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的主要成就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语言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秋歌》等。

词赋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菩萨蛮》《忆秦娥》等。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唐末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背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

道经
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开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思想
盛唐国力强盛，多数士人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李白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陕西军务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力和粮饷。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这里后，经过治理，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为尽早彻底剿灭农民起义军，明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全面围剿方略（又称“十面埋伏”），并为完成此计划增兵12万，加派饷银 280万两。但孙传庭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因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况且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孙传庭料知他的计划不会被采纳，便着手清点私产，得银两4.8万，并招兵买马，自办围剿所需的人力及资财。当明廷汇集各处上报的招兵募马的数额时，唯独孙传庭的奏疏未送到。素与孙传庭有隙的杨嗣昌于是乘机发难，抱怨朝廷的军法在陕西竟行不通。孙传庭对此上疏申辩道：“让我像其他抚，登记郡县民兵的上，于是对及额，就我先前所报屯兵已满额了。何况还有招募练马步军，数目超过一万，怎么会不遵守部建议。到了一百天的时间，商、洛的讯问保持，我都不敢把。然而让敌人进入商、洛，但我不能抵御，则治臣的罪。如果我住商、洛，而逾期不能够消灭寇贼，事情就一定不是我的错。”

围剿流寇

击败高迎祥

高迎祥进入陕西以后，卢象升部官军齐集河南西部，堵住了高迎祥东出中原的路子，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消灭高迎祥的任务就落到了陕西官军的头上，具体来说是落到了陕西新任巡抚孙传庭的头上。高迎祥进入陕南后，洪承畴与孙传庭进行了工作分工，洪承畴重点对付陕北一带的李自成等部，孙传庭则重点对付高迎祥。高迎祥部退入陕南山区之后，在荒山野岭无处觅食，人饥马乏。为摆脱困境，他决定走小路进攻西安，给官军来一个突然袭击。孙传庭对此早有预料，在闯王必经之路周至县黑水峪设置伏兵，准备以逸击劳。

崇祯九年七月中旬，高迎祥部果然出现在周至黑水峪，进入了孙传庭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四天的激战，此时天降大雨，高迎祥部已经连续多日断粮，人马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大战中渐渐招架不住，官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关键时刻，高迎祥部下乾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叛变。混乱中，叛徒将高迎祥的部卒和坐骑拉走，高迎祥被官军包围无法脱身，只好脱下盔甲藏到草丛里，官军搜山时将其活捉。俘杀高迎祥之后，孙传庭又乘胜在渭南和咸阳北原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时声誉鹊起，威名甚至盖过了总督洪承畴。高迎祥的败亡对农民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两位著名的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向明朝投降。不久蝎子块复叛，被孙传庭安插的武大定杀死。高迎祥是民军中实力最强的，蝎子块则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的，这两人都死于孙传庭之手，这对农民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转战陕豫

孙传庭折衷了兵部“堵截正面，固守商洛”的议定，派重兵扼守商洛一带的战略要地。当大天王率领的民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此时，只有河南民军对明廷仍具威胁。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即“革左五营”）联营广达数十里，待机进逼潼关。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民军主力都在河南，于是率部而东，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民军窘境日甚，不得已向熊文灿请求受降。但自以“主剿”著称的孙传庭未采纳熊文灿的劝阻，执意要进攻民军，最终接到杨嗣昌的手书才停止进攻。民军虽受诏归降，但并未解除武装，而是移兵易阵，伺机进袭商洛一带。孙传庭令部将王文清等率部数战民军，民军余部波迫转移内乡、淅川。

藏书成就

筑书楼于嘉兴南湖之滨的倦圃别业，称“静惕堂”，藏书极富。尤好收集宋、元文集，藏书中宋元古本丰富，有近千种。编撰有《静惕堂书目》（又名《静惕堂藏宋元人集目》），按四部分类编排，所载宋集，自柳开《河东集》以下凡180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115家。辑有丛书《学海类编》，收书431种，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4类，选择较严，不收玄虚、荒诞和已刊之书。史部多稗史，子部多宋、明人实用著作。所刊之书在版心印有“槜李曹氏倦圃藏书”字样。刻宋、元、明各家著作40余种数百卷。著有《流通古书约》1卷，首次提出古书流通法，向藏书家们指出其藏书职责是在于流通，不仅仅是保藏，务必使作者的思想和劳动，不以珍藏秘藏而与世隔绝。缪荃孙说“藏书家能守此法，则单刻为千百化可以不致湮灭，尤为善计”。他的藏书理论，在清代图书、文化界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产生了如弘历、周永年为代表的公共藏书思想和实践。晚年其藏书被纳兰性德购藏。藏书印主要有“曹溶私印”、“白学先生”、“倦圃”、“洁躬”、“槜李曹氏藏书印”、“鉏菜翁”、“槜李曹氏收藏图书记”、“两河使者”、“相赏松石闲意”、“秋岳生”、“曹溶鉴定书画印”等。

文学成就

曹溶长于经济，未竟其用，乃独肆力于文章。家富藏书，工诗、词，其诗源本杜甫苍老之气，一洗妩柔之调，与合肥龚鼎孳齐名，世称龚曹。填词规摹两宋，无明人之弊，浙西词风为之一变，盖浙西词派之先河也。朱彝尊受曹溶影响颇深，少时曾从曹溶游。朱彝尊纂《词综》，即多从其家藏宋人遗集中录出。精鉴别，富书画收藏，亦能书。顺治初，著有《静惕堂诗词集》，另撰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古林金石表》、《刘豫事迹》、《明人小传》、《倦圃莳植记》、《粤游草》、《续献征录》等书。又精于小简，有《静惕堂尺牍》，时称江东独步。其中《明人小传》是自大明洪武（1368）至崇祯（1644）年间，入传三千余人的汇传集，收录人物众多，包含了帝王、忠臣、名士等各阶层人物小传，是学者专家了解明代人物重要的参考工具书。

明瑞最大的战功就是平定回乱和出征缅甸。乾隆三十年（1764年）二月，乌什回为乱，明瑞派副都统观音保前往讨伐，乌什首领小伯克赖黑木图出兵两千与清兵作战，明瑞和副都统观音保将其合围，并最终将其击败。

缅甸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陲云南。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明瑞出征缅甸，率领大军主力部队从永昌、腾越进攻宛顶、木邦，同时派参赞额尔登额为北路军，自猛密攻打老官屯。十二月，明瑞令部分军队从小路进攻，敌军受惊，溃败而逃，俘获俘虏两千余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敌军进攻木邦，副都统珠鲁讷兵败自戕，参赞额尔登额兵出猛密，被阻于老官屯长达数月。明瑞向福建巡抚鄂宁求援，鄂宁拒绝发兵援助。于是明瑞只得孤军奋战，而敌军分别从木邦、老官屯一路夹击。二月，缅军聚集五万兵力，将明瑞军队重重包围，明瑞力战受重伤，自缢身亡。

刘基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

《郁离子》

《覆瓿集》

《写情集》

《犁眉公集》

《春秋明经》

以上均收录于《诚意伯文集》

《卖柑者言》

还有些是后人托名附会的作品：

《百战奇略》

《时务十八策》

后人合编《诚意伯文集》20卷

此外，民间亦有多部与刘伯温有关的小说。当中，有说他经常微服出巡，体察民情。亦有说他很会占卜，常装扮成道士，并著有《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不过，由于刘伯温早在洪武八年就已离世，使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存疑。《烧饼歌》，全文共计一千九百一十二字，用四十余首隐语歌谣组成，是用隐语写成的“预言”歌谣，据卦撰词，从一定的“象数”规律排来，涉及到“象、数、理、占”的入化应用，也是前人“观象玩占”的遗著，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难于理解，视为神撰。

其中的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写作《郁离子》的时候，是在他47-50岁，一生中最鼎盛之际，此前的半生他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后来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子》。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他认为志利忘民，缺乏行义，国家是危险的。刘基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治世的理论基础，主张宽仁之道，认为只要把握好国家的纲纪，刑德，人才，就能治天下。在写作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汤显祖著有《紫箫记》（后改为《紫钗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诗文《玉茗堂四梦》、《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小说《续虞初新志》等。因为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这四部戏都与“梦”有关，所以被合称为“临川四梦”，都以“爱情”为主题。这四部戏中最出色的是《牡丹亭》，写一个女孩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故事。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而《牡丹亭》一问世，便令《西厢记》减色不少。

戏剧《紫箫记》，大约创作于1577年，却因被认为影射时政而辍笔。十年后又改为《紫钗记》。　　1598年弃官返乡后作《还魂记》，即《牡丹亭》，描写了少女杜丽娘与年轻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终。其后柳梦梅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与书生成婚。　　1600年？作《南柯记》。　　1601年？作《邯郸记》。

诗文《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玉茗堂四梦》《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红泉逸草》《问棘邮草》

小说《续虞初新志》

戏曲成就汤显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它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又名“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写作时代可确考外，其余“三梦”都不易确定写作时间，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

其他成就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26岁时刊印第1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未传），第3部诗集名《问棘邮草》。　　汤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牍《答吕姜山》）。他和以沈璟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作家进行了顽强的论争。尤其是作为1602年前后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不仅记述了弋阴腔的演唱情况，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而且对表、导演艺术发表了精辟见解，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体验角色，领会曲意，在生活上和艺术上严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观众。他自己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海盐腔的宜黄班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成了地方戏曲运动的领袖。他还亲自为演员解释曲意，指导排练，“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山东备倭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因病去世，十七岁的戚继光袭任父职，成为登州卫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五年（1546），分工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　　二十七年（1548）至三十一年（1552），奉命率领卫所士兵远戍蓟门（今北京市东北），春去秋归，每年一次。　　二十八年（1549）考中武举，次年进京会试，正逢蒙古俺答汗兵围北京城，戚继光临时守卫京城九门，并两次上书陈守御方略。　　三十二年（1553），被提升为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到任以后，戚继光整顿卫所，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使山东沿海的防务大大改观。

浙江抗倭当时浙江倭患严重，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此后，戚继光多次与倭寇作战，先后取得龙山、岑港、桃渚之战的胜利。实战过程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作战不力，多次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最后得到批准。　　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无意目睹到义乌矿工与永康矿工打架的场面（几万人打架），戚继光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戚继光在义乌招募了近4000人，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就是著名的戚家军。　　三十九年（1560年），戚继光针对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　　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戚继光在台州十三战十三捷，基本平息了浙江的倭患。

岑港之战嘉靖三十六年（1557），浙江巡抚胡宗宪诱捕斩杀了海盗汪直，其党羽三千余人盘据岑港，声称要为汪直报仇。岑港在舟山岛的西面，地形非常复杂，倭寇只留一条小路以便出入，将其余通路一概堵死。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各路官兵进攻岑港，戚继光由左路进攻。倭寇居高临下，明军仰攻很不方便，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岑港久攻不下，明政府认为将官作战不力，撤去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职务，限令一个月内攻克岑港。未至一月，嘉靖便下旨，自总兵官以下，全部戴罪立功。随着期限的临近，戚继光等亲率士卒，奋勇冲锋，倭寇抵挡不住，在一个深夜乘船退出岑港，转移到舟山北面海中的梅山，此后扬帆南下，转寇福建。

龙山所之战龙山所在定海县（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境内，北面濒临大海，是倭船往来必经之道。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倭寇八百多人打到龙山所，戚继光这时新任参将不久，听到消息立刻率军前往。倭寇分成三路猛冲过来，明军纷纷溃退，戚继光见形势危急，连忙跳到一块高石上，一连三箭将三个倭酋射倒，倭寇这才退去。十月，倭寇又在龙山所登陆，戚继光与俞大猷等率军抗击，三战三捷，倭寇乘夜撤退。明军跟踪追击，至雁门岭遇伏，纷纷逃走，倭寇得以乘船出海。两次龙山所之战，戚继光初露锋芒。同时，在此战役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兵无专统，谋不佥同」，有必要训练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　　战后不久，戚继光便连续两次上书，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建议未能及早实现。　　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戚继光第三次提出建议，决定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得到上司同意。到义乌后，戚继光进行了严格的挑选，他制定了严格的要求：凡选入军中之人，以下几等人不可用：在市井里混过的人不能用，喜欢花拳绣腿的人不能用，年过四十的人不能用，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不能用。　　以上尚在其次，更严厉的要求还在下面：（1）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不要；（2）胆子小的人不要；（3）长得白的人不要；（4）性格偏激（偏见执拗）的人也不要。　　而被录取者，还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臂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比较害怕官府。　　最后选定四千多人，编立队伍，分发武器，进行严格的训练。从此，这支军队转战各地，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人称「戚家军」。

台州大捷嘉靖四十年（1561）四、五月间，倭寇大举进犯浙江，船只达数百艘，人数达一两万，骚扰地区达几十处，声势震动远近。其中大股倭寇窜犯宁海、桃渚、新河等地，戚继光确立「大创尽歼」的原则，在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地大败倭寇，先后十三战十三捷，共擒斩倭寇一千四百多人，焚、溺死四千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其它将领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和倭寇交战十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浙江倭患基本平息。由于台州大捷，戚继光被提升为都指挥使，「戚家军」也闻名天下。

福建抗倭福建的倭患也很严重。嘉靖三十九年（1560）后，倭寇由于在浙江受到沉重的打击，在福建的活动更加猖獗，一支筑巢于宁德城外海中的横屿（时人称夺命岛），另一支筑巢于福清的牛田，形势非常危急。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受命入闽剿倭，先后荡平横屿、牛田、林墩三大倭巢，随后回浙江补充兵员。戚继光刚离开后，倭寇就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我们还怕什么！」活动又猖獗起来，攻占兴化府（今福建莆田）城，随后又据平海卫为巢。　　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抵达福建，于平海卫大败倭寇。随后率军解仙游之围，灭山贼吴平于南澳，基本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倭患。

横屿之战横屿是宁德县东北的一个小岛，离岸约有十里，和大陆之间隔着浅滩。涨潮时，海水将岛屿与大陆分开；潮退后，又尽是泥淖。倭寇在岛上结下大营，修筑防御工事，侵占已达三年之久。戚继光为了渡过浅滩，命令士兵铺上干草，随着鼓声向前爬行。到达横屿岸边时，倭寇早已布成阵势，士兵们奋勇冲杀，放火焚烧倭巢，倭寇四处逃窜，明军乘胜追击，斩首三百四十八人，生擒二十九人。残余倭寇向海上逃命，被淹死六百多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过三个时辰。随后，戚继光进军牛田、林墩，铲除了福建的三大倭巢。

平海卫之战铲平福建三大倭寇后，戚继光回浙江补充兵员，倭寇又猖獗起来。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倭寇六千人攻陷兴化府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二月，倭寇退出府城，据莆田东南的平海卫为巢。四月，戚继光率领一万多人到达福建。五月，福建巡抚谭纶命戚家军为中路，刘显为左翼，俞大猷为右翼，向平海卫发动总攻势。倭寇仓皇应战，戚家军用火器猛烈射击，倭寇战马受惊，乱跑乱窜，左右两翼乘势并进，倭寇大败，逃回许家大巢。明军进围敌巢，四面放火，倭寇或被烧死，或被杀死，逃窜者也多坠崖、蹈海而死，共被斩首二千二百一十人。

解仙游之围平海卫之战不久，又有大批倭寇陆续登陆。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倭寇约两万人围攻仙游，城内居民昼夜死守，双方伤亡都很严重。谭纶和戚继光统兵来救，驻扎于仙游城外二十里处，这时戚继光的部下只有六千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宜立即决战。次年一月，换防的军队到达，戚继光进行周密部署后，分道向仙游进军。当时倭寇结为四巢，分别盘据于东、南、西、北四门，中路军直冲倭寇南巢，其它各路配合作战，倭寇丢盔弃甲，全线崩溃，仙游之围得以解除。戚继光这次以寡敌众、大获全胜，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灭山贼吴平吴平是福建南部漳州诏安县梅岭人，他与倭寇勾结，招纳海盗、流氓一万多人，盘踞在梅岭一带。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戚继光攻占梅岭，吴平率部南逃，占据闽广交界的南澳岛，戚继光跟踪追击，将南澳岛封锁起来。十月，戚继光率军在龙眼沙登陆，命人散布劝降檄文，吴平党羽军心动摇，戚家军乘势进攻，大获全胜。吴平伤魂落魄，率领部下遁入森林。月底，戚继光与俞大猷合力进讨，吴平惨遭失败，仅率八百余人乘船逃脱。四十五年（1566），戚继光和俞大猷进剿吴平残部，吴平投海自杀，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

惊人战绩台州花街之战：斩首308颗，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牺牲陈文清等3人。白水洋战斗：我敌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颗，生擒5名倭首，己方牺牲陈四等3人。长沙之战：消灭倭寇3000名。　　横屿岛渡海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名．牺牲陈文彪等13人。　　牛田之战：击溃数上万倭寇（包括假倭和真倭），斩首688颗，己方无一人牺牲。　　林墩之战：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斩首960颗，俘虏26人。己方阵亡90人。　　福清葛塘之：消灭300多名倭寇，斩首150多颗，牺牲20人。　　平海卫战斗：斩首2622颗，己方牺牲金渔等16人。　　仙游之战：击溃10000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斩首498颗，生擒1名，己方牺牲童子明等24人。　　王仓坪战斗：击溃倭寇近万名，斩首177颗，己方无一人阵亡。　　蔡丕岭战斗：击溃倭寇7000余名，杀死1000多名，斩首160多颗．己方牺牲31人。

调镇蓟州东南沿海的倭患虽然平息了，但北边仍然存在鞑靼的威胁，为了加强北边的防务，朝廷决定调戚继光训练边兵。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戚继光奉命北上，到京师不久，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但一些官员议论不休，纷进谗 言，戚继光结果被任命为禁军神机营副将。二年（1568）夏天，由于新任蓟辽保定总督谭纶的推荐，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之军务。当时坐镇蓟州的是总兵郭琥，戚继光来到后，权力不统一，诸将多不听命令。不久郭琥被调走，由戚继光单独负责蓟州防务，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

整顿边防戚继光到蓟镇后，将全部防区划分为十二路，上面设东、西协守，分管东西各路军队。他虽然全权负责蓟州一线的防务，但练兵主张却得不到朝廷的积极支持，于是将精力主要用到了防御工事上。他将旧城墙加高加厚，并修筑了大量空心敌台。敌台修成后，戚继光又设立车营，创立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此期间，因北方士兵纪律散漫，荀且偷安，戚继光请求调浙兵北上，得到朝廷同意。开始只调来浙兵三千，后增到九千，最后增至二万，成为守边的主力。通过戚继光的艰苦努力，北边防务有了很大的改观。

建立车营戚继光到蓟州后不久，即根据北方的地理条件，提出了车、骑、步三军配合作战的策略。敌台修筑完毕后，戚继光便建立七座车营，分别驻守建昌、遵化、昌平等地。每营有重车一百五十六辆，轻车二百五十六辆，步兵四千人，骑兵三千人；每车配备士兵二人，「佛朗机」炮两门。这种战车有八片可以折 叠的屏风，平时平放在车辕上，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最边的两扇可以活动，供步兵出入。作战时，骑兵在前面阻挡敌人，战车在后面排成战斗队形；敌军逼近时，骑兵退入战车阵内，车上的士兵施放火器；火器的威力发出后，步兵从车后冲出；敌人攻势被挫后，骑兵又从车后出击。

抵御鞑靼戚继光镇守蓟州不久，俺答汗就放弃了骚扰政策，与明政府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设立互市于大同、宣府等地，俺答汗则严禁诸部入边劫掠。不过，辽东的图们札萨克图汗（或称土蛮）还经常攻掠边境，朵颜部的董狐狸也不时和明军发生冲突。戚继光积极防御，多次击退董狐狸的进攻，使其保证不再攻扰边塞。万历七年（1579）冬，图们汗带领骑兵四万多人进犯辽东镇，辽东总兵李成梁坚壁清野，朝廷命戚继光出兵声援，图们汗见明军准备充分，只得空手退去。

罢归故里戚继光从东南抗倭到北镇蓟州，上司胡宗宪、谭纶、刘应节、梁梦龙，以及执政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对他的工作都比较支持。尤其是张居正，常把那些作对的官员调开，甚至免除职务，所以戚继光能久镇北边，发挥所长。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死，反对派群起攻击，戚继光也受到牵连。十一年（1583），戚继光被调往广东。 十三年（1585），戚继光被朝廷罢免官职，回到家乡登州。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1588年1月5日），戚继光突然发病，与世长辞。

成就综述文征明的绘画兼善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早年师事沈周，后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頫古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取法赵孟頫、王蒙，布景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这路细笔山水属本色画，具装饰性、抒情味、稚拙感、利家气诸特征，也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

文征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谐和，有“明朝第一”之称。

文征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上评论说：“ 待诏（文征明）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 能品。所书《千字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

文征明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也许仕途坎坷的遭际消磨了他的英年锐气，而大器晚成却使他的风格日趋稳健。文征明是继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的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形成当时吴门地区最大的绘画流派。

绘画成就

初期作品　　文征明初期的作品，可以看见其纤细而精密记忆及有力的组织能力的表现方法。用普通线条的细心描写，不但很精致，一旦使用模糊的效果，在微妙的灰色部分就会生动起来。浓墨通常只作重点式地使用，色彩也就淡多了。这么做的结果，根据画册中的《风雨孤舟图》或米芾风格的《春山烟树图》，就要被归入宋末绘画的样式。然而在同时，这图甚至连《雨余春树图》使用青绿色的古风或《溪山深雪图》的雪景技巧都谈不上。当时活跃于苏州的画家们，尤其是承教于沈周的弟子，封元代大家都有相当的敬慕之意。《仿王蒙山水图》是文征明透过其生活体验，所做的一连串相同主题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在《东林避暑图》中——稍稍大胆地使用沈周的风格——可以看出倪瓒的格调。在纤细的小品《秋山图》里也可看到吴镇的影子；现存于上海的《天平纪游图》（1508年），即是用黄公望的格调。而代表性的《听泉图》里的敏锐和简洁，以及简拙的古风，都比较接近赵孟頫的风格。[此时文征明的山水画有两种比较典型的风格：“粗文”和“细文”。他的粗笔山水主要取法沈周和吴镇，在粗简中表现出层次和韵味；细笔山水则取法于赵孟頫、王蒙，用笔细密，布景繁密。设色多以青绿重彩或间施浅绛绘之，清雅宁静，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文征明性情温和儒雅，尤推崇秀润、细丽、含蓄的画风，作品以细笔山水为主。这与沈周的雄强刚健、粗犷张扬的画风明显不同。收藏界历来有“粗文细沈”之说，他的粗笔山水因数量较少而更受藏家钟爱。

后期作品　　文征明后期作品，将青绿法和浅降法结合运用。文征明的青绿山水有两种，一种是较浓的，另一种是较淡的。前一种作品如《仿赵伯骕后赤壁图》、《春深高树图》、《晓春高树图》等，后一种作品比较多，如《兰亭序》、《雨余春树图》、《浒溪草堂图》等。文征明在青绿山水的设色方面继承了赵孟頫的设色方法，赵孟頫的设色与宋代院画相比，已不是那种浓艳俗气的设色法，他本人也对宋人浓艳的设色方式大加批评，尽管如此，赵孟頫有些精工秀丽的青绿山水中仍有宋代院体画作浓艳的遗风。文征明在青绿山水的设色上可以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宋代院体浓艳俗气的画风，从他的作品来看，文氏巧妙地将青绿法和浅降法融合在一起，使他的作品既清丽雅致，又富有笔墨情趣。文征明是文人画家中非常重视色彩效果的画家，在中国画的设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创了明代青绿山水画的新风格。从现存世的文征明作品来看，以元四家笔墨为主要取法对象的作品非常多，反映出文氏对元人笔墨的偏爱。他的画中并不是单一地运用元四家中某个人的笔法和墨法，而是善于把各家的笔墨、构图以及造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绘画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文征明对于元人笔墨和形式美感的研习是相当深厚的，元四家的各种笔墨特色和造型手法在他的画中得到完美地承继与转化。

书法成就文征明于书法则是博飞专精的典范。文征明的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传为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以及钟繇《宣示》，王献之《十三行》等，又能融入唐人小楷笔法于一炉，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

文征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所写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他在形成这两大类风格之前，同样经历过博采阶段，他不仅搜遍尽可能见到的王羲之法帖，还深入临习过颜真卿《争座位》、《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瀛州帖》、苏东坡《前赤壁赋》（并为此以苏体补书所缺三十六字）、黄山谷《经伏波神祠诗》、《竹枝词》以及米芾、赵孟頫等行书大家的墨迹。有时他也能像祝允明那样，以苏、黄、米等人的笔意书写自己的诗文。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后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

文征明的草书除学二王以及智永小草之外，也学怀素、黄山谷的狂草。最常见的还是前一类小草，且时常融入他的小行书中，狂草作品很少，仅见他分别作于43岁、50岁、51岁的三件作品。43岁应友嘱作《东林避暑图卷题诗》（现藏纽约美术馆）以黄山谷行书、狂草及苏体行书各书诗一首。其中狂草《上巳日独行溪上有怀》十七行，体由山谷及狂素。50岁所作《草书卷》（现藏无锡博物馆）则是学山谷狂草《竹枝词》后有所得而拟其笔意所作。51岁所作《八月六日书事·秋怀七律诗合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则已脱去山谷狂草形骸，直逼怀素神意。此幅与以狂草见长的祝枝山相比，毫不逊色。李登在此卷后跋云：书家拟仿，虽极品皆可致力，所谓步步趋趋，惟草圣如颠素不可拟仿，何？危波以纵逸。而以拟仿，神先乖隔。故能逼真，所谓飘逸绝尘而膛乎其后者也。

文征明的隶书作品不多，但他颇为自得。主要学钟繇、梁鹄等。他有时以隶书作跋，如《跋范庵石湖诗卷》、《跋康里子山书李白诗》等；也常作四体千字文（正、草、隶、篆）；有时以大字隶书作引首。他的大字隶书与小字隶书大异其趣。 此外，他曾集汉隶书写《汉隶韵要》（祝允明校韵，国家图书馆藏）可见他于隶书用功之勤，推广此体也不遗余力。文征明的隶书虽不是他最擅长的书体，却也是明代隶书风格的典型，恐怕与此举不无关系。文征明的篆书与其他书体相比算是弱项。但在写篆书风气沉寂的明代，他的篆书仍是相当难得而珍贵的。《艺苑巵言》由于文征明常书千字文作日课，故其篆书自有相当的基本功力。

文嘉《先君行略》曾云：“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论者的公博学，诗、词、文章、书、画，虽与赵同，而出处纯正，若或过之。”由此可知文徵征明不但诗文书画皆绝，而且于书法一门亦篆隶正行草皆擅，比他的前辈师友吴、王、李、沈、祝等更多能于篆隶两体。因此，他能继祝允明之后主盟吴门书派。

诗歌成就文征明前期为“东庄十友”与“吴中四才子”之一，后期又“主风雅数十年”。文诗宗宋与宗中晚唐，融各家之所长，如陆诗之工整、苏诗之文人意趣、白诗之雅致、柳诗之幽深等。于此之外，文征明自身的性格、趣尚融化于诗中，形成了“雅饬之中，时饶逸韵”的诗风。

其一，雅饬之中，文诗的“雅”，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诗在结构和辞句上的安排，亦偏雅化。在文诗中，其结构严谨，句式工整，体现了整饬的特点。征明曾学陆游，二者诗中均喜用对偶句。在文诗中，对偶句比比皆是，其常用的对偶句有四类：数字对、叠字对、色彩对和人地名对。

其二，“逸韵”诗风 ，文诗中的“逸韵”主要体现在隐逸之情和飘逸之美。文征明有浓厚的隐逸情结，自然在诗中有所流露。而其隐逸情怀的超凡脱俗，尤使其诗表现出飘逸的神采。再者文征明的雅致和隐逸情怀使其诗脱离尘俗，染上一缕不食人间烟火之气。其部分诗作写得飘逸洒脱。如《醉仙图》。

综上，文征明诗风既“雅饬”，亦饶“逸韵”，吴中地域特色鲜明，充满“雅”之气息，与当时吴中“俚俗”诗歌形成鲜明反差。受吴中俗文化的影响，文征明亦作有极少量带有俚俗特点的诗歌，但雅致诗歌占绝对主导地位。文诗取盛唐之下，依照当时七子派的标准，文诗格调不高，而其部分诗作体现出来的飘逸奔放之气，使其诗摆脱了柔靡的格调，只是所占比例不大；同时，文诗不能纯粹以七子派的标准来衡量，需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自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富余藏书文征明家藏书籍、书画极富，真赝纵横。收藏的古籍中，善本较多，宋刻本有《周易》《资治通鉴》《洪氏集验方》《冲虚至德真经》《杜工部草堂诗笺》《白氏文集》等10数种，近千卷。其藏书楼名众多，今从其藏书印知道有“玉兰堂”、“辛夷馆”、“翠竹斋”、“梅花书屋”、“梅溪精舍”、“玉盘山房”、“烟条馆”、“悟言室”、“清白堂”、“归来堂”等。藏书印章还有“竺坞”、“悟言室”、“江左”、“停云”等。卒后，其子文彭、文嘉，皆能保藏其书籍和书画。

思想主张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囧“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个人作品方孝孺说，他是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而终身不知其非者”而作(《逊志斋集》卷六)。可见《越巫》是作者有感于明初“好诞”“好夸”的不良风尚，作之以为世戒的警世振俗之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惯于装神弄鬼的越巫，被恶少装鬼而吓死的故事，鞭挞了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的越巫之流；也形象地揭示了骗人者始则害人、终则害己这一古训。叙事生动而简洁，立意正大而警策，作者虽不加议论褒贬，但倾向鲜明，让人领悟妄人欺人者“不自知其非”的可悲。这在“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的封建社会，具有警世作用。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由于永乐中凡藏有他文章的俱遭死罪，留传于世的诗文是由后人辑录的，因此其中难免杂有他人之作。据《南濠诗话》记载，《勉学》24首是陈子平作，《渔樵》1首为杨孟载作，《牧牛图》为元人诗。

杨继盛担任狄道（今甘肃临洮）典史时，他的创书院、置学田，开煤山、肃褐市以及疏园圃、核户籍等举措，开拓了狄道吏治和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1、创书院、置学田：狄道为汉、藏、回等民族杂居之处，其子“西番回子，俱习番经，通不读儒书”。杨继盛到任后，一改往昔谪官多静坐不理县事的习俗，决定从教育入手，以改变狄道文化落后的局面。 他首先解决了府县生员的学习之所，将门生贽礼并俸资所余，于东山超然台盖书院一区。其次，又在圆通寺设馆，募番、汉童生读书者百余人，聘教读二人指导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取得了教育的初步成效，“各生俱知揖让、敬长上，出入循礼，其资质可进者三十余人。其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礼，弃番教，举忻忻然…。”

为解决府县生员的生活问题，杨继盛多方筹措款项，购置学田二千亩。款项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筹部分，包括所得俸银并“鬻所乘马，出妇服装”的收入；二是清查户籍后的余粮，经请示上级后留用以置地。所购得的这些学田，一千亩由生员分种，一千亩佃种于人，收成用于诸生婚丧祭的补助或遇年荒时分用。

杨继盛创书院、置学田，为临洮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他的付出在他身后得到了回报，迤明以降，考诸陇上进士名录，临洮人氏多列其中，此皆杨继盛开创之功。

2、开煤山、肃褐市：狄道县西南80里有煤山。煤山地居锁林峡（即今黑甸峡），有两处可供采煤，一处在陕西，一处在地竺寺前。烧柴的供应主要靠藏民贩运，价格高于县城。县府多次派员与藏民协商未果，最直接是煤山开采后，将触动藏民的实际利益。

杨继盛了解情况后，利用自己的声望，主动请命前往疏通。他与同去的四人“到则先摄之以威，次惠之以赏，由是煤利以开”，方便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结褐”是边民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嘉靖时，吏治已坏，官吏承差和书吏动辄巧取豪夺，或减价和卖，或以杂物易换，致使织褐者不得其价。一些以织褐为生的家庭，生活得不到保障，“故有号泣于道者，有求死于河者，”这种流弊为害甚烈。

杨继盛为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公出告示禁止公差人员购褐，由上司定价后交给县府办理，以杜绝公差减价易换的舞弊行为。过了一段时间，巡按派人到狄道购褐，杨继盛不留情面，将差人拘禁起来，后经府掌印官说情才罢休。这件事情在官府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各上司再也不敢派人来购褐了，百姓的收入也因此增加。

3、及疏园圃、核户籍：黄河的主要支流—洮河，流经狄道县境，经多年沉积，形成了自南而北的狭长谷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狄道城西一带，多年来以种蔬菜为主，各户的园圃也连成一片，从而为县民生活提供保障。但多年的灌溉导致水渠的淤塞，蔬菜的产量逐年下降。杨继盛及时招募各园户予以疏通，使其得以恢复往年的规模，灌溉面积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狄道县征收粮草，没有正规的官府文册，只有书手的旧簿相传。征收粮草仍以旧簿为准，导致了“富者实减而贫者反增富者纳轻而贫者反重”的严重后果。为扭转这一局面，杨继盛将掌管私簿的手书召集起来，先算各户的总数，次算一县的总数，往日的弊端便暴露无遗，粮草数量比原来反而多出30石。杨继盛在确查的基础上，将应征粮草的轻重分为三等，按各户拥有的土地均摊，使从前游移于其间而得利者无隙可乘。

户籍核查多出的30石粮草，杨继盛并没有隐瞒，而是如实上报。经过请示上司批准，这些多余的粮食用于购置学地。他的意义不仅在于此事本身，而在于它即解决了府县生员的后顾之忧，使狄道的吏治有迹可循，也使它的教育事业得到有力支持。

法规制度

海瑞曾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兴革条例》，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

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之后，立即颁布《督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或许仍须稍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 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数目之内。

海瑞在应天推行一条鞭法：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把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征收。原来按丁户征役的办法一并改为摊入田亩。在对待契约问题上，海瑞不顾明代法律规定与当时的国情，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因为当时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致使法律的执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海瑞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清廉作风

海瑞的清廉，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公开贴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然后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

断案技巧

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在争产业的案件中，“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在争言貌的案件中，“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拥立南明

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之后，张煌言先是跟钱肃乐率领义军，驰骋宁绍，转战浙东打击清军。以后又与郑成功所率的军队在天台会师。鲁王到达绍兴，开始主持浙东反清事宜，26岁的张煌言以赐进士出身的身份，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兵科给事中等职。

此时，福建的郑氏地方势力也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另一个小朝廷，建号“隆武”。于是，在东南沿海便有了两个并立的小朝廷，这就决定了抗清力量无法统一、合作，反形成互相牵制、抵消的局面。

三入长江

1647年（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四月，任职左都御史的张煌言奉鲁王命监张名振军，他率战舰浮海至崇明，一度登陆，但不幸为飓风所袭失败，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后逃出，这是他首次指挥义军作战。1648年（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张煌言参加义军恢复宁波失败，便率军至上虞县平冈结寨固守，并一度联合其他义军对清军发动进攻，焚上虞、破新昌，逐渐成为浙东人民抗清的一面旗帜。1651年（清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义军拥奉鲁王在舟山重建行在，八月，鲁王封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军务的张名振和张煌言奉鲁王率大军从海上进攻崇明，获初胜，但根据地舟山却因防守空虚，被清军袭破，二张匆匆回军，已回天乏力，只能保护鲁王撤至福建，已向云南永历帝称臣并承认永历帝为正统的郑成功，将鲁王安置于金门岛。张煌言主动与郑成功交好，两位抗清战士结下深厚友谊。

1653年（清顺治十年，永历七年），张煌言随张名振又一次攻入崇明，第二年正月，二张率大军溯长江西上，军容严整，震动大江两岸，一度扬威镇江金山，因湖湘各处的永历帝军队发生变故，二张无法前进，只能拚死突破敌人长江防线退回崇明。四月，二张听说清军据守的南京空虚，遂又率军西上，郑成功亦助兵2万，这一次西征又因为军事上失利，被迫退回已光复的舟山岛，张煌言随后又到达闽北秦川岛驻兵。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永历帝派使臣到达福建厦门，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张煌言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负责浙江军事。不久，两位抗清英雄联手上演了一场在抗清斗争中足以彪炳千秋的壮烈史剧。

攻打南京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五月，郑成功率水陆大军17万人，在舟山会合了张煌言所部6000人，自崇明口入长江，开始了向清军的进攻。在这场战役中，张煌言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

还在大军刚到长江口时，张煌言就建议郑成功先占领崇明全岛作为后方根本。这是他多次进长江的经验，可惜郑成功未采纳，郑氏主张全军西。六月十七日，张煌言攻入瓜洲，在军事会议上，他建议大军先取镇江，自己率水军进攻南京观音门，掩护郑成功在镇江城下的军事行动。是月，张煌言部西上，仪征、六合的清军如惊弓之鸟，而广大人民则热烈拥戴张煌言的大军。义军到达观音门江面，企盼郑成功从陆上会师进攻南京。时据守南京的清江南总督郎廷佐因城内实力不济，异常恐慌。

但郑成功不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而是依旧坐船惯慢地西上。张煌言在南京江面空等了两天，不见大军到来。此时，清军乘机加强了南京的防务，他们侦知张煌言孤军在浦口，想趁郑成功大军未到时击破张煌言军，入夜，清军80艘快船偷袭张煌言水军，两军接战，义军奋勇杀敌，打败清军，第二天凌晨，7名义军战士还克复了江浦城。

克复芜湖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张煌言收复芜湖，遂即于该城驻节，并分四路军攻取溧阳至广德、池州、和州、宁国，并以郑成功名义发布檄告，号召各地“归正反邪，端在今日”，“先机者有不次之赏，后至者有不测之诛”。一时皖南、苏南大为震动。

此时，张煌言派往各地的军队进展十分顺利，旬月之间，连克皖南的太平、宁国、池州、徽州、无为、和州及苏南的高淳、溧阳、溧水等城池，共计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部下水陆大军发展到数万人，湘赣鲁豫亦为之震动，忠勇之士纷纷输款欲投效力，这是张煌言抗清事业的辉煌顶点。而清廷也开始慌张起来，除征调大军南下镇压以外，顺治皇帝也开始筹划是否要“御驾亲征”。不幸，此时郑成功的大军却在南京城下战败，使郑成功、张煌言共同创造的大好抗清局面功败垂成。

郑成功大军一撤，张煌言孤军悬于芜湖一带，使得清军能够集中力量回过头来对付他。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三月，张煌言率兵进入闽北的沙埕，打算与郑成功再度会师。但是郑成功的主力全力收复台湾。

政治成就进入仕途之初，李东阳升迁很不顺利，基本上是九年任满一迁，而且做了很长时间的侍讲学士，却仍没有参与经筵和日讲等活动，这是因为李东阳“以貌寝，好诙谐，不为时宰所重”以至于“士论哗然不平”。但是李东阳年轻时对此毫不在意，表现出宽阔的心禅和难得的政治成熟。

李东阳秉政以后，虽然贵为内阁大学士，又“以文章领袖缙绅”，但他平易近人广交朋友“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论艺，绝口不及势力。”

可见李东阳在政治人更多采取的忍让的态度，不管和士林还是宦官、外戚等都相处都还算不错，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个人主张，特别是在正德年间被世人讥为“伴食宰相”。

文学成就李东阳“天资英迈，读书一目数十行下，辄成诵不忘。少入翰林，即负文学重名。”但是李东阳很谦逊“然恒持谦冲，未尝以才智先人。”

李东阳主持文坛数十年之人，其为诗文典雅工丽，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又工篆书、隶书。著有《怀麓堂稿》、《怀麓堂诗话》、《燕对录》等。后有清人辑编《怀麓堂集》和《怀麓堂全集》等。

文学方面，李东阳主要有三点主张：一、主张学古，反对模仿。二、言由心生，诗文真情。三、知言养气，文主于气。

书法成就李东阳长于篆、隶、楷、行、草书，于篆隶造诣尤高。他是明初台阁体书法向明中期吴门书法过渡期间的书法家。李东阳的书法已摆脱明初台阁体的束缚，对明中期书风起承先启后的作用。有书法大家赞道李东阳“长沙公大草，中古绝技也！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癌，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渣滓以出。”代表作品有篆书《怀素自叙帖引首》、楷书《邃庵铭》、行草书《自书诗卷》等。

文学

诗词：《赴广西别甥彭云路》、《游七星岩偶成》、《庐山歌》、《藤县即事》、《窦家寨》、《桑》等。

著作：《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丁丑封事》、《文毅集》、《春雨杂述》、《天潢玉牒》，后人辑有《解文毅公集》。

总裁：《太祖实录》、《古今列女传》。

主持编纂：《永乐大典》。

解缙才气横溢，下笔不能自休，尤工五言诗，现存诗五百余首。他的古体歌行气势奔放，想象丰富，逼似李白，而律诗绝句，亦近唐人。解缙之文章雅劲奇古，极具个性特色，政论文直抒胸臆，气势充沛，人物传记叙事简洁，描摹生动。邹元标赞其曰：“义节千秋壮，文章百代尊。”解缙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亲自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被学术界称为“辑佚古书的渊薮”，《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其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书法

解缙擅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用笔之精妙，出人意表，其草书开晚明狂草先河，明吴宽《匏翁家藏集》称：“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公为首，下笔圆滑纯熟。”其草书开明朝狂草先河明何乔远《名山藏》曰：“缙学书得法于危素、周伯琦。其书傲让相缀，神气自倍。”墨迹有《自书诗卷》、《书唐人诗》、《游七星岩诗》、《宋赵恒殿试佚事》等。

《自书诗卷》是解缙在广西、交阯为官期间所作，作品创作于永乐八年（1410年），时解缙四十二岁，恰从遥远的边陲入京奏事，之后不久即被陷入狱，五年后惨死，曾经清安岐、乾隆、嘉庆、宣统御府收藏。此卷书法纵横超逸，奔放洒脱， 点划出规入矩，绝无草率牵强处。章法经营尤见匠心，全篇一气呵成，神气自备，显示出解缙驾御长卷游刃有余的不凡功力。从卷末自识中流露出解缙本人对此卷也是颇为得意的。

《游七星岩诗》纵22.8厘米，横61.2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曾经朱之赤、安岐、乾隆御府、顾崧、潘厚、伍俪甫、张珩等鉴藏，上钤诸家鉴藏印记共16方。诗见于解缙《文毅集》卷五";题临桂七星岩";，此作书于永乐六年（1408年），时解缙40岁。其书艺臻至成熟自化，笔墨奔放，傲让相缀而意向谨严。

解缙《宋赵恒殿试佚事》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卷前三行略显拘谨，自第四行起，渐趋流畅奔放。运笔矫健劲拔，锋颖多变，顿挫 圆转，挥洒自若。其用墨浓而干，墨色黝黑如漆，墨韵飞动，更添风采。解缙的草书，在书法史上负有盛名，与明初三宋（宋克、宋广、宋璲）并驾齐驱。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袁了凡在许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

1.博学多才、涉足极广　　袁了凡在佛学、农业、民生、水利、医学、音乐、几何、数术、教育、军事、历法和太乙六壬奇门“三式”绝学等，“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　　袁了凡是“文理全才”的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学家及历法学家。譬如，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46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共150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袁了凡善于总结。譬如，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明朝末年，是嘉善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如在万历年间，嘉善有状元国相钱士升、名臣魏大中等进士29人，占明清两朝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嘉善是全国26个巍科大县之一，这也与袁了凡等人在教育上的贡献分不开。

2.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　　明朝末年，江南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为了教化民众，将劝善惩恶的诸多事例刊刻成“善书”，通过小说、说唱而流行于民间，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通俗的形式将“民众的道德”具体化。　　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袁了凡的言行经历对善书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劝善是全书的重点和宗旨，“积善篇”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它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　　袁了凡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了指导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与另一位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是万历十四年(1586)的同科进士，两人情趣相投，常探讨修德行义之举，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袁了凡极为赏识陈龙正，称赞他“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崇祯年间，陈龙正在嘉善倡举同善会，崇祯十四年(1641)又建立同善会馆，作为经办善业的常设机构和公所。同善会馆是江南最早兴起的民办慈善组织，是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雏形，成为后来风行全国的乡村社会团体，引发了清代民间力量组织介入慈善机构的浪潮，具有重大意义。

3.功过格的积极实践者　　功过格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它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工具。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袁了凡提倡以记“功过格”的方法，“隐恶扬善”、“迁善改过”，进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袁了凡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强调个人改变命运的力量，用善书来鼓动社会流动和提升社会地位，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的言行经历对后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界，在日、韩、美、澳以及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袁了凡享有极高的声誉，目前有几十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是，国内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前我们不注重到那些对社会对民间有影响的思想。袁了凡在当时社会里巷皆知，在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转变模式，去研究那些真正影响老百姓的思想！袁了凡应当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重重的一笔，用专门的著作来写！”

理学丘濬的思想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礼教以及独特性的思想如科学观、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

丘濬是明代实学开创者，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

丘濬一生功业在著述。其著作如林，总数超过二十多种。主要著作包括《大学衍义补》、诗文汇集《琼台会稿》、《朱子学的》等在内，计有三万多卷。《四库全书》收录琼人著作不过12种（包括存目），其中就有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等5种。

史学丘濬当过史官，并编撰过多部史学著作，其史学著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一种是私修史书，包括《续修通鉴纲目》、《世史正纲》三十二卷（成书于成化十七年）、《平定交南录》一卷等。其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个方面。

到修撰《英宗实录》，有人说对于于谦之死应该按不轨判罪来记载，丘濬说：“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他如此主持正义。

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三·丘文庄》云：“ 丘文庄公濬 ，著《世史正纲》，持论严正。”由于丘濬对文化的突出贡献，被史学界称之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政治丘濬以政治家见称于史他一生仕途顺畅，官至卿相，且著书立说，为世人敬仰。

丘濬于景泰五年（1454年）获进士，一生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要职，弘治七年（1494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

史载他七岁时写的《五指参天》一诗，显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

经济丘濬具有独特的经济思想，他的《大学衍义补》首开经济思想，革新了以明理学为主导的思想，引赴了务实浪潮。《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经济治国思想集大成者之作。

丘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是明代中叶的重要经济思想家，具有极为丰富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这集中于《大学衍义补》一书中。

文学丘濬虽以政治家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

诗文丘濬一生，“诗文满天下”。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称他：“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一部《琼台诗文会稿》，全书24卷，洋洋30多万言，被清初学者焦映汉称其“炳若日星，垂诸史册，以继往而开来可也！”

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剧作鲜为人知的是，丘濬还是一名剧作家，曾写了《伍伦全备忠孝记》（简称《伍伦记》）、《举鼎记》、《投笔记》、《罗囊记》和《龙泉记》，但《罗囊记》和《龙泉记》已经失传。传奇《伍伦全备忠孝记》是明初剧坛“沉滞期”后第一部作品 。

据《琼剧志》介绍，明末清初，有人将丘濬的《投笔记》和《罗囊记》改编为方言土语唱本，在青楼唱演；琼州木偶班，也曾用土戏腔调演出。清代咸丰六年（1856年），有人在府城西门创办“鼓城楼剧本承印社”，丘濬的剧本《投笔记》也在印刷之列。

丘濬很喜欢戏曲，相传有一次他奉命南巡时，在江浙等地观看了海盐、余姚、昆山和弋阳四大声腔为主的南戏，大开眼界之余，回京还向成化皇帝朱见深说起四大声腔的演出盛况。朱见深听后大喜：“江南犹有如此绝艺，朕未闻也。”于是下旨让四大声腔进京演出。

教育明成化八年（1427年），大学士丘濬自己花钱在府学宫（旧址位于海口府城文庄路的琼山中学校园内）明伦堂后面修建了一间石屋，用来收藏他从京师带回送给府学的各种典籍。据说，海南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读书学习。

政治成就徐有贞是宣德八年（1433年）癸丑科进士，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考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他在景泰末年参与策划了夺门之变，使得明英宗成功复辟，并因此成为内阁首辅，还获得武功伯的爵位。明朝律法明文规定，文臣无军功不得封爵。因此终明一代，获有封爵的文臣屈指可数。而徐有贞以武功伯的爵位，担任内阁首辅，堪称明代内阁官爵最高的官员。

水利成就明朝自永乐年间定都北京后，为满足边防和京都消费，每年漕粮不下数百万石，南粮北运使运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明朝运河可分为三部分：清口至扬州之间，以宝应、高邮等湖为主体构成江淮运河；济宁至清口之间，借黄为运，以黄河为运道；济宁至天津之间的会通河故道。其中，济宁至清口之间的运河，以黄河兼运河之道，常因黄河决堤而淤塞。终明一代，河槽问题一直困扰其始终。

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黄河决口淤塞了济宁至清口之间的一段运河河道，具体位置在张秋、沙湾一带。明廷先后派遣工部尚书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治理河患，但“凡七年，皆绩弗成”。景泰四年（1453年），徐有贞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前往山东治河。他鉴于以往的治河失败，在上任之前特地向尚书王涞寻求决策。王涞建议其“分水势，寻水源”。徐有贞上任后，因“方冬月，水暴涨”，并不急于动工治理，而是停工休整，一来趁机考察水利，二来修整治河队伍。徐有贞经过初步勘察，草拟了治河计划，并上疏朝廷，即治黄史上著名的《言沙湾治河三策疏》。其具体方案如下：造水门、开分河、挑深运河。他借鉴历史上的治黄经验，采取以疏为主的方针，改良了汉朝王景的制水闸之法，采取“置门于水而实其底，令高常水五尺”的办法，根据水的流量来控制水流，既保证了运河通航所需要的水位，也调节了水大而引起的溃决之患。而开分河，也是建立在疏导基础之上的。“黄河之势大，故恒冲决”、“运河之势小，故恒乾浅”。有鉴于两河的水势矛盾，徐有贞采取“分黄河水合运河”的办法，在黄河地形水势较合理的地段，挖渠开河疏导入运河。同时，他并未忽视内陆河水的治理，将内陆的河水开渠引入运河，并且设立通源闸水闸，节制水流流量，将黄河水势大的危害化害为利。此外，徐有贞还在分河基础上设立九堰，拦截水流、巩固堤防。治理黄河不仅要利用和治理外部环境，内部运河治理也不容忽视。运河内部河沙淤塞，造成了运河河道提高，从而导致“取水难，走水易”，徐有贞根据这个情况，顺势提出第三个治河策略——挑深运河。这个策略着眼于从运河本身来解决张秋一带运河水量不畅的情况。徐有贞经过数年苦心经营，终于平息了沙湾决河之患。他的治河三策采用了疏、塞、浚并举的方法，具体就是引黄入河、堵塞沙湾决口和疏浚运河内部所积淤泥。其中，引黄入河是治河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既解决了黄河溃决问题，也解决了运河漕运水量不畅阻碍航运的问题。

书法成就徐有贞善书法，长于行草，小行书尤为精妙，下笔尖峭，捺笔重按，间露章草遗意，笔法瘦劲豪放，得怀素、米芾神韵，力求变化，自成风貌。明朱谋垔的《续书史会要》评其“书法古雅，名重当时”。清顾复评其书云：“武功早年书学褚，有不胜绮罗之态。中年学王，出规入矩，古色苍然。晚年豪放纵逸，谓之学怀素，又谓之学元章。”徐有贞是对吴门书派崛起具有先导作用的重要书家，在书法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其弟子吴宽、外孙祝允明均受其亲自指教、提携，皆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坛人物。明代李诩曾见过徐有贞早年墨迹，认为其字画“甚是遒美”，将他誉为“吴中艺林冠冕”。

明人赵宧光在《寒山帚谈》中曾说：“此法（指大字署书）不传而流落后世，带草则武功得之。”他还极力称赞徐有贞书写的“文正义泽”和“生幼堂”等。由此可见，徐有贞还善于书写带草的大字，可惜今不多见。而徐有贞的书法真正受到世人好评的还是他的草书。王世贞在所著《艺苑卮言》中说：“徐有贞于书少所不窥，能诗歌，善行草，得长沙素师、米襄阳风，如剑客醉舞，僛僛中有侠气。”

刻书作品

凌濛初为代表的凌家为江南刻书名家，所刻书有双色、多色套印，与湖州闵家齐名于世。刻书重于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有《孟浩然诗集》、《孟东野集》、《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虬髯客传》、《东坡书传》等，多达20余种。

文学作品

作为文学家，凌濛初一生著述极丰。有杂剧《虬髯翁》、《颠倒姻缘》、《北红拂》等13种；传奇《衫襟记》、《合剑记》、《雪荷记》3种；经学和史学著作《圣门传诗嫡冢》、《诗经人物考》、《左传合鲭》、《倪思史汉异同补评》、《战国策概》等；文艺评论著作有《西厢记五本解证》、《南音之籁》、《燕筑讴》等；其它还有《赢腾三札》、《荡栉后录》、《国门集》、《国门乙集》、《鸡讲斋诗文》、《已编蠹涏》、《东坡禅喜集》、《合评选诗》、《陶韦合集》、《惑溺供》等。

代表作品

《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两书，简称“二拍”。《拍案惊奇》 《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两书各40卷，其中“二刻”第23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二刻”的第40卷则是杂剧《宋公明闹元宵》。因此，“二拍”实有小说78篇。

“二拍”共收拟话本小说78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的创作，同时寓有劝惩之意。小说取材十分广泛，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描写了明代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有许多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黑暗，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明代晚期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凌潆初也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最多的一个作家。

明代抱瓮老人（真名不详）鉴于“三言”、“二拍”卷帙浩繁，不易购得，且良莠不齐，故选出其中佳作四十篇编成《今古奇观》，大获当时读者的欢迎。

中兴曹溪

曹溪，禅宗南宗别号。以六祖慧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韶州（今广东省曲江县）曹溪宝林寺的建立，是在南北朝梁武帝天监三年（公元504年）。经过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军事战乱，到了唐初，宝林寺近于毁废。六祖慧能剃度后再次回到韶州曹溪，住持宝林寺，对宝林寺进行大规模扩建，使得其香火鼎盛。至明末，这座唐朝著名的禅宗道场，已经破落不堪。修行的僧人们不守戒律，饮酒食肉，经营生产。憨山德清有感于曹溪祖庭的败落，着手进行整治，历经一年，使大鉴之道，有勃然中兴之势，被尊为曹溪中兴祖师。

佛学主张

修心

关于德清的佛学思想，吴应宾在其《憨山大师塔铭》中曾说，德清有与圭峰宗密、觉范和延寿诸家相似之处，在法界观上似宗密，在文字禅方面似觉范，在以心为宗方面似延寿，可见其思想，并不拘于一家。

德清是临济系统内的禅僧，在禅学观上，德清坚持原禅的一些基本观点，他论为人人自心光明圆满，各各现成，不欠毫发，众生因为无始劫来的爱根种子造成的深厚妄想，障蔽了这个妙明之心，得不到真实受用，一心只在妄想世界里做活计，流浪生死。只要一念顿歇妄念，就能彻见自心，清净本然了无一物，这就叫悟。他强调，所谓修，所谓悟，都是修此心，悟此心，不是离开自心而别有可修可悟者。

德清进一步证明为什么只需修此心，悟此心，他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佛法只是解说这八个字。心外无法，心外无事，所以，“除此一心，无片事可得”（《示蕲阳宗远庵归宗常公》，《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七）。所谓事法，只是识所变现，识只是心迷而有，已经失去真如之名，推究自心，则了无可得之处。

德清认为，本质上禅宗向上一路，直指自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无需修行，而处处都真，平常生活，都见法身，“江光水色，鸟语潮音，皆演般若实相；晨钟暮鼓，送往迎来，皆空生晏坐石室见法身时也。”（《示灵州镜上人》，同上卷三）不但无修，也无知解，无文字般若，要将从前知解，尽情脱去，一点知见都用不着，要将文言字句，全都去除。“所读之般若，又岂有文言字句，寄于齿颊之端耶？”（同上）这却是与紫柏真可有些差异的。但是，末法时代，“吾人积劫习染坚固，我爱根深难拔。”（《答郑琨岩中丞》，同上卷一）所以不可能像祖师那样的直指，学人不能顿悟，而有参禅提话头之说，但祖师们并未有公案话头之类。德清并不反对参话头，他只是指出，参话头不是在公案话头、文字语句上下功夫，要的是参究自己，而禅界学人，却”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话头上求，求来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说悟了……如此参禅，岂不瞎却天下后世人眼睛？”（《示参禅切要》，同上卷六）德清强调参禅要下疑情，有怀疑精神，他非常推崇“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这一原则，疑情破处便是悟。参禅又要有大勇猛力，大精进力，大忍辱力，决不能思前算后，决不能怯弱。

融净

德清的净土思想，是自心净土，他说：“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邦，又何以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示优婆塞结念佛社》，同上卷二）这就是与净土宗所讲的西方净土有所区别，实际上以禅的思想加入并改造净土宗，如果从禅净合一的角度分析，是以禅为主而融入净土，这与袾宏所讲的西方净土有些区别，但在实际操作上，则又是讲他利的。

修行

净土法门的具体修行方法，德清弘传的是念佛，他在雷州时，就向不能进修自度的人传授念佛三昧，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或念三五千声，或念一万声，早晚如此。

德清又从话头禅的角度，把参禅和念佛结合起来，参话头只要参这个念佛，“只是心心不忘佛号，即此便是话头。”（《答德王问》，同上卷十）就是单提一声阿弥陀佛作为话头，下个疑情，审问这念佛的是谁，再提再审，审之又审，看看这念佛的究竟是谁，这样一切杂念当下顿断，不容再起。

德清不只主张禅净融合，也讲禅教融合，三教融合。关于禅教，德清认为达摩虽讲禅是教外别传的，其实他也是以教来印证禅的，可见教禅本无二致。禅宗中虽然也有超佛越祖之谈，但实际上也是要人成佛作祖去的，而要成佛作祖，必须要遵照佛祖的言教而行。舍教而习禅，“是舍规矩而求方圆也”（《示六如坤公》，同上卷八）。

三教融合

关于三教，德清花了很多篇幅来说明三教的融合，他有一句名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学要》，同上卷三十九）这三者缺一不可，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全无而称之为人者，则是貌似人而已。

憨山有关三教之会通，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论述，见于所著《观老庄影响论》一篇中。三教之间，特别是儒佛之间，德清也提出了许多融合的根据，最根本的，儒家讲忠讲孝，德清则讲佛教也讲忠孝的：“出家人宁可上负佛祖，下负我憨山老人，不可自负，不可负君，不可负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