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的作品风格

汤显祖著有《紫箫记》（后改为《紫钗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诗文《玉茗堂四梦》、《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小说《续虞初新志》等。因为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这四部戏都与“梦”有关，所以被合称为“临川四梦”，都以“爱情”为主题。这四部戏中最出色的是《牡丹亭》，写一个女孩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故事。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而《牡丹亭》一问世，便令《西厢记》减色不少。

戏剧《紫箫记》，大约创作于1577年，却因被认为影射时政而辍笔。十年后又改为《紫钗记》。　　1598年弃官返乡后作《还魂记》，即《牡丹亭》，描写了少女杜丽娘与年轻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终。其后柳梦梅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与书生成婚。　　1600年？作《南柯记》。　　1601年？作《邯郸记》。

诗文《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玉茗堂四梦》《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红泉逸草》《问棘邮草》

小说《续虞初新志》

王磐散曲存小令65首，套曲 9首，全属南曲。多庆节、赏花、记游等闲适之作，反映了他生活和性格的基本方 面。其咏物之作“首首尖新”（王骥德《曲律》），最为著名。由于他脱略尘俗，不干权贵，对于当权者的乖行逆施，很看不惯。小令〔朝天子〕《咏喇叭》，借“曲小”、“腔大”的官船喇叭为题，把正德年间擅权的宦官在运河沿岸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以及他们装腔作势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散套〔南吕.一枝花〕《久雪》，以大雪的逞威，喻权□的肆虐，并展示日出雪消的理想，也颇有意义。王磐如〔南吕·一枝花〕《嘲转五方》的讽刺迷信，以及对一些生活琐事的歌咏，显示了王磐散曲题材比较宽广。其他作品的风格基本上是清丽精雅的，个别讽刺作品则较为豪辣；而〔满庭芳〕《失鸡》、〔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等，则以俳谐风趣为人所称道。

王磐的作品有些部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当时，描摹宦官作威作福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南吕一枝花《久雪》中，作者把雪比作邪恶势力，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王磐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比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水墨画，表现力很强。著作有《王西楼乐府》。

《中山狼》康海的出名，主要因为他写过一部杂剧《中山狼》。《中山狼》杂剧是根据明人马中锡的寓言体小说《中山狼传》改编而成，四折，写东郭先生冒险救子中山狼，使它逃过了赵简子的猎杀。中山狼脱险后，恩将仇报，反欲吃掉东郭先生。东郭先生大恐，幸遇杖藜老人，将狼骗进书囊杀死。作品流露了对当政的统治集团人物的不满。第四折中杖藜老人说：“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词锋显然是有所指的。旧传此剧为影射李梦阳负恩而作，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说：“填词出才人余技，本游戏笔墨间耳，然亦有寓意讥讪者。如……康对山之《中山狼》，则指李崆峒。”此剧关目曲致，曲文自然朴质。剧中狼、老牛、老杏开腔说话，情态逼真，带有童话色彩。前人称此剧“独摅澹宕，一洗绮靡，直掩金、元之长，而减郑、关之价矣。韵绝！快绝！”（沈泰《盛明杂剧》评语）誉之虽过，但此剧在明前期剧坛上确实是一部有思想内涵和艺术性的作品。王九思和康海在文学创作上是主张复古的，这也反映到其杂剧作品上，即基本延续元杂剧一角主唱的惯例，在曲词上也追摹元曲的风味。但剧作在内容上的新意和单折短剧的体式，也表现出明代杂剧的一些新变化。

《对山集》康海的集子叫做《对山集》，共十卷。集中有许多记游的诗章，但是没有一首明确提到在扬州的经历。有一首《植树》诗云：“此日春气和，万木俱含秀。况我山林居，园列颇成就。”稍稍让人联想到扬州康山草堂。还有一首《怀金可卿》诗云：“珍味安能通俗口，广陵之散谁可传。”这是他唯一提到“广陵”的地方。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大的根雕作品，叫做“流云槎”，据说是康海在扬州的遗物。“流云槎”用天然榆树根制成，形似紫云，可作卧榻，原藏于扬州康山。入清后先归江春，阮元购得后转赠麟庆，麟庆将它携回北京半亩园，其后人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散曲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数30余首、小令200余首，曲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抒发其愤世嫉俗的情怀，如“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与康”（《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表现了他自认为无辜遭殃的满腹牢骚，并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倾吐其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如《叨叨令》、《秋兴次渼陂韵》就着重表现了作者对“有时节望青山看绿水乘嘉树，有时节伴渔樵歌窈窕盟鸥鹭”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写得豪放爽健。但有时过多的生造和堆砌词藻，是其缺点。

作品集　　刘知几着有《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史通》二十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合着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文馆词林》。　　有文集三十卷，已散佚，仅有《史通》传世。《全唐文》录其《思慎赋》、《奏记肃至忠》等文。《全唐诗》仅录其诗一首。敦煌残卷《珠英学士诗》中尚存诗三首，收入《全唐诗外编》。

代表作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例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

岑文本有文集六十卷，多为诏书诰命之类。诗歌方面成就不大。《全唐诗》卷三三存其诗四首。

《奉述飞白书势》、《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平》、《安德山池宴集》

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陵县，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　　此碑原在东方朔故里（陵县神头镇）的东方祠，元代移至城内，清康熙六年（1667年）地震，碑身半截被埋在土中，至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始为热爱颜书的县令汪本庄挖出，并修碑亭保护之。1958年，德州地区又重修碑亭作为重点文物予以保护。　　行草书。安史之乱，鲁公堂兄颜杲卿任常山郡太守，贼兵进逼，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以至城破，颜杲卿与子颜季明罹难。所以文中说“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事后鲁公派长侄泉明前往善后，仅得杲卿一足、季明头骨，乃有此作。时年鲁公五十岁。书法作字向有字如其人之说。鲁公一门忠烈，生平大节凛然，精神气节之反应于翰墨，本稿最为论书者所乐举。此帖本是稿本，其中删改涂抹，正可见鲁公为文构思，始末情怀起伏，胸臆了无掩饰，所以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所有的竭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通篇使用一管微秃之笔，以圆健笔法，有若流转之篆书，自首至尾，虽因墨枯再醮墨，墨色因停顿初始，黑灰浓枯，多所变化，然前后一气呵成。元代张敬晏题跋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752）四月廿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碑文写的是西京龙兴寺和尚楚今静夜诵读《法华经》时，仿佛时时有多宝佛塔呈现眼前，他决心把幻觉中的多宝佛塔变为现实，天宝元年选中千福寺兴工，四年始成。在千福寺中每年为皇帝和苍生书写《法华经》、《菩萨戒经》，这在佛教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成名之作，书写恭谨诚恳，直接二王、欧、虞、褚遗风，而又有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八关斋会报德记全称《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唐大历7年刻在八面石幢上。唐武宗时现今灭佛，毁其五面。唐大中三年由郡守催倬根据拓本将其补全，明嘉靖时加盖碑亭，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试图盗取此碑，在当地军民的努力下将其保住。文革时亭碑俱毁。石幢被砸为三段，上部四分之三现存于商丘市博物馆，其余去向至今不明。1993年商丘政府在原址重刻石幢碑文内容史书有载，唐朝节度使史思明有位部将叫田神功，“安史之乱”发生时，随叛将南德信、刘从谏围攻商丘。田神功却杀了南德信，赶走刘从谏，率将士归顺朝廷，解除睢阳（商丘）之围。田神功归顺后被封为鸿胪卿，后迁任徐州刺史，淄青节度使。宝应元年，叛军又攻，田神功再解睢阳之围。后来，田神功屡受朝中嘉奖，“安史之乱”平息第二年，田神功官拜汴宋节度使，后升为太子太师信都郡王。　　唐大历七年四月，田神功得热疾，一个多月才好。睢阳人便向官府建议，举行八关斋会为田神功祈福，以报其解救睢阳危难的恩德。宋州刺史徐向同意，出俸钱30万，于农历五月初八，在开元寺也就是现在的八关斋内设八关斋会，邀请1000名僧人前往诵经念佛。随后，州县官吏长史等文官设1500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等武官设500人为一会；地方士绅设5000人为一会。一时间，佛饭香供摆满郊野，经声佛事昼夜不息，善男信女八方云集。为记载这次活动，州郡长官又从千里之外请来了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由他撰文并亲笔书写，颜真卿千里之外应邀而来，满怀激情，临文感愤，纵笔浩荡，其文不仅书法价值极高有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后刻成八棱石幢，高3米，共8面，每面宽约51厘米，全文983字。此碑字大如拳，是颜真卿六十多岁时书，笔法老辣却不失生涩之气。较麻姑亲礼更多自在。比多宝塔更多凝练。在颜碑当中比较特别，没有多少颜书后期的规律化特点。笔法似散实凝，消散苍茫中多精到森严。风骨与瘗鹤铭相似。　　因为碑刻屡遭劫难所以拓帖也有不同版本。清代拓帖已很珍贵，早期的更是少见。能见到的拓本多是修复后的本，与原迹有所不同。

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楷书。颜真卿撰文并书。　　颜真卿除了书法成就之外，还研究过古生物化石，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颜真卿在现今江西省任抚州刺史，正值其仕途失意之际，故时有问道向禅之心。　　是年四月，颜真卿游览南城县麻姑山，于一座古坛附近，看到一些螺蚌壳化石夹在地层中。他认真研究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他的论点：这里曾经是海洋，后来才成为陆地，那些化石就是证据。他为此撰写了一篇论文《抚州南城麻姑山仙坛记》，记述麻姑得道成仙之事，并刻石记之。非独记事，亦是此时心情的反映。　　此碑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臻完善，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后世常常赞叹的仅仅是颜公这块字碑的书法，有称“天下第二书”。

颜勤礼碑唐刻石，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护军颜君神道碑》，是颜真卿71岁时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撰文并书的神道碑。古人所谓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即墓碑。碑文内容追述颜氏家庭祖辈功德，叙述后世子孙在唐王朝之业绩。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　　《颜勤礼碑》四面刻字，碑阳19行，碑阴20行，每行38字，碑侧有5行，行37字，计1667字。左侧铭文在北宋时已被磨去，无立碑年月。　　北宋欧阳修《六一题跋》卷七定为唐代宗李豫大历十四年（779年）书刻并立。石旧在陕西西安，宋元佑间石佚，下落不明。1992年10月在西安旧藩库堂后（今西安市社会路）出土，使得这一“颜体”的代表之作在沉睡地下一千余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定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中兴颂全称《大唐中兴颂》，作于公元771年，楷书。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上，时年六十三岁。刻于湖南祁阳县浯溪摩崖上，字径近14厘米，是颜书中少见的摩崖擘窠大字。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颜家庙碑《颜家庙碑》于唐建中元年（780）七月立，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是为其父颜惟贞所立的神道碑。颜真卿撰文并书。书风与《李玄靖碑》相似，结体茂密，风骨圆浑，极尽颜书规范。碑在陕西西安。明赵涵《石墨镌华》评：“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评：“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行草书。是唐广德二年（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气势充沛，劲挺豁达，字里行间横溢着粲然忠义之气，显示了颜真卿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迄今一千余年，读之莫不令人肃然起敬。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璧”。

自书告身帖楷书，作于780年（建中元年），是年颜真卿授太子少师，并自书《自书告身帖》。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 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

乞米帖“乞米帖”写在公元765年，正值关中大旱，江南水灾，农业歉收。以致颜真卿“举家食粥来以数月，今又罄竭”的地步，于是不得不向同事李太保求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谈到困窘的原因，他也直言不讳，因为自己“拙于生事”，也就是除了俸禄，他不会创收、生利，没有别的生财之道。著名艺术家黄裳说：“予观鲁公‘乞米帖’，知其不以贫贱为愧，故能守道，虽犯难不可屈。刚正之气，发于诚心，与其字体无异也。”（《溪山集》）米芾也评其“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的确，“乞米帖”不仅是书法艺术中的无价之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研读“乞米帖”，可使我们得到双重享受，既领略了颜鲁公书法艺术的真谛，又受到其高风亮节的熏陶。

裴将军碑长64厘米，宽33厘米，厚12厘米。非正非行，非篆非隶，开创了破体书法的先河。首行刻着“裴将军”三个字，末尾刻有颜真卿名款；中间刻着气势雄浑，词句险绝的五言《裴将军诗》。全诗为十八句九十字。　　诗的全文是：“大君制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陵何壮哉！将军临北荒，煊赫耀英材。剑舞跃游电，随风萦且回。登高望天山，白雪正崔嵬。入阵破骄虏，威声雄震雷。一射百马倒，再射万夫开。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功成报天子，可以画麟台”。　　诗的词气踔历风发，字字逼人。读后使人对颜真卿讴歌裴旻那股奔雷掣电，奇杰腾跃之势油然起敬。看了这兼有楷行籀篆，写得大气磅礴，挺然奇伟的刻字，使人顿增一股森然激烈的豪气。再是，章法布局严谨，字体结构奇特。没行字二三四五，变化多样；“剑舞”·“一射”·“不敢”·“归去”等字。笔势连贯，浑然一体，这都有使人拍案称奇之妙。难怪宋朝苏轼赞扬颜字说：“诗止于杜子美。书止于颜鲁公”。这确实是很确切的评价。直到今天，它的艺术生命，在书法艺术的百花园里，依旧闪耀着光彩。　　世上称为“奇书”当代书法家杨受之在雅虎网论坛（55）中提出的论点受到书家的一至好评。

宋璟碑宋璟碑，是中国唐代名相宋璟的神道碑，全称“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因碑文是唐代“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所以也称“颜鲁公碑”。该碑现坐落在沙河市东户村乡中学院内，原系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该碑高4.08米，宽1.6米，厚0.47米，碑的正面、阴面和左右两侧均刻有颜真卿书写的盈寸楷体，洋洋三千余言，尽述宋璟“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荣耀事迹。碑首呈半圆形，浮雕缠尾四龙，矫健雄浑。碑额为方形，正中阴文篆书“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二十个大字。原有仰首贔屃碑座，上刻褡裢花纹，庄严稳重，今已逸失。碑文题后结衔：“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　　因宋璟为一代名相，尝作梅花赋并以梅花自喻，品格高尚，政绩卓著，其碑又由唐代名臣、大书法家颜真卿撰文并书丹，且颜真卿书写宋璟碑文时已经六十五岁，可谓人书俱老，书法艺术已至炉火纯青之境界，故明代学者都穆称宋璟碑“人文字，真足三绝”。的确，宋璟碑集道德文章、翰墨艺术于一体，正是其得以传世并名闻中外的重要原因。宋欧阳修在见到颜真卿撰写的、已有些残缺的宋璟碑时曾说过变样的话：“如忠臣烈士，首先君子庄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不忍弃也”。明沙河县知县方豪曾将其与颜真卿所书之多宝塔碑相比，言宋璟碑有四胜：“彼演释因，此照儒躅，一也；彼代岑书，此为自撰，二也；彼尚为郎，早年之书，此已为公，晚年之作，三也；彼在名郡，拓之众者，屡经翻刻，已失其真，此在陋邦，未经屡拓，点画如初，四也”。清大学士魏裔介《宋广平碑跋》也说：“其神道碑文乃颜鲁公撰并书，文则景星庆云，字则龙翔凤翥。盖文贞公为有唐一代奇绝人物，而鲁公气节皎皎，与日月争光，精神相耀，故不肯轻着一笔，真世之鸿宝也”。现被列入中国一百通名碑。　　另有《索靖碑》等传世。

杂剧作品马致远著有杂剧十五种，存世的有《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西华山陈抟高卧》七种。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也负盛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数17套。其杂剧内容以神化道士为主，剧本全都涉及全真教的故事，元末明初贾仲明在诗中说：“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姓名香贯满梨园”。　　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的一套失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担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满意的，在职的时间大概也并不长。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渐渐心灰意懒，一面怀着满腹牢骚，一面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中求解脱。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历史上的这一事件，原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民间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造。　　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衰弱的汉王朝为强大的匈奴所压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毛延寿求贿不遂，在画像时丑化昭君，事败后逃往匈奴，引兵来攻，强索昭君；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　　《汉宫秋》也许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绪。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马致远的基本人生态度，要么是在元朝统治下积极求取功名，要么是视一切价值标准为空幻，所以，在这方面过分强调是不适当的。这个剧本同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战争中个人的不幸。像金在蒙古压迫下曾以公主和亲，宋亡后后妃宫女都被掳去北方，这些当代史实都会给作者以较深的感受。而《汉宫秋》是一出末本戏，主要人物是汉元帝，剧中写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爱的女人，那么，个人被命运所主宰、为历史的巨大变化所颠簸的这一内在情绪，也就表现得更强烈了。事实上，在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也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　　《汉宫秋》中的第三折《梅花酒》写得尤其动人，他利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将汉元帝在昭君走后，凄婉的的神情形象地描写出来，也不愧为散曲高手.　　当臣下以“女色败国”的理由劝汉元帝舍弃昭君时，他忿忿地说：“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桥送别时，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儿出外也摇装。”　　对夫妻恩爱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惊梦”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荐福碑》也是马致远的早期剧作，写落魄书生张镐时运不济，一再倒霉，甚至荐福寺长老让他拓印庙中碑文，卖钱作进京赶考的盘缠，半夜里都会有雷电把碑文击毁。后时来运转，在范仲淹资助下考取状元，飞黄腾达。剧中多处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如：“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 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这个剧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宿命的人生观，也反映出当代许多文人在社会地位极端低落的处境下的苦闷。　　《青衫泪》是由白居易的《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中间插入商人与鸨母的欺骗破坏，造成戏剧纠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妓女终究是爱士人而不爱商人，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种自我陶醉。　　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富贵功名不足凭，要人们一空人我是非，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剧中主张回避现实矛盾，反对人们为争取自身的现实利益而斗争，这是一种懦弱的悲观厌世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剧中也对社会现状提出了批判，对以功名事业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包涵着重视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虽然作者未能找到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途径。 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此相关联，马致远的剧作，大抵写实的能力并不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戏剧冲突通常缺乏紧张性，而自我表现的成分却很多。包括《汉宫秋》这样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内，剧中人物往往游离戏剧冲突，作大段的抒情，这常常是作者在借剧中人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如《岳阳楼》中吕洞宾所唱《贺新郎》一曲： 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百年人光景皆虚幻。 这实际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写过多次的一种人生感受。 如上所述，马致远大多数杂剧的戏剧效果不是很强的。前人对他的杂剧评价很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所抒发的人生情绪容易引起旧时代文人的共鸣，再就是语言艺术的高超。马致远杂剧的语言偏于典丽，但又不像《西厢记》、《梧桐雨》那样华美，而是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如《汉宫秋》中写“惊雁”的一支《尧民歌》： 呀呀的飞过蓼花汀，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画檐间铁马响丁丁，宝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萧萧落叶声，烛暗长门静。

散曲作品马致远同时是撰写散曲的高手，是元代散曲大家，有“曲状元”之称。今存散曲约130多首，他的写景作如《秋思》，如诗如画，余韵无穷。他的叹世之作也能挥洒淋漓地表达情性，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看做是“豪放”派的主将。

作品风格他的作品具有豪放中显其飘逸、沉郁中见通脱之风格。　　马致远杂剧的语言清丽，善于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曲文充满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　　马致远的散曲。扩大题材领域，提高艺术意境。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雅俗兼。　　词采清朗俊雅，而不浓艳，《太和正音谱》评为「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两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　　马致远的散曲大致可分为4大类：写景、叹世、闺情、世象，作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和人物形象鲜明等艺术特点。有“曲状元”之称。今存散曲约130多首，他的叹世之作也能挥洒淋漓地表达情性，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看做是“豪放”派的主将，他虽也有清婉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他的语言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创造了曲的独特意境。

张可久存世作品现存小令855首，套曲9首，数量为有元之冠，为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占现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个人作品占朝代作品总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元代220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传世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和张可久三人，但其他两人都是在临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而张可久不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传世(钟嗣成《灵鬼簿》记载，“有《今乐府》盛行于世，又有《吴盐》、《苏堤渔唱》”，另有胡存善编《小山乐府》)，在元曲选集《阳春白雪》和《乐府群英》中，张可久入选的作品也是最多的。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散曲。

散曲集有《小山乐府》、《张小山小令》、《张小山北曲联乐府》等版本传世。

明朝朱权在其《太和正音谱》中称张可久为“词林之宗匠”，称“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明李开先则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社”。

贯云石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接受汉族文化。善书法，自成一家。诗文亦有一定成就，尤以散曲最著。在他的为人和作品中可以看到元代各族文化互相渗透的情况，他以胄子袭位，仕途本颇顺利，却有飘然世外之志，为人疏放旷达。曾以《芦花被诗》换取渔父芦花被，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贯云石的散曲以写山林逸乐生活与男女恋情为主。作品风格基本上属豪放派，以清俊见长。风格形成与他出身西域武官家庭有关，同时也染上了江南文学清秀媚丽的色彩。他的啸傲山林的作品尤为飘逸俊放，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清江引）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开，就渊明归去来〔殿前欢〕等；他的情词则清新警切，善于学习俗谣俚曲的长处。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妨什么？〔红绣鞋〕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 〔清江引〕等，以白描手法取胜，颇有情致。此外，他也有一些清丽端谨的作品，如《春、夏、秋、冬》〔清江引〕等。

贯云石的散曲在当时最为俊逸当行，歌唱起来，响彻云宵。他与海盐杨梓交好，或说他曾为“海盐腔”的创造和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海盐腔”流传至明代，为“昆腔”的先驱。他还是最早的散曲评论家，曾为《阳春白雪》、《小山乐府》作序，在当时散曲界十分活跃，而且很有影响。

杂剧关汉卿杂剧题材和形式都广泛而多样化，有悲剧，有喜剧，有壮烈的英雄，有恋爱故事，有家庭妇女问题，有官场公案。杂剧题材大多反映现实，生活面非常广阔，真实具体，揭示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对不幸者寄多深厚同情，高度结合思想性与艺术性。　　关汉卿杂剧剧本能根据主题而剪裁取舍，情节安排紧凑，布局引人入胜，主线清晰，节奏紧凑，不全采用大团圆结局的惯例。　　关汉卿杂剧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如窦娥等人物形象均栩栩如生，成功地塑造各种典型人物。　　关汉卿善于驾驭语言，语言风格与题材互相配合，吸收民间文学的土语方言，以及古典诗词的鲜活字词，并加以提炼，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剧中人物的身分性格，又善于烘托渲染，充分表现元剧“本色”。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

散曲关汉卿散曲写男女恋情的作品最多，对妇女心理的刻划细致入微，写离愁别恨则真切动人。关汉卿散曲风格豪放，曲词泼辣风趣；语言通俗而口语化，生动自然，很能表现曲的本色。他喜用白描手法，善于写景，所用比喻，形象生动。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其描写男女爱情生活的剧作，以文采见长，语言典雅，受王实甫影响颇深。其《㑇梅香骗翰林风月》与《迷青琐倩女离魂》两部作品均明显受到《西厢记》的影响，但成就却各有不同。《㑇梅香》可称为元曲的败笔，而《倩女离魂》则堪称杰作。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种种，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学习继承《西厢记》时，采取了两种不同态度：模仿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推论：文学作品只有创新，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中的发展。《㑇梅香》在“套数、出没、宾白全剽《西厢》”，前人作此评价未免过严，但基本符合实际。因为它确实过多地表现出模仿《西厢记》的痕迹，因而终于湮灭于盛开的元曲百花园中。而《倩女离魂》则不同，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西厢记》已有的成就，而是对其作了一些新的发展与开拓，因而成就了作者和作品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