顿挫交待清晰,技法精湛娴熟,看似寻常,无新奇惊人之处,然欲达到此也并非易事。梁同书在书写时挥洒自如,将其功力与性情和谐统一于此作品中。此卷虽然不是梁同书最好的作品,但也能反映出他书艺水平的基本状况。

于谦的人物生平

年少有为于谦家族世居考城(故里在今河南省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太祖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至苏州,高祖于夔仕元为官。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遂迁居杭州钱塘县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祖父于文明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父亲于彦昭隐居家乡钱塘不仕,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

于谦七岁时,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八岁时,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

巡按江西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待高煦出降,明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自称罪该万死。明宣宗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于谦巡抚晋豫于谦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

宣德五年(1430),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六年(1441年)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请在每年三月份时,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然后按分额支给他们粮食,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给小米和麦子,最后给稻谷,等秋收后偿还。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能离任。还要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皇上下令施行。河南黄河沿岸,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于谦令加厚建筑堤坝,每个乡里都要设亭,亭设亭长,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结果当地榆柳夹路,行人也不再受渴了。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于谦的恩威远为流行,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

巡抚晋豫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京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

到了“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

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后囚山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保卫京师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明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明英宗不听。邝埜跟随明英宗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

侍讲徐珵(即徐有贞)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故事吗?”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随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

铲除奸党郕王刚刚摄政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一时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择时改议,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纷跟随,马顺当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该诛死,打死勿论”,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辅助朝纲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为代宗,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要挟持扣留太上皇,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明代宗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太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明代宗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谈判。明代宗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率神机营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明代宗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朱祁镇(英宗)策划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奸细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到了八月,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明代宗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明代宗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

太上皇已经回来,瓦剌请求朝贡。先前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瓦剌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这事记载在《明史·兵志》中。瓦剌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

当初,永乐年中,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也先入侵时,很多成了内应。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因为西南有战事,每次出征,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从厚资助他们前往,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内患得以平定。杨洪以独石入卫,八个城都给了敌人。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招募百姓屯田,边战边守,八个城得以收复。贵州苗未平定,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按察两司。专设都指挥使司,用大将镇守。于谦说:“不设两个司,是放弃了这地方。”建议遂作罢。于谦认为上皇虽然回来了,但国耻未洗雪,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请求趁机派大军,自己前往征讨他,以报复从前的仇恨,清除边患。明代宗不准。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到处蜂起作乱,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讲述奏章,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号令严明。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他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上皇虽然回来了,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东宫改易以后,明代宗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诸臣都表示推辞,只有于谦一再推辞。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明代宗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坚决推辞,明代宗不准。于是把明代宗前所赏赐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每年去看一看罢了。

明代宗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明代宗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明代宗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御史顾曜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加以任有,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比较容易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明代宗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明代宗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明代宗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夺门之变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明英宗的主意便拿定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史载:天下冤之!于谦被杀之后,按例应该抄家,可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财(家无余财)。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

诬告被杀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明代宗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明代宗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

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陈逢,是六合人。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沉冤得雪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明英宗召大臣进去看,铁青着脸说:“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明英宗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明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明宪宗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万历十八年(1590年),改谥为“忠肃”。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唐寅的人物生平

成化时期成化六年(1470年)二月初四,唐寅出生于苏州府吴县吴趋里,父亲唐广德,母亲丘氏。注:祝允明的《唐子畏墓志铭》: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

成化十二年(1475年),唐寅的弟弟唐申出生。

成化十八年(1482年),唐寅结识祝允明。

成化二十年(1484年),唐寅结识文徵明,并得到其父太仆文林的欣赏。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唐寅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府学附生。唐寅结识好友张灵。注:祝允明的《唐子畏墓志铭》: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张灵,字梦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唐寅、祝允明、罗圯、白钺、涂瑞与刘机在沈石田所绘的《壑舟园》图上题诗。注:壑舟园为王鏊之从兄王盘的别业。

弘治时期弘治元年(1488年),唐寅与徐廷瑞的次女徐氏成婚。

弘治三年(1490年),唐寅作《对竹图》。

弘治四年(1491年),唐寅儿时的好友刘秀才病逝,作墓志铭。注:刘秀才名刘嘉德,字协中,年长唐寅两岁。

弘治六年(1493年),唐寅为沈隐君写墓碣文。注:沈隐君名沈诚,字希明,号隐君,姑苏长洲人,死于弘治六年五月,年七十,开馆售业为生,是唐寅的蒙师。

弘治七年(1494年),唐寅的父亲去世,而母亲、妻子、儿子、妹妹亦在这一两年内相继离世,家境逐渐衰落,在好友祝枝山的规劝下潜心读书准备科考。

弘治八年(1495年),唐寅为许天锡之妻高氏作墓志铭。唐寅年二十六岁,已有白发,故写《白发诗》,文林作诗唱和。唐寅画《桂香亭图》。注:文林时年五十岁。

弘治九年(1496年),唐寅作《中州览胜序》。

弘治十年(1497年),唐寅参加录科考试期间与好友张灵宿妓喝酒,放浪形骸。提学御史方志十分厌恶这种行径,唐寅在录科考试中名落孙山。苏州知府曹凤爱惜人才,为唐寅求情,方志录于榜末。注:方志,字信之,成化二十三年进士。

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寅中应天府乡试第一,在他的《领解元后谢主司》一诗之中写道:壮心未肯逐樵渔,秦运咸思备扫除。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

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与江阴徐经入京参加会试,因牵连徐经科场案下狱,后被罢黜为吏。

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寅被黜为浙藩小吏,个人深以为耻坚决不去就职。唐寅归家后夫妻失和,休妻。

弘治十四年(1501年),唐寅失意之余远游闽、浙、赣、湘等地。

弘治十五年(1502年),唐寅游历归家后得病,医疗很久才见好。

弘治十六年(1503年),唐寅与弟弟唐申分家。

弘治十七年(1504年),唐寅靠卖文画为生,纵情于酒色当中来自娱。

弘治十八年(1505年),唐寅谋求建桃花庵别业,作《王氏泽福祠堂记》。唐寅作《答文徵明书》,由书中意思可见唐寅与文徵明二人关系失和。

正德时期正德元年(1506年),唐寅为老师王鏊绘《出山图卷》。

正德二年(1507年),唐寅筑桃花庵别业及梦墨亭。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唐寅的侄儿唐长民夭折,年仅十二岁。八月,送别戴昭,作有垂虹诗与图画。注:戴昭,早年跟随唐寅学习《诗》,后改随薛世奇治《易》,正德年间任浙江绍兴府儒学训导。

正德四年(1509年),唐寅四十岁,作《自寿诗》和图画。唐寅作诗赠苏州府儒学教授朱泰。唐寅作《野望悯言图》,并为陈赜的画题款。

正德五年(1510年),唐寅为张献翼的祖父绘《宝鹤图》。

正德七年(1512年),唐寅绘《女儿娇水墨牡丹图》。

正德八年(1513年),唐寅写信给文徵明,两人捐弃前嫌。唐寅为时任吴县知县何炌绘图画。

正德九年(1514年),唐寅写有《许旌阳铁柱记》和《荷莲桥记》。同年秋,唐寅应宁王朱宸濠之聘。

正德十年(1515年),三月,唐寅装疯被宁王放还。同年唐寅绘《梅枝图》。

正德十一年(1516年),唐寅为吴县知县李经书画,写有《长洲高明府过访诗》,送徐朝咨归乡作《金华序》,为吴德润夫妇写墓志铭。

正德十二年(1517年),唐寅为吴县知县李经作诗。十一月望日,唐寅夜宿广福寺(又名光福寺),并留有诗篇。

正德十三年(1518年),唐寅夜晚作梦,梦醒作《记梦诗》。唐寅与孙思和绘《丹阳景图》。唐寅为岳母吴孺人作墓志铭。

正德十四年(1519年),唐寅的老师王鏊七十岁,作《七十寿序》与《寿王少傅》七言律诗。唐写与沈徵德和顾华玉在禅寺饮酒作诗,有《五十言怀诗》。

正德十五年(1520年),唐寅有《落花图咏》。

正德十六年(1521年),唐寅绘《松涛云影图》,仿郭河阳的山水手卷。

嘉靖时期嘉靖元年(1522年),唐寅送别离任的吴县知县刘辅,作《别刘伯畊》。又作有《元旦诗》。

嘉靖二年(1523年),唐寅自书《诗翰册》。十二月二日,唐寅病逝。

宋濂的人物生平

英敏强记宋濂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因与其祖父同日生,故名为寿,后改名濂。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至宋濂时才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因其母怀孕仅满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时多病。为人聪明、记忆力强,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精通《五经》。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因危素等举荐,顺帝召宋濂为翰林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至正十年(1350年),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入山著书。

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四日,入小龙门山著书。

教授太子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朱元璋军队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诸暨勾无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显宗以“五经”师聘,宋濂推辞。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显宗在郡中设学堂,召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被朱元璋召至应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

至正二三十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礼贤馆,宋濂等人均在馆中。

主修元史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官。

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赴诏修《元史》,至二月开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同年八月,《元史》书成,宋濂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

洪武三年(1370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职为翰林编修。

国初名儒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却因祭祀孔子未按时呈上奏章,于八月被贬为安远知县。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宋濂被召还任礼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赞善大夫。

同年,甘露屡降,朱元璋问宋濂这样的天象是什么预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诉朱元璋受命于人不于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响。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为朱文正求情,说可以将朱文正贬到边远地方,不宜治死罪。

朱元璋问宋濂作为帝王,应该读什么书为主,宋濂推荐给朱元璋《大学衍义》,朱元璋于是命将书中内容贴在宫殿两边墙壁之上,召集大臣,让宋濂给大臣讲《大学衍义》中的内容。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张唯、王辉等数十人,将他们都任命为翰林编修,以宋濂为其师。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赞善大夫。八月十六日,与詹同同任总裁,奉命修《大明日历》,九月开馆,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辑其中五卷为《皇明宝训》。同年九月,朱元璋为散官分阶定俸,任命宋濂为中顺大夫,命他参中书大政,宋濂婉辞。

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丧礼服制。

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宋濂跟随太子朱标及诸位讲武中都。

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与朱右等定王国所用礼。六月,除任翰林学士承旨,其余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还乡,朱元璋亲自饯行,并命宋濂之孙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头叩地辞谢,并约定说:“臣没死之前,请允许臣每年来宫内觐见陛下一次。”回乡后,宋濂每年乘着帝庆节的机会如约进京陛见。

老而罹祸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牵扯进胡惟庸案中,导致宋濂一家遭祸,宋慎与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卒于徙途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知事叶以从将宋濂葬于莲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将宋濂转葬华阳城东。

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年间,蜀王朱申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间(1491年—1521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王守仁的人物生平

生而不凡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天生有特殊的气质。他的母亲怀孕超过十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出生后,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

年少有为十二岁时,王守仁正式就读师塾。十三岁,母亲郑氏去世,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当时国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

娶妻诸氏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船过广信,王守仁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步入仕途二十岁时,王守仁第一次参加乡试,中举人后,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越来越喜欢谈论军事,并且很会射箭。然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试一试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王守仁拿起笔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王守仁二十五岁再次参考科举,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但他笑道:“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被贬悟道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治葬前威宁伯王越,回朝上疏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久之,起用授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路途中,王守仁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逃过追杀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担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

平定江西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在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

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守仁到任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守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守仁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守仁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平定叛乱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据说,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只有王琼却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

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

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手中无兵。在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都来帮助守仁,又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聚集各府县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

王守仁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给宸濠。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进兵南京,宸濠大疑,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此时守仁大军已集结完毕。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守仁率兵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

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幸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才加官晋爵。

立院讲学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即位,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

嘉靖元年(1522年),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

王守仁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总督两广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世宗都答应。十二月,守仁军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而卢苏、王受刚归降,愿意立功自赎。王守仁于是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此后仍然总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好以四月初二各至抵达地点。

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又听闻卢苏、王受归降,王守仁进驻南宁,故以为王守仁以散遣诸兵布阵,于是防备弛缓。至此,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病逝归途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守仁。先前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张岱的生平

明末清初散文家,字宗子,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

高祖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的出身,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家传》)(下引张岱诗文及评论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者,均只注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同上)至老,手不释卷。曾积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韵山》,后因与《永乐大典》类同而辍笔(《陶庵梦忆韵山》)。

张氏三世藏书,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陶庵梦忆三世藏书》)顺治三年(1645)避兵入山,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所存者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烟;又用图书做甲盾,以当箭弹。40年所积,荡然无遗。

张岱的出身,还是一个文艺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咸有著述。天复有《鸣玉堂稿》,元汴有《不二斋稿》,汝霖有《石介园文集》,耀芳“善歌诗,声出金石。”(《家传》)张氏从汝霖起,自蓄声伎,讲究此道。耀芳“教习小蹊,鼓吹戏剧。”(《家传》)到张岱这辈,则“主人精赏鉴,延师课戏,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陶庵梦忆过剑门》)他拜师学琴,习曲三十余首,指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同上《绍兴琴派》)并“结丝社,月必三会之。”(同上《丝社》)张岱仲叔联芳,“能写生,称能品”,与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辈“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所遗尊?、卣彝、名画、法锦,以千计。”(《附传》)张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种种文物古玩之题铭,诸多磁窑铜器之品评,确为行家里手。

张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叶以后,宦官擅权,佞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与此同时,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挑战。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他们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他们的避世玩世的话,那么后者主要发泄他们的傲世愤世。在张氏祖孙的交游中,不乏这样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章侯、祁彪佳兄弟等,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决定了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的主要内容。

刘基的人物生平

年少好学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阳村(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岳梅乡武阳村)人。青田县在元末属江浙行省处州路(今浙江丽水),东临温州路(今浙江温州),境内多山。南田山在青田县城南一百五十里处。南田山的形势,乃是“万山之巅,独开平壤数十里,号南田福地”。《洞天福地记》中记载说:“古称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

刘基天资聪明却好学习,聪慧过人,由父亲启蒙识字,十分好学。阅读速度极快,据说七行俱下。12岁考中秀才,乡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

泰定元年(1324年),十四岁的刘基入郡庠(即府学)读书。他从师习春秋经。这是一部隐晦奥涩、言简义深的儒家经典,很难读懂,尤其初学童生一般只是捧书诵读,不解其意。刘基却不同,他不仅默读两遍便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发微阐幽,言前人所未言。老师见此大为惊讶,以为他曾经读过,便又试了其他几段文字,刘基都能过目而识其要。老师十分佩服,暗中称道“真是奇才,将来一定不是个平常之辈!”一部春秋经,刘基没花多少工夫就学完了。

泰定四年(1327年),刘基十七岁,他离开府学,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程朱理学,接受儒家通经致用的教育。郑复初在一次拜访中对刘基的父亲赞扬说:“您的祖先积德深厚,庇阴了后代子孙;这个孩子如此出众,将来一定能光大你家的门楣。”刘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更有特殊爱好,潜心钻研揣摩,十分精通。有一次,探访程朱理学故里—徽州,得知歙县南乡的六甲覆船山有一本《六甲天书》(据说其死后分赠于朱元璋和徐达之手),便探秘覆船山(主峰搁船尖),原来这里隐藏了一个完整的明教社会,不仅找到了《奇门遁甲》而且还结识了一大批明教圣者,刘基的虚心好学和出众才智,使他在这里学就和掌握了丰富的奇门斗数知识,回家后就在家乡出了名,大家都说他有魏征、诸葛孔明之才。

初入仕途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基赴元朝京城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元末,兵荒马乱,战火连连,在家闲居三年。

至元二年(1336年),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正八品),协助县令处理政务。他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绩。他深入乡间,体察民情,发现高安县一些豪绅地主勾结贪官污吏,无法无天,骗人钱财,夺人妻女,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刘基倾听百姓的哭诉后,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经过明察暗访,掌握了真凭实据后,对几个劣迹昭著的豪强恶霸,坚决予以严惩,并对县衙内贪赃枉法的官吏也进行了整治,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很快就有了好转。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在任官的五年内,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是“严而有惠爱”,能体恤民情,但不宽宥违法的行为;对于发奸摘伏,更是不避强权。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但因为他的正直,地方豪绅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事端陷害他,幸得长官及部属信任他的为人,才免于祸患。

仕途多舛辞官后,刘基返回青田,至正三年(1343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后来因检举监察御史职,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还给他许多责难,他只好上书辞职,任期约一年。

蛰居隐退至正六年(1346年),刘基接受好友欧阳苏的邀请,与欧阳苏一同来到丹徒,在距欧阳苏家附近的蛟溪书屋住下,过了一段半隐居的生活。以教授村里中的子弟读书来维持生活,偶尔和月忽难、陶凯等好友时相往还。

至正八年(1348年),刘基结束在丹徒约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再度投入人群。他来到杭州居住,他的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即刘琏。在杭州的四年当中,他和竹川上人、照玄上人等方外之士时相往来,也和刘显仁、郑士亭、熊文彦、月忽难等文士诗文相和。

至正十二年(1352年)七月,徐寿辉攻陷杭州,在攻陷杭州之前,刘基便带着家人回到故乡。回到故乡不久,朝廷来了一封公文。朝廷起用他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政府平定浙东一带的盗贼,特别以方国珍为对象。 元左丞帖里帖木儿欲招安方国珍,刘基认为方氏兄弟为首犯,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重赂官府,终被招安,并授以官职,反而谴责刘基擅威福。刘基一怒之下辞官还里,以表对元朝腐败昏聩之不满。

助明开国至正二十年(1360年),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委任他为朱元璋的谋臣,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后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刘伯温并建议朱一方面脱离“小明王”韩林儿自立势力,却另一方面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义师的民心。

此时,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朱元璋意犹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朱元璋知其自有见地,遂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以为凡言降者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认为,陈友谅骄气冲溢,目空一切,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刘基说:“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正是在吴国初创、百事待兴,又突临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寥寥数语,拨开迷雾,点破形势,议定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参与制定朱元璋的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

劝君买善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以刘基为太史令,刘基呈上《戊申大统历》。荧惑星出现在心宿位,预示有兵灾祸乱,刘基请求朱元璋下诏罪己。天气大旱,刘基请求处理久积冤案,朱元璋便当即命令刘基予以平反,大雨也就从天而降。刘基趁机请求建立法制,防止滥杀现象。朱元璋这时正要处决囚犯,刘基便问是什么原因,朱元璋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他。刘基说:“这是获得疆土和百姓的吉象,所以应当停刑等待。”三日之后,海宁归降,朱元璋很高兴,就将囚犯全部交给刘基释放了。元至正二十七年(1368)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明王朝正式建立,授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严明法纪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刘基上奏制定军卫法。当初确定处州税粮时,仿照宋制每亩加五合,唯独青田县除外,太祖这么说道“:要让刘伯温家乡世代把此事传为美谈。”太祖巡幸汴梁时,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一起留守京城。刘基认为宋、元两朝都因为过于宽纵而失天下,所以应该整肃纲纪,于是便下令御史检举弹劾,不要有任何顾忌,宿卫、宦官、侍从中,凡犯有过错的,一律奏明皇太子,依法惩治,因此人人都畏惧刘基的威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图私利,纵容下属而被治罪,李善长一向私宠李彬,故请求从宽发落,刘基不听,并派人骑马速报太祖,得到批准,刘基便在祈雨时,将李彬斩首。因为这件事,刘基与李善长开始不和。太祖返京后,李善长便向太祖告状,说刘基在坛土遗下杀人,是不敬之举。那些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也纷纷诬陷刘基。当时正逢天旱,太祖要求诸臣发表意见,刘基上奏说:“士卒亡故者,他们的妻子全部迁往他营居住,共有数万人,致使阴气郁结。工匠死后,腐尸骨骸暴露在外,将投降的吴军将吏都编入军户,便足以协调阴阳之气。”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十天过后仍不见雨,故而发怒。此时恰好刘基的妻子死了,所以刘基请求告辞还乡。太祖正在营造中都,又积极准备消灭扩廓。刘基临走上奏说“:凤阳虽是皇上的故乡,但不宜作为建都之地。王保保不可轻视。”不久,定西之役失利,扩廓逃往沙漠,从那时起一直成为边患。这年冬天,太祖亲自下诏,叙说刘基征伐之功,召他赴京,赏赐甚厚,追赠刘基的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并多次要给刘基进爵,刘基都固辞不受。

不徇私情太祖因事要责罚丞相李善长,刘基劝说道“:他虽有过失,但功劳很大,威望颇高,能调和诸将。”太祖说:“他三番两次想要加害于你,你还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我想改任你为丞相。”刘基叩首说道“:这怎么行呢?更换丞相如同更换梁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细木,房屋就会立即倒坍。”后来,李善长辞官归居,太祖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平日待刘基很好,可刘基仍极力反对,说:“杨宪具备当丞相的才能,却没有做丞相的气量。为相之人,须保持像水一样平静的心情,将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而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意见,杨宪就做不到。”太祖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回答:“他的气量比杨宪更狭窄。”太祖接着问胡惟庸,刘基又回答道:“丞相好比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将马车弄翻。”太祖于是说道“:我的丞相,确实只有先生你最合适了。”刘基谢绝说:“我太疾恶如仇了,又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如果勉强承担这一重任,恐怕要辜负皇上委托。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留心物色就是了。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因事获罪。

位列伯爵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又授刘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第二年,赐刘基还归家乡。

朝奉作诗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虽然不良于行,仍然和所有在京官员一样,参加元旦的早朝,随后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岁早朝》,这虽属于歌功颁德的应酬文字,但诗中仍可以看见刘基的心情。据说正月中旬,宋濂的门人刘刚来到刘基的住处,商请刘伯温将宋濂一百多卷的作品,择取精华部分编辑成书,以便诵读,也请刘基为新书写一篇序文。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患病离世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三月下旬,已经无法自由活动的刘伯温,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

几天之后,刘基自知来日无多,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交代完后事时,又让刘琏从书房拿来一本天文书,对他说:“我死后你要立刻将这本书呈给皇上,一点都不耽误;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学习这门学问。”又对次子刘璟说:“为政的要领在宽柔与刚猛循环相济。如今朝廷最必须做的,是在位者尽量修养道德,法律则应该尽量简要。平日在位者若能以身做则,以道德感化群众,效果一定比刑罚要好,影响也比较深远,一旦部属或百姓犯错,也较能以仁厚的胸怀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所裁定的刑罚也必定能够达到公平服人,和警惕人改过自新的目的;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让人民容易懂也容易遵守,便可以避免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又可以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仁德的优良形象,如此一来,上天便会更加佑我朝永命万年。”又继续说道:“本来我想写一篇详细的遗表,向皇上贡献我最后的心意与所学,但胡惟庸还在,写了也是枉然。不过,等胡惟庸败了,皇上必定会想起我,会向你们询问我临终的遗言,那时你们再将我这番话向皇上密奏吧!”最后于农历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

后主追赐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朝廷赠他为太师,谥号文成。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刘基的同乡、刑部郎中李瑜向明世宗朱厚熜上疏说:“(刘)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徐)达”,朝廷再度讨论刘基的功绩,并决议刘伯温应该和徐达等开国功臣一样,配享太庙。在这一年,刘基的九世孙处州卫指挥刘瑜袭封为伯爵。

袁宏道的生平
  袁宏道(1568~1610)少敏慧,善诗文,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流传至今的作品集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敝箧集二卷》,《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其中《满井游记》被编入八年级(下)人教版语文书内。
汤显祖的生平

1550年9月24日(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原居临川文昌里(今临川文昌桥东太平街汤家山),后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内有揽秀楼、清远楼、毓霭池、金柅阁等),故又自号清远道人,晚年又号茧翁。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书、好文;祖父汤懋昭,字日新,博览群书,精黄老学说,善诗文,被学者推为“词坛名将”;父亲汤尚贤是个知识渊博的儒士,为明嘉靖年间著名老庄学者、养生学家、藏书家,重视家族教育,为弘扬儒学,他在临川城唐公庙创建“汤氏家塾”,并聘请江西理学大师罗汝芳为塾师,课教宗族子弟,生子汤显祖、汤儒祖、汤奉祖(汤凤祖)、汤会祖、汤良祖、汤寅祖;伯父汤尚质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活动,母亲自幼熟读诗书。

虽然汤懋昭、汤尚贤父子门派不同,但均是满腹经纶的学者,祖辈的认真求学的态度,在汤显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5岁时进家塾读书,12岁能诗,13岁(嘉靖四十一年)从徐良傅学古文词,14岁便补了县诸生。21岁中了举人。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1577年(万历五年)、1580年(万历八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懋学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懋学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祖入幕,显祖都拒绝了。34岁,汤显祖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观政(见习),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有人咏之于诗曰:“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其闲寂可想而知。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虽至夜半,书声琅琅不绝于口。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留都也不太平。这里正进行着文学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嘉靖时代,文坛上就盛行着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万历期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尘,有加无已。风气所及,一时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之类。其中王世贞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势力。1583年(万历十一年),他以应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后在这里为刑部侍郎、尚书,地位显赫。士大夫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片言只语,便可“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是一个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势的人,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所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辈大相径庭。因此,他虽与王世贞同在南都,且又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与王氏兄弟相往还。他写信给朋友说:“无与北地诸君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更有趣的是,汤显祖为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拿来解剖,划出他们诗文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论。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如何,哑然失笑而已。这表明,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而且当复古文学思潮笼罩海内时,他有主见,有特识,决不随波逐流。这不是说汤显祖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抗性格,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以掀翻天地的雄心,赤手缚龙蛇的气概,痛斥口谈道德而心存富贵的伪君子,并以“非圣无法”自命。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也被人称之为“狂奴”。这样,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锋芒毕露。

1591年(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去钳剭(杀戮),罢桁杨(加在脚上或颈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后来,吏部和都察院以 “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时,他弃此敝履早过三年。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加以发展,又称“左派王学”。这个学派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贽。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与公安派反复古思潮相呼应,明确提出文学创作首先要“立意”的主张,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虽然也创作过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传奇。他是中国古代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现存主要有五种,即“玉茗堂四梦”(或称“临川四梦”)及《紫箫记》。“玉茗堂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这四部作品中,汤显祖最得意,影响最大的当数《牡丹亭》。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明史》记他“意气慷剀”,“蹭澄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汤显祖晚年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同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有关。他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说“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后又以“茧翁”自号。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继承“前七子”的“后七子”声威机盛。汤显祖21岁时,“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去世,但另一首领王世贞继续为文坛盟主,且“独操柄二十年”。汤显祖于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后更抨击“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郭体,得以冠玉欺人。”“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根本缺陷是一味摹拟前代作品的永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拟古派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徐渭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惜未完稿。

魏学洢的人物生平

生性孝顺魏学洢在七岁时就能作诗,生性孝顺。曾经有一次不小心摔下桥,断了脚,也不敢大声喊痛,唯恐父母担心受怕。年少时,曾和父亲魏大中一起到帷萧寺苦读,生活清苦,效法范仲淹日夜吟诵。

闻名乡里成年之后,以擅长写文章闻名于乡里之间,而他所做的赋更是精妙,颇受大家的欣赏。

洢东林党争魏学洢生活在晚明阉党横行的时期,天启年间,魏忠贤在三十岁那年又造《百官图》,污蔑清廉的官员,甚至再唆使同党刑科给事中傅櫆劾汪文言、左光斗及魏大中,给这三人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他们“招权纳贿”,更说左、魏两人“丑心险,色取行违,自命为血性男子,实为匪类”。魏忠贤更矫旨责怪:“魏大中互讦未悛,不得赴新任”玩弄言官于股掌之中。杨涟等人弹劾魏忠贤,不仅使其原形毕露,也使依附其下的干儿义孙们大为恐慌,为了惜恩邀宠,于是天启五年三、四月间,众人筹谋献策,倡兴大狱。诬陷杨涟等六君子,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判定杨涟左光斗各坐赃二万,魏大中三千。魏大中被捕之时,乡人号送者近万人。

一心救父魏大中被捕之时,魏学洢泣血号呼,随牢车北上。他不听从父亲劝阻,改换姓名、容貌,秘密地在后跟随缇骑,沿途打听父亲的起居。抵达北京后,白天藏匿在客店之中,昼伏夜出,四处求救,但父执辈之人有的拒不相见,有的则对他仰天长叹,相对而泣,无可奈何而已。魏学洢虽然也想上书以己代父,但未能如愿。

父死子还魏忠贤又矫旨下令,对六人“严刑追赃比较,五日一回奏”,于是狱卒鞭笞拷掠,棍棒交加,臀血流离,骨肉俱腐。魏大中被诬接受熊廷弼等人贿赂,亦为欲加之罪。最后竟被诬陷坐赃而死。死之时溽暑殷雷,相验领埋之旨,迟迟不下,过了六七天才差官发尸,和杨涟、左光斗等三人尸体由牢穴中拖出,骸胀而黑,肌生蛆蚋,溃烂零落,几难以辨认,那年魏大中五十一岁。魏学洢领了父亲的尸体,匍匐扶衬归乡,日夜伏草啼号。

绝望去世魏大中虽死,但追赃的行动并未停止,因此魏学洢被下浙江监狱。魏学洢在家庭遭此大变,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痛心疾首,因此也视死如归。在这同一年,魏学洢也因病而死,死时才二十九岁。一生没做过官,著有《茅檐集》8卷,为《四库全书》收录,内《核舟记》。

夏完淳的生平

祖籍浙江会稽,明思宗崇祯四年生于松江(今属上海),家住郡城西花园浜,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年纪最轻的华夏先烈。完淳父夏允彝为江南名士,与完淳师陈子龙创立几社(与复社相应)。夏完淳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天 资聪颖,早慧,5岁读经史。7岁能诗文,9岁写出《代乳集》。允彝出游远方,常带完淳在身边,使他阅历山川,接触天下豪杰。从陈子龙为师,又受知于复社领袖张溥,在文章气节方面,深受二人熏陶。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与同县友人杜登春等组织“西南得朋会”(后改为“求社”),成为“几社”的后继。次年春,农民起义军席卷北方,完淳自称 “江左少年”,上书40家乡坤,请举义兵为皇帝出力。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下江南,完淳年15,随父、师在松江起义抗清。失败后,夏允彝投水自殉。乃追随陈子龙与太湖义军联系,参谋义军领袖吴易军事,继续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不久,太湖义军被包围消灭。完淳泅水脱险。复明意志坚定不移。因痛心国事,作《大哀赋》,文采宏逸,情词哀惋,见者无不感叹惊佩。  顺治四年春,明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完淳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系的秀才谢尧文,使赴舟山呈与鲁王。谢在漴阙候船,被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当局得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秉承清摄政王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  完淳避在嘉善岳父家中,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决定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清当局侦获逮捕,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船过细林山(即辰山),想起老师陈子龙,作《细林夜哭》诗,以表哀悼。船过吴江,又作《吴江夜哭》诗,以悼念吴易。  押至南京,洪承畴亲自讯问并劝降,说:“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为不知审讯大员就是洪承畴,高声答道:“我闻亨九(洪承畴字)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当左右差役告诉他堂上“大人”就是洪承畴时,完淳更声色俱厉地说:“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洪承畴色沮气夺,无辞以对。时钱栴亦被捕,意志沮丧。完淳在旁勉励说:“今与公慷慨问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使钱得全晚节。 在狱中谈笑自若。自被捕至狱中写下得诗,名《南冠草》,都是慨世、伤时、怀友和悼念死者之作,慷慨悲凉,传诵千古。继其父所作之政论集《续幸存录》,分析南明弘光王朝败亡的原因,识见超卓。如谓“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大;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故郭沫若惊叹“完淳不仅为一诗人,而实为备良史之才者也。”  九月十九日,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所谓罪名归纳为“通海寇为外援,结湖泖为内应,秘具条陈奏疏,列荐文武官衔”。临刑时,他立而不跪,神色不变,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钱栴等二十余人一同在南京就义。夏完淳死后,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殓遗体,归葬于松江昆冈乡荡湾村夏允彝墓旁。身后留有妻子钱秦篆、女儿以及遗腹子,出世后不幸夭折,一代忠良绝嗣。  夏氏父子墓坐落在松江区小昆山镇荡湾村北开阔的田野中。石驳墓基围成一块平台,墓地呈半月形,高约2米,面宽约30米,占地二 亩余。1956年,夏墓被当时的江苏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松江县划归上海市后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修葺了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并立墓碑,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亲笔题写碑文“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十个行楷大字。字字有神,体现了陈总对这两位民族英雄的敬仰和推崇。

出生夏完淳出生于崇祯四年,即公元1631年,这时的明朝社会离灭亡只有13年了,可谓内忧外患,积重难返。在文化思想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要求个性解放,反对理学桎梏的时代精神也在广泛发展,许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的士人按照文学观念或活动地域形成各种流派或社团,与腐朽的阉党进行斗争。这里面就有著名的东林党。继东林党之后,又有组织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小市民的复社和几社,而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就是几社的创始人之一。一代奇才夏完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在大雷雨即将来临前的江南,松江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  夏完淳出生后,夏家上下欢天喜地,亲朋好友也纷纷前来祝贺,祝贺夏允彝35岁喜得贵子,更祝贺夏家单弱的门庭终于有了生机。

家庭教育夏允彝从儿子懂事时起就教他四书五经、天下诗文,而且在讲授诗文的同时更注重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些为了国家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正气歌》、《满江红》一起深深地铭刻在小完淳的心中,而父亲及其朋友们为匡救天下,恢复优秀儒家传统和阉党进行斗争的情景更是给了他现实的教育。夏允彝正妻、完淳的嫡母盛氏的教育与爱护也是小完淳成长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母子关系完淳是夏允彝的偏房陆氏亲生,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正妻的地位是很高的,完淳虽为陆氏亲生,但按规矩他必须叫盛氏为母亲,对陆氏只能称呼“娘”,而且归于盛氏的名下。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对他小小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好在盛氏为人温和大度,对陆氏与完淳的亲近非常理解,从不加干涉,并且利用自己精通文墨的优势,每天悉心教授完淳诗文和礼仪,使完淳深为感动,并且终生像对待生母那样敬重热爱这位嫡母。后来夏完淳在就义前夕写的《狱中上母书》,从表面上来看,就是写给盛氏,这个他名义上的母亲的。在那个封建时期,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而夏完淳又是受封建教育很深的人。自他懂事时起,小小的心灵中就受到这样的强迫:即使他爱自己的生母,也不能一无保留地挂在脸上,这种感情必须拿来对待嫡母。长期受这种等级观念影响,再加上盛氏确实明理通情,因此他对盛氏的感情深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位嫡母对他的钟爱确是传诵一时的。夏完淳在就义前写的《狱中上母书》中曾提到,嫡母15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教自己礼仪及诗书,是千古难得的好母亲。至于他的生母陆氏,则生平不详,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说,陆氏也是一个长于文笔的人,绝不是寻常的女子,并有陆氏亲笔写的悼念儿子的诗歌为证。尽管关于陆氏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从夏完淳的上母书中我们也可隐隐看出他对生母陆氏热爱与歉疚相混杂的、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夏完淳的伯父夏之旭,当年曾与夏允彝并驾齐驱,同样以文才著名,他对于完淳的教育也不无影响。据说完淳12岁时已很有名声,不免聪明外露,父亲夏允彝又常常让他在宾朋满座时出来作陪,在席间完淳大谈军事策略及边防情况,夏之旭怕他过于得意,常常制止他说:“有客人在座,你不要这样张狂!”伯父的严厉虽不无夫子之气,但对完淳后来养成谦虚沉静的做人态度也不无裨益。

家中亲属夏完淳的前辈们这样出色,同辈的姐妹也极富文采,对他影响很大。夏完淳有一姐一妹,姐姐夏淑吉是个女诗人,字美南,号荆隐,虽然是正房盛氏亲生,与完淳同父不同母,而且年长完淳15岁,但和弟弟的感情却非常深厚。夏完淳诗文中提到她的地方极多,甚至认为她的文采足以比得上东汉时的才女蔡文姬。  夏淑吉夫家是浙江嘉定的侯家,丈夫侯文中是夏完淳最敬佩的同辈人之一,可惜在完淳六七岁时就早逝了,完淳对他的了解多是从其遗留的诗文中得到的。侯家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之家,后来在抗清斗争中,父子几人同时遇难,几乎全家都为国捐躯。姐丈一家的这种气节与才情对夏完淳成长的影响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  完淳妹妹惠吉,字昭南,号兰隐,和他同为陆氏夫人所生。惠吉的字为“昭南”,和字“美南”的姐姐淑吉同称“二南”,再加上夏完淳,姐、弟、妹三人又同时被称为“空谷三隐”(夏完淳号小隐)。惠吉也富有才气,和完淳的感情亦很好。完淳曾在诗中称赞他们的兄妹情谊为:“天涯风雨雁飞鸣,雨雪相依倍有情……论心此日欢方恰,惜别他时感又生。”完淳牺牲前,郑重地把亲生母亲陆氏托付给这个唯一的妹妹照顾。夏家这脉已如此优秀,而完淳的亲友也同样出类拔萃,这也是他从小所受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完淳的亲眷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嘉定侯家外,还有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和夏淑吉一样,她也是侯家的儿媳,但她的命运比青年守寡的夏淑吉还要苦。她的未婚夫是淑吉丈夫侯文中的堂弟侯智含,也是有名的才子。但在抗清斗争中,智含在灵隐逃难时死去,她便成了还未成亲的未亡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封建时代,只得和夏淑吉一样削发为尼,做了淑吉的徒弟。其诗作非常真挚动情,如《寄兄》:“ 一自双亲杳,乡园不忍旋。七年三见面,稚子渐齐肩。梦断燕山月,春归海树烟。书来能念我,三复鶺鸰篇。”而她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首《赠圣幢诗》,其中“心能同水月,骨自带烟霞”被人们传为难得的清灵佳句。由于她和夏完淳是表亲,又是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妯娌和徒弟,因此和夏完淳也成为互相影响的知己。  夏完淳很小便由父母作主订了亲,他的岳父钱彦林是嘉善一带极有名望的才子,而且性格豪爽,被称做钱长公。这位岳父可谓为完淳的师表,明亡时他积极参加抗清,组织义军,后来因掩护过完淳的老师、抗清义士陈子龙而被捕,和女婿夏完淳同一天为国捐躯。浩然正气,可歌可泣!他死后,妻子徐氏不愿独活,亦投水自尽。其两个儿子都是有才名的人,和完淳也非常要好。长子钱熙风姿玉立,才气纵横,也是夏完淳最敬重的同辈人之一,在完淳16岁时便因参加抗清活动,积劳成疾去世,完淳伤心不已,曾写下“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悼语。钱熙之弟钱默8岁即能写诗,15岁成进士,和完淳也有唱和,亦有神童之誉,并为夏完淳写过一篇《神童赋》,被传为佳话。明末家破人亡后,钱默流浪各地,不知所终。  另外,钱彦林堂兄钱棅也是完淳的抗清同志,和他们翁婿二人在同一天壮烈殉国。亲戚们的才情与气节为完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优良环境,使他在耳濡目染中思索、学习,得到了做人的力量和做文的启示。这是夏完淳的幸运,也是他最后成才的一块重要基石。

良师影响有了良好的家风、卓越的亲朋,夏完淳的幸运还在于他有一批良师。在这些当时最杰出的良师中,对夏完淳影响最大的,自然当推陈子龙。陈子龙,字卧子,也是松江华亭人,他比夏允彝小12岁,但夏允彝非常器重他的才华,常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与他结为忘年之交。二人志同道合同为几社的组织者与创始人,人称“陈、夏”。陈子龙不但有丰富的学识,而且志向高远、善于运筹帷幄,是难得的济世之才。  在文学上,陈子龙和夏允彝一样主张继承明代前后七子传统,诗宗法汉魏六朝盛唐之音,以求振兴国运。他的才气在当地及江南各省都很有名,尤其以不读死书,重视时务而闻名于世,这在迂朽的明末是很难得的。他对宦官的痛恨,对人民的同情都深深打动了学生的心,完淳的文学成就亦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他和夏完淳的关系是非常理想完美的,二人既是师生,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又成为共同战斗的战友。他对夏完淳的影响,并不小于夏允彝。  完淳的老师还有太仓人张溥,他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五人墓碑记》向为人们所传诵,并被选入了今高中课本里。张溥也是夏允彝的要好朋友,对完淳非常喜爱,常常耐心地给他解释书中的疑难问题,只是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只有40岁,那时夏完淳还不到12岁。  完淳的老师中还有抗清义士史可法、黄道周以及后来完淳为之做参谋的吴志葵等。他们的气节文章给夏完淳带来的是另一方面的更加严谨、更加壮烈的教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五个“平生风谊兼师友”的特殊人物,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姐丈侯文中、内兄(大舅子)钱熙外,还有一个后来死得极其悲壮的人陆鲲庭。清兵入浙江后,这个崇祯时的进士惟恐被拉出来做官受辱,决心一死。无奈家人对他看管很严。一天,他趁妻子偶然离开时插上房门上吊自杀。家人发觉后破墙而入救活了他。他却痛苦万分,质问家人:“奈何苦我!”最终还是自杀身死。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并不鲜见的。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不像洪承畴那样卖身求荣做了贰臣,也不隐居保全自身,而誓死以求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极其悲壮。  夏完淳能有幸遇到这么多良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千百年来祖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使夏允彝没有被别人对他儿子的吹捧夸奖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从性格及品性上来对儿子进行教育,并为他选择了多位这方面的良师。

家庭影响夏完淳就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慢慢成长起来。祖母顾氏曾教育出了两个好儿子,自完淳出生后,又把心思放在了小孙子身上。她常不顾儿、媳的劝阻屈尊陪孙子玩耍,教他一些浅近的诗歌。嫡母盛氏对他更是小心照顾,疼爱有加。她虽然不如夏允彝那样严厉,却也非常严格。每天黎明即起监督完淳的学习,给他讲习诗书,同时送上精心烹调的饮食。晚上完淳休息时,她经常和陆氏一起照顾他入睡后才悄悄离开。  更多时候,这位通情达理、温柔大度的夫人则让完淳和亲生母亲陆氏单独呆在一起,自己去照看婆婆和亲生的女儿淑吉。至于夏允彝,对儿子要求更加严格。再加上良师、亲朋的影响,天资聪慧的小完淳进步得很快。他“ 生有至性”(见《砥斋集》),即今天所谓“坐得住”,坐在书斋看书是他最大的快乐。小小年纪,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贪玩,却喜欢粘在凳子上煞有介事地拿着书一目十行地翻,虽然不能精通,却也乐趣无穷。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拿着扇子乘凉,孩子们在水里嬉戏时,他也像块石头似的端坐在那儿,看书写字。嫡母盛氏心疼他,有时强迫他出去游泳玩耍,他却视玩耍为苦事,常常在敷衍地玩闹一会儿后就又跑回去看书。盛氏又要劝阻,夏允彝笑呵呵地对她摇头:“不要管他,让他去看吧。”  在这种大量读书,不求甚解的幼年教育方法下,夏完淳对诗词经义有了一种感性上的认识,5岁时初上私塾,很快便能讲解《四书》、《五经》,而且常常一语中的,能抓住书中的要点。他因为熟读经史,所以常常大胆地在文章里谈论古人得失,而不像一般孩子那样人云亦云,盲目崇拜。这一点倒是继承了祖父夏时正小时候“诘问塾师”的胆量和精神,也深得父亲夏允彝的赞赏,认为他不死读书,没有沾染八股习气,路子是对的。当时夏允彝的好友,即完淳后来的老师陈子龙常常到夏家来玩,见完淳童年老成,颇为可爱,便常常逗弄他,和他争辩书中的疑难问题,有趣的是,一开始陈子龙只是出于游戏之心,想和孩子开开玩笑解闷,谁知完淳却十分认真而且精通学问,常常扬着小脑袋一字一句地反驳,弄得陈子龙无话可说,未免有些尴尬。这以后,陈子龙对完淳刮目相看,再也不敢轻视,并以能做他的老师而自豪。夏允彝的几社朋友们更是惊奇万分,敬称完淳为“小友”,视之为同道中人。 在六七岁时,这个“总角小童”便可洋洋洒洒写出数万言的诗赋古文来,而且“下笔立就”,“奇丽可观”,于是,惊叹不已的人们又送他一个美号“圣童”。老儒生陈继儒在《夏童子赞》里称许他:“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几社同仁开会时,完淳便也常常坐在叔叔伯伯们中间,仰着小脑袋静静地听他们纵谈天下大事,痛骂朝中奸臣。加之奶奶、姐姐以及嫡母也常常教他《满江红》、《正气歌》等爱国诗歌,使他小小的心中除了做学问,成功名外,更多了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夏允彝起程赴福建长乐县,决定带儿子一起去福建,让他接触社会,增加阅历。在赴福建上任之前,夏允彝带儿子先顺路到嘉善亲家那里拜谒了钱彦林。那天风清日暖,钱彦林正坐在绿竹扶疏的后花园里,听家养的小戏班唱《牡丹亭》,自己也不时兴起随着那清婉的曲调款款吟唱几句,颇为得意。忽然在这时见到德高望重的亲家夏允彝和久盼会晤的“爱婿”完淳,不由得又惊又喜,忙叫人匆匆撤了戏换上酒席,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夏完淳终于见到了那位写赋夸赞他的大舅子钱默,不由得欣喜若狂,忙拉着他的手,和他谈起文学来。钱默年长完淳两岁,却显得比完淳瘦削,白净的脸上,一双女孩子般多愁善感的大眼睛流露着忧郁、惆怅的神情,和神采飞扬的完淳形成鲜明对照。而坐在一旁的大哥钱熙则风姿玉立,性情沉稳。完淳很快就喜欢上了钱熙,又和这位大哥兴致勃勃地攀谈起来,顿感相见恨晚。  趁着三个孩子谈天时,和夏允彝说话的钱彦林也在偷偷打量未来的女婿。只见小完淳天庭饱满、秀目长眉,举止端庄有大人气,言谈中又露着豪情,前途不可限量。钱彦林不由得为女儿高兴。他看得发了呆,连夏允彝正在和他说话也没听见,还在心里得意于自己的英明之举。这时,正在谈天的完淳忽然转过脸来,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尊敬中又不无试探地问:“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这样大的问题突然从一个小孩口中问出,一下弄得毫无准备的钱彦林张皇失措起来,平日的风流潇洒劲儿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支吾了一会儿,只得急中生智地答道:“我的所重所学,和你父亲差不多。”总算应付过去了。完淳问完后,照样神态平静地吃菜聊天,这样的问答在他来说是常有的事,而钱家上下却被惊动了。钱熙、钱默兄弟都吃惊地望着这个不但有文采,还关心时事的妹婿,钱彦林则把夏允彝悄悄拉到一边,拭拭头上的冷汗说:“允彝兄,还是你教子有方,我领教了!”夏允彝憨厚地一笑,说:“令郎也很出色啊。”钱彦林摇头:“他们才华或许不差,但论起对时务的兴趣来,就差多了!”由于旧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完淳未来的妻子钱秦篆并没有在酒席上露面。不过,当完淳父子拜别钱氏父子,出门离去时,细心的完淳却忽然发现在东厢房的一角,月亮门的粉墙外,一个比自己略矮一点的小姑娘,身穿一身淡青色的衣裙,隐在长廊的柱子后面,微露出半个头来,用好奇的眼光偷偷打量着他。这时夏允彝在前面催他快走,他只得匆匆回身跟在父亲后面,把这个神秘的躲在回廊后的小姑娘留在了自己身后。对于他们来说,再一次的相见则是在漫长的十年后,洞房花烛夜时了。那时清兵的铁蹄已经踏遍了江南大地,钱夏两家都加入了抗清的队伍,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即将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当然,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的。

展露才华夏允彝到长乐县后,开始废弊兴利,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他的治理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用古教化”。因为他是个主张复古的人,对人民,他反对使用苛捐杂税,提倡“抚慰弱,煦煦如家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力求达到孔子所说的“ 大同”境界,即用古人的方法,来治理明朝末年的社会。由于他廉洁无私,又通晓经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更由于他善于判决疑难问题,一时间长乐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百姓个个拍手称快,连其他地方的人也跑来请夏大人裁决纠纷,无不满意而去。  这时的完淳,才名也更加响亮。他9岁时,父亲夏允彝曾把他写得比较好的诗歌收集起来,为其印了第一本诗集《代乳集》。亲戚朋友争相阅读,夸奖他是少年奇才。老师陈子龙欣赏完淳的才华,在和朋友编当代名人诗歌选集时,特意把完淳的几首诗也搁在后面,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一时间,完淳的才名风行江南,又一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面对耀人眼目的名声,九岁的完淳曾不免有些得意。许多所谓的神童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放松要求,停滞不前的。但好在他的父亲、奶奶以及老师都堪称优秀的教育家。尤其是奶奶顾氏,这位被称作“有大过人之识”的老人尽管心中高兴得像吃了蜜,心里却惟恐孙子会被早来的荣誉冲昏头脑,立刻来信谆谆叮嘱他要戒骄戒躁。父亲夏允彝在一时的兴奋后也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夸赞儿子,而是又开始督促他刻苦攻读。老师陈子龙也不时写信来教育他要继续学习。在大家的帮助下,完淳很快就渡过了这一关,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帮助父亲处理政务,造福百姓上。

父亲殉国  居于东南沿海一隅的夏允彝以他的辛勤工作,终于引起朝廷重视。崇祯十五年,吏部尚书郑三俊向皇上推举天下廉洁奉公、才干超群的知县七人,夏允彝名列榜首。正在为国运衰亡弄得焦头烂额的崇祯闻讯大喜,亲自用御笔把这七人的名字写在皇宫的屏风上,表示极大的嘉奖,同时又召见了这七位英才。夏允彝的沉稳神情和超群才干,使崇祯及文武百官大为赞赏。大臣方岳等人极力向皇帝推荐这乱世英臣,崇祯也决定破格对夏允彝实行提拔,委以大任。在长乐县的百姓们闻此消息,又喜又悲。喜的是夏大人终于有了被朝廷赏识的机会,悲的则是夏大人此一去不会再来,长乐县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父母官!当地士绅百姓集体捐钱,为他立了一个生祠(即为活着的人立的祠堂),这是极大的拥戴与热爱,是人民盼望清官、好官的强烈呼声。  夏允彝即将受命于危难之际,就要更好地发挥几十年来蕴积的才华,最大程度地实现他为国尽忠的理想了。这也是封建时代许多正直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谁知就在这时,噩耗传来,夏允彝的母亲,完淳的祖母顾氏不幸因病去世。夏允彝父子悲痛欲绝,匆匆奔回家乡松江料理后事。崇祯闻讯也感到十分可惜。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进北京。崇祯在煤山吊死,明朝灭亡。  对于在家服母丧的,曾被崇祯皇帝赏识,并破格提拔的夏允彝来说,明朝的灭亡、皇帝的自杀都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丧母、丧君,刚刚有了点成绩的仕途又无路可走……一时间,他恍若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夏允彝曾拜谒史可法,商议恢复大计,由于南明弘光政权的迅速崩溃,夏允彝才不获展,在林野乡间仍旧想有所作为。当时清朝在江南的统治还不稳固,义师纷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散落其间。于是,夏允彝暗中写信给自己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商量准备合兵攻取苏州,然后收复杭州,再进兵南京,以图保有明朝江南半壁河山。也就是在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夏完淳匆匆完婚后,马上和父亲一道加入戒旅军中。可惜,吴志葵无长远谋略,军将多懈怠贰心,苏州城不仅未被攻下,这些残明的乌合之众,也大败四溃。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夏允彝反而变得愈加平静,他决定自杀殉国。乡人劝他可以趁乱渡海去他曾任地方官的福建,招纳兵马,再图恢复。夏允彝考虑再三,没有同意,怕举事再败以至于蒙羞万世。松江清军主将早闻夏允彝大名,表示只有他出山,一定给大官作。清将还表示,即使夏先生不愿新朝为官,出来见一面也行。夏允彝以“贞妇”自比,明白无误表达了自己不事二朝的决心。  他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待后事,然后平静与家人道别,并特意把未完成的文集《幸存录》交予独子夏完淳手中,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代父完成恢复志愿。然后,夏学士投松江塘自杀。《明史》上讲他";自投深渊以死";,实乃误记。夏允彝自杀是形同日本人仪礼性的剖腹自杀,其兄、子、妻妾家人,皆肃穆哀恸地立于水滨观视。松塘水浅,只达夏允彝腰身以上,这位大才子生生埋头于水中,呛肺而死,他背部的衣衫都未沾湿。  彼情彼景,身为儿子的夏完淳肝胆欲裂,目睹父亲刚烈死状,他也更加坚定了必死报国之心。

报国之心陈子龙想与夏允彝同死,但夏允彝以母妻托付于他,他本人又有九十老祖母需要赡养,故而忍死待变,割发为僧隐于乡间。明宗室鲁王监国时,陈龙子暗中接受鲁王的任命,与夏完淳一起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天不祚明,兵变失败,不仅吴胜兆被杀,陈子龙本人也被逮捕。在押解至南京的途中,陈子龙终于作出了与其挚友夏允彝一样的人生选择:跳水自杀殉国。  生父尊师,这两位忠烈楷模,在少年夏完淳泪水模糊的目光中,逐渐幻化为千古仁人志士的终极典型。  忠恸欲绝的夏完淳上书鲁王政权,要求予父亲以赠谥。鲁王爱惜夏完淳如此年轻又如此对大明忠心,立授他";中书舍人";一职,赠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谥";文忠";。这一切,均极大鼓舞了身在江南的夏完淳抗清复明的勃勃斗志。  不久,听闻太湖一带活跃着吴易领导的";白头军";(这支队伍的兵士皆以白布缠头作标志,以此为明朝";戴孝";),夏完淳喜出望外,连忙与老师陈子龙一起携家中所有金银奔赴军中,并充任吴易的参军。  吴易,字日生,进士出身,吴江人,曾为复社的活跃分子,能诗善文,又喜读兵。吴易的";白头军";发展迅速,不少昔日当地的水贼头目如";赤脚张三";等人纷纷入伙,在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关头,这些人由";贼";而变成";官军";,在辽阔的太湖水面上给予清军沉重打击。白头军最漂亮的一仗是“分湖大捷”,杀敌三千多,斩清中下级军官二十多名,获战船五百余艘。当然,这种暂时的胜利,主要原因也在于当时清军没有有效组织起过硬的水军,水战外行,故而使得";白头军";大逞神威。  胜讯传出,南明的隆武政权和鲁王朝廷均派人携带";诏书";而来,对吴易加官晋爵,视为中兴大将。飘飘然之余,吴易与";白头军";将领们开始轻敌。许多水贼出身的将卒本性毕露,四处剽掠。清军方面,却加紧准备。海盐一战,";白头军";大败,夏完淳也因军败与吴易等人走散。陈子龙在海盐之战前已经看出吴易手下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便以筹饷为名离开了“白头军”,想另行发展。  吴易军败后,其父、其妻、其女均投湖自杀,以免被清军俘虏受辱。吴易本人逃入湖中,仍旧坚持抗清斗争。  1646年夏,吴易听人风传清朝任命的嘉善知县刘肃之想";反正";,岂知刘肃之早就通知大批清兵埋伏,待吴易一入门,立即逮捕了这位“白头军”领袖,很快送往杭州处死。  夏完淳闻讯,立即白服以往,在吴江为吴易起衣冠冢,与文人同道哭吊,赋《吴江野哭》、《鱼服》二首诗歌,祭奠吴易,表达了复仇雪恨的决心。

反清报国1647年早春时分,得悉清朝任命的苏松提督吴胜兆要反正的消息,少年夏完淳马上萌发了巨大的恢复希望,急忙为吴胜兆与浙东义师牵线搭桥,积极准备待事发时本人亲自参加战斗,做绝死之战。吴胜兆谋泄,其手下将领抢先一步把他的计划上告清朝。吴胜兆一卒未出,身已成擒。而浙东方面,屋漏偏遭连夜雨,义师水军刚离岸,飓风忽至,大部分人被淹呛而死,溃不成军。清廷对吴胜兆一案十分重视,四处抓人,陈子龙等人首先遭到逮捕。押送途中,陈子龙投水殉国。  夏完淳喉中咸泪和血吞。由于他本人也在清政府通缉名单中,便一度曾匿藏于其兵父在嘉善的家中。1647年夏七月,他决定渡海加入鲁王政权军队。夏完淳至孝之人,临行前,他回乡间老家探望嫡母和生母,准备与二老告别之后再出发。清廷眼线多多,夏完淳甫一回家,即为人侦知。清廷人马俱至,逮捕了这位少年英雄。由于他是朝廷重犯,被立刻押赴南京受讯。  在南京受押的八十天,是十六岁英雄夏完淳人生旅途的最后八十天。其间,他不仅智斗大汉奸洪承畴,巧妙羞辱了这位清朝鹰犬,并且自激自盛,赋诗写词多篇,表达了他";今生已矣来世为期";的冲天豪情和";家国之仇未报";的遗恨。  被羁之初,夏完淳作《采桑子》一词,从内心深处抒发了他的亡国之愁。清朝朝廷主持江南一带招抚的第一把手,乃大汉奸洪承畴。他听说夏完淳与其岳父钱旃被抓,很是得意,便想亲自劝降这翁婿二人,此举不仅能为清朝主子招纳";人才";,又能给自己脸上贴";慈德";金粉。  南京旧朝堂上,洪承畴高坐,喝问下面被提审的夏完淳:“汝童子有何大见识,岂能称兵犯逆。想必是被人蒙骗,误入军中。如归顺大清,当不失美官。”  夏完淳不为所动,反问洪承畴:“尔何人也?”  旁边虎狼衙役叱喝:“此乃洪大人!”又有狱吏在其旁低声告之:“此乃洪亨九(洪承畴)先生。”  夏完淳佯作不知,厉声抗喝:“哼,堂上定是伪类假冒。本朝洪亨九先生,皇明人杰,他在松山、杏山与北虏(清朝)勇战,血溅章渠,先皇帝(崇祯帝)闻之震悼,亲自作诗褒念。我正是仰慕洪亨九先生的忠烈,才欲杀身殉国,以效仿先烈英举。” 狱吏们此时很窘迫。洪承畴在上座面如土灰。上来一人,厉声叱喝夏完淳:“上面审你的,正是洪承畴!”  夏完淳朗声一笑:“不要骗我!洪亨九先生死于大明国事已久,天子曾临祠亲祭,泪洒龙颜,群臣呜咽。汝等何样逆贼丑类,敢托忠烈先生大名,穿虏服虏帽冒允堂堂洪先生,真狗贼耳!”  洪承畴汗下如雨,老狗嘴唇哆嗦,小英雄字字戮到他灵魂痛处,使得这个变节之人如万箭攒心般难堪、难受。食禄数代之大明重臣,反而不如江南一身世卑微的十六岁少年,真让人愧死!(类似故事也发生在同吴易一起被抓的“白头军”领导人孙兆奎身上,他被押南京后,也是洪承畴主审。面对扎辫子的清朝“总督”,孙兆奎轻蔑地笑问堂上洪大人:“我们大明朝也有一个牺牲的先烈叫洪承畴,您不会与那位大人同名吧?”)  忽然,一旁因久受严刑而涌支撑的夏完淳岳父钱旃忽然一声倒地,葡伏不起。夏完淳见状,忙上前扶起岳丈,厉声激励道:“大人您当初与陈子龙先生及我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为盟,决心在江南举义抗敌。今天我二人能一同身死,可以慷慨在地下与陈子龙先生相会,真真奇大丈夫平生之豪事,何必如此气沮!”听女婿如此说,钱先生咬牙挺起,忍耐奇痛。  洪承畴默然久之,只得挥挥手,今士卒把二人押回牢狱。然后,上报清廷,拟判处夏、钱二人死刑。  上述种种历史的细节,不见于清朝“官修”的史书。明末大才子屈大均著作《皇明四朝成仁录》中。屈大均在明亡以后坚决不仕清廷也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他对壮烈殉国的英雄,流露出热切的渴慕和深刻的崇敬。深知自己来日无多,夏完淳在狱中写下了他那篇流传千古的《狱中上母书》,派人转送老家的嫡母盛氏与生母陆氏。

慷慨就义1647年,九月秋决,夏完淳等三十多名抗清义士在南京西市慷慨就义。手提鬼头大刀、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面对自己面前昂然站立的这位面容白皙、姣好的十六岁美少年,他那杀砍掉无数人头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发颤发抖,最终只能闭眼咬牙才敢砍下那一刀……在当时43名共赴刑场的抗清义士中,他是最年少的一个。  夏完淳的妻子秦篆,同时受父死母丧夫亡的重大打击,悲痛欲绝,身体亦非常衰弱。几个月后她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只是这孩子似乎在母体内感受了太多人间的苦难,很快便也夭折了。夏家终于无后。秦篆的哥哥钱默这时也终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不知所终。年仅十八九岁的秦篆便也削发为尼,独守青灯古佛,孤独地度过了一生。

戚继光的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戚继光幼年时风流倜傥,很有个性。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他喜欢读书,通晓儒经、史籍。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继光继承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当时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受张居正的推荐,进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往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

南征倭寇

岑港之战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道路隔绝而没有来得及,朝廷也因此不治戚继光的罪。而后,汪直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会合,前往围攻。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攻下来,于是朝廷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全部罢免,让其带罪杀敌。驻守在岑港的倭寇抵御不住戚继光与俞大猷的进攻,于是打算逃走。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造好了大船,准备驾船夜遁,俞大猷和戚继光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余党向闽南逃窜。从岑港逃走的倭寇又在台州烧杀抢掠,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弹劾戚继光故意放走岑港的倭寇,有通倭的嫌疑。正要准备治罪,戚继光却因平定汪直的功劳而复官,让戚继光守卫守台、金、严三郡。

戚继光到浙江赴任后,发现卫所的将士作战能力一般,而金华、义乌的人比较彪悍,于是戚继光前往招募了三千人,在戚继光的指导训练下,将其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后称“戚家军”。戚继光根据南方多沼泽的地理特点制定阵法,又给他的部队配备火器、兵械、战舰等装备,戚家军因此名闻天下。

台州之战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戚继光一路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竟又来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而后,闽、广一带的倭寇流入江西一带作乱,总督胡宗宪无法平定,于是让戚继光来增援,戚继光率军于上坊巢将其击破,倭寇奔走建宁,戚继光引军回浙江。

福建之战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进犯福建,并联合福宁、连江等地的倭寇,先后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地,从广东南澳方面侵略的倭寇联合福清、长乐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进犯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

倭寇声势浩大,当地官军不敢进攻,于是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戚继光领命后引兵先进攻横屿,横屿四面水路险隘不易通行,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持一束稻草,填壕而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两千二百余级。而后,戚继光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倭寇余党慌忙逃往兴化,戚继光也不停歇,一路狂追,又捣毁倭寇据点六十余营,斩首无数。

戚继光平定福建倭患后班师回浙江,行至福清,遇见少量倭寇从东营澳登入,戚继光率兵急攻,斩首两百人。经过几番战斗,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戚继光杀光。

兴化之战戚继光回到浙江后,从日本国本土而来的新的倭寇又伺机侵略,他们人数日益壮大以后,袭击兴化,但围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攻下来。而此时刘显派了八个人带着书信到兴化传达信息,被倭寇拦杀,倭寇就换上刘显使者的服饰骗开城门,趁机攻陷了兴化城。

倭寇攻陷兴化后,刘显率兵逼近兴化,但因为兵少,刘显不敢擅自攻城,却因此被弹劾,背负罪名。而福建总兵俞大猷也表示需要有大军合围。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朝廷以谭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前来支援,而都指挥欧阳深却中了倭寇埋伏搏战而死,倭寇遂占据平海卫。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前来支援。戚继光到后,谭纶立刻筹备对倭寇的总攻,先在各海道上环立栅栏阻断倭寇归路,而后谭纶以刘显为左军,俞大猷为右军,谭纶自领中军,以戚继光为先锋,围攻平海卫,一举告破,斩首两千余级,戚继光等率兵追击,倭寇道路不通,又被斩杀三千多人。于是刘显等复兴兴化。朝廷以戚继光先前横屿大战,录前后战功,以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世廕千户,代替俞大猷为总兵。

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倭寇余党纠合一万多人围攻仙游,打了三天,戚继光率兵前往解围,倭寇败走,戚继光率军追击,追至王仓坪,斩首百余级,不少人都坠于悬崖摔死。余党数千人逃走占据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五哨(古代军事编制单位)将士攀岩而上,与倭寇短兵相接,连俘带杀一百多人。剩下的倭寇劫掠渔船逃到海上,而后侵扰福宁,戚继光率领李超等前往将其击败,又乘胜追至永宁,杀死三百多人。

同年,潮州倭寇聚众二万,与海盗吴平互为犄角之势劫掠潮州,俞大猷率兵杀败倭寇,并将吴平招降,让吴平驻扎在梅岭。但不久之后,吴平纠合被明军击败的流散倭寇一万多人,伙同林道乾、曾一本先后在走马溪、泊浦澳登陆,洗劫南村堡和港口村。戚继光即刻率军前来围剿,吴平得知后放弃之前据守的梅岭,集合大船一百多艘,逃入南澳,并修筑大寨防御。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光率领步兵,二人合力围剿吴平,吴平破败,孤身逃往凤凰山。

北御鞑靼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但朝议后决定只任命戚继光即可。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当时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穆宗的许可。

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让戚继光训练蓟州、昌平、保定等地的士兵,总兵官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戚继光到任后,时蓟州有总兵郭琥,而戚继光为总理,无法统一号令,于是朝廷将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又以戚继光前破吴平有功,进封为右都督。时北蛮子侵略青山口,戚继光引兵将其击退。

万历元年(1573年),北蛮小王子与董狐狸谋划进犯,向明朝廷索要赏赐遭到拒绝,于是二人在喜峰口烧杀抢掠,戚继光得知后率兵前往平乱,差点活捉董狐狸。同年夏,董狐狸侵略桃林,被戚继光击退。而后董狐狸的侄子董长昂侵犯界岭,又被击败。董狐狸多次侵扰边境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损失惨重,于是献关求赏,朝廷答应其按年给予赏赐。

万历二年(1574年),董长昂又入侵边境但无法从关口攻入,于是逼着他的叔父董长秃寇犯边境。戚继光领兵将其击败并活捉董长秃。董狐狸与董长昂率领宗族三百人来到戚继光关前请罪,董狐狸穿素服大哭请求赦免董长秃。戚继光与部下商议后决定接受其投降,董狐狸于是将劫掠的百姓放回,并发誓不再反叛。自此董狐狸与董长昂再也不敢侵犯蓟门。

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北蛮子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戚继光率兵增援,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将其击退。朝廷封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名将陨落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里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

万历十三年(1585年),给事中张希皋再次弹劾戚继光,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回乡后病死。

李时珍的生平

李时珍(1518年—1593年),字东璧,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儒略历1518年7月3日,合新历7月13日),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

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

李时珍38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中国明朝时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当地人请教,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地方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解释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有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

那里有个狻猊(Suān ní)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

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中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虚岁为76岁);他逝世后遗体被安葬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本草纲目》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十种著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永远被世界人民所怀念。

冯梦龙的生平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

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等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