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景熙的个人成就

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政治

抨击程朱理学

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且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诗文多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响较深。晚年颇好史学，据历代正史纂《藏书》，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李贽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抨击，对儒家经典的《六经》、《论语》、《孟子》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这些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这些著作是当时懵懂弟子，迂阔门徒随笔记录，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之药石，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

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时代，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人人都是圣人，没必要一定要去学孔子。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一种丑态了。

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还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

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

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

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民本思想

虽然孟子早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主张，当在历代统治者中，实际均未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而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更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李贽将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

经济

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文化

文学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认识论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理本论到心本论的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心学之上的先验论，主“生知”说。《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皆可以为圣”。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历史观

反对历史保守主义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社会

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他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标准，李贽编写了《藏书》和《续藏书》，用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提倡人类平等

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

提倡婚姻自由

李贽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尊重妇女

李贽反对歧视妇女，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

宗教态度

李贽自序中说自己“幼年不信道和仙释，老年信真佛。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李贽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关于落发为僧，在《与曾继泉》一文中，李贽写道：“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李贽视念佛往生西方是真实的，十分推崇净土，他在觎音问)中说：“念佛者，念阿弥陀佛也。当时释迦金口称赞有阿弥陀佛也。当时释迦金口称赞有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国土，专一接引念佛众生。”又说道：”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可见，李贽以往生为归，并不排斥他力作用。《豫约》中认为：”夫念佛者，欲见西方弥陀也。见阿弥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无别有西方生也。见性者，见自性阿弥陀佛也，见自性弥陀了，即是成佛了，亦无别有佛可成也”。

后七子社的前身是“刑部诗社”。嘉靖二十三年（1544），临海（今属浙江）人王宗沐、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袁福徵中了进士，授刑部主事。这时，正好孝丰（今属浙江）人吴维岳到北京任刑部主事，于是几个人就共结诗社，品评诗文，唱和酬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佥都维岳”）。这一诗社是京城中下层官员自发的文学活动，以南方人为主。当时谢榛虽然曾经来往于山东与北京，但是却没有加入这一诗社。在刑部诗社中，吴维岳“尤为同社推重”，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说他“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弇州续稿》卷五一）。按，“毗陵”指唐顺之，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是当时著名的唐宋派的主要倡导人之一。据此可知，刑部诗社的论诗旨趣基本上追随便唐宋派，跟前后七子的主张是大不相同的。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先芳（1511-1594）进士及第，在北京等候分配职务。李先芳原籍是监利（今属湖北）人，寄籍濮州（今山东鄄城一带），也算是山东人了。这时他附鼓吹风雅，跟殷士儋（1522-1582）、李攀龙（1514-1570）、靳学颜（1514-1571）、谢榛等人，结社吟诗（《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同知先芳”）。这一京城诗社中人，多为山东人，可以称为“鲁籍诗社”。鲁籍诗社仅仅是一帮同乡好友的聚会唱和，当时没有完全一致的论诗志向和创作主张。例如，李攀龙声称“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殷士儋《墓志铭》，李攀龙《沧溟集》附录）。而李先芳“论古诗，断自魏、晋以上为上乘，近体十二子、李、杜以上为大家”，这跟李攀龙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但他又选录宋、元诗，刊刻赠人，这就跟李攀龙大不一样了（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四）。至于殷士儋、靳学颜等人，或者倾心吏治，或者爱好经学，诗歌创作仅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谢榛则云游天下，行踪不定，只是偶尔参加诗社活动，还没有在诗社中发挥什么大的作用。

李先芳很欣赏他年轻的老乡、同年进士王世贞（1526-1594），这时便介绍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第二年（1548），王世贞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吴维岳等人邀请他加入了刑部诗社（李攀龙《沧溟集》卷一六《送王元美序》）。这年三月，李先芳授官为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离开北京，鲁籍诗社解体。临行前，李先芳介绍李攀龙加入刑部诗社。不久，吴维岳出京任山东提学副使，王宗沐也出任外职，刑部诗社中的几位元老都纷纷离开了诗社。于是，在刑部诗社中，李攀龙得以跟王世贞一起倡导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五一《吴峻伯先生集序》）。当然，这时他们的诗学主张还是相当笼统、相当抽象的，缺乏明晰的理论思路和深刻的理论阐发。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刑部诗社只剩下李攀龙、王世贞寥寥数人，不成气候。这年秋天，谢榛客游京师。他已是享誉天下的著名诗人，李攀龙为了借重他的名声，当即延请他参加刑部诗社的聚会。《诗家直说》卷三记载道：

己酉岁（嘉靖二十八年）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鳞（李攀龙）、王元美（王世贞）及余赏月。因谈诗法，予不避谫陋，具陈颠末。于鳞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觉飞动，亶亶不辍，月西乃归。于鳞徒步相携曰：“子何太泄天机？”予曰：“更有切要处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头别尔。”于鳞默然。

这时，诗社中人对谢榛景仰备至。谢榛的人品、才气、交游，尤其是谢榛的诗学见地，都为社中人所称赞和景仰。李攀龙有《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诗，中有“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的诗句，形容谢榛意气之高，应求之广，生动如见。王世贞有《谢生歌七夕送脱屐老人谢榛》诗，是送谢榛离京南下的诗作，写道：“谢生长河朔，奇笔破万卷。日月纵游遨，乾坤任偃蹇。开元以来八百载，少陵诸公竟安在！精爽虽然付元气，骨格已见沉沧海。”对谢榛的倾倒之情，也溢于言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李攀龙为了张大诗社的旗帜，延纳新进士、刑部的徐中行（1517-1578）、梁有誉（1519-1554）和吏部的宗臣（1525-1560）入社，声势渐渐盛大。这实际上改变了刑部诗社的面貌，成为一个新的诗社了。于是有所谓“五子”之说。“五子”实际上是“六子”，钱谦益说：“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南李攀龙、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名五子，实六子也。”（《列朝诗集》丁集上“宗副使臣”）“六子”说肇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谢榛《诗家直说》卷四记载：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查考《宗子相集》卷四及《兰汀存稿》卷一的《五子诗》，都是嘉靖三十一年春的原作，没有经过改动，它们均以谢榛居首，以下依次是李、徐、梁（或宗）、王。大概参加诗社的是五个人，就称“五子”，是六个人，就称“六子”。《五子诗》的排列次序，显然是按年龄排列。大约诸子结社之初，大家还都比较谦虚，还能“相序以齿”，谢榛正好以年长居首。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吴国伦（1525-1593）加入了诗社，于是才有“七子”之名，称“七子社”。

由于谢榛在诗坛上早已享有盛誉，还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诗学理论，所以他的诗学理论和批评，对诗社中人产生了一种引导作用，甚至是指导作用。李攀龙在《寄茂秦》诗中称：“论诗到尔长。”（《沧溟集》卷六）这一点被后代的文学史家所肯定，如钱谦益说：（七子）“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谢山人榛”）朱彝尊也说：“七子结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称诗选格，多取定于四溟。”（《静志居诗话》卷一三）这种情形，在谢榛的《诗家直说》卷三中有详细的记载：

予客京时，李于鳞（李攀龙）、王元美（王世贞）、徐子与（徐中行）、梁公实（梁有誉）、宗子相（宗臣）诸君召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佺期）、宋（之问），或云李、杜，或云王（维）、孟（浩然）。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诸公笑而然之。是夕，梦李、杜二公登堂谓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这段话较为集中、全面、具体地体现了谢榛的学唐复古的诗学主张和诗学步骤，而且切实可行，便于效法。谢榛的诗学理论，对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这种“传染”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也是历久弥新的。这一点，从其他六子后来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不久，谢榛又离开了京城，在各地漂游。他本来就是浪迹天涯的山人，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这时，李攀龙在六子当中最年长，俨然成为一言九鼎的诗社宗主。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记述道：“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不佞世贞，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相与切劘千古之事，于鳞咸弟畜之。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弇州四部稿》卷八三）

还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不知什么缘故，李攀龙跟谢榛已经发生了龃龉。次年（1554），李攀龙竟然致书与谢榛绝交（《沧溟集》卷二五《戏为绝谢茂秦书》）。而王世贞等人都站在李攀龙一边，交口诋毁谢榛，最后甚至把他在“七子社”中除名。比如王世贞在他的著名谈艺之作《艺苑卮言》中，说谢氏的诗“丑俗稚钝，一字不通”，却偏要“高自称许”，骂他“何不以溺自照”，就是俗语中骂人的话：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脸。谢榛有《杂感寄都门旧知》诗，说：“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就是为此而发的感慨。在谢榛看来，双方交恶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曾经对诸子的诗作都做过直率的批评，而诸子不肯接受，也不能接受。实际上，这主要还是因为李攀龙、王世贞头角渐露，声望日高，他们几个人又都是进士出身，怎能容忍身为布衣的谢榛成为诗社领袖呢？徐谓曾作《廿八日雪》为谢榛鸣不平：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后来诸子与谢榛仍有来往，并时时提到他，双方并没有彻底绝交。

诗文追随王世贞的“文须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他是“明末五子”之一。《明史》载其“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王世贞评说，其诗有天造之极，文尤瑰奇横逸。现知屠隆著有《栖真馆集》、《由拳集》、《采真集》、《南游集》、《鸿苞集》等，然其中佳作不多。

屠隆精通音律，家有戏班，曾登场献艺。还曾校订《西厢记》，颇多独创之处。他的有关度曲的论述，沈宠绥编《度曲须知》时，“稽采良多”，所著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3种，总名《凤仪阁乐府》。《昙花记》写唐木清泰弃官求道，苦修10年，与妻妾均成正果事。《修文记》写蒙曜女湘灵学道成仙，封";修文仙史";，在她劝导下，一家潜心修道，共占仙班事。这两部传奇，正如《昙花记凡例》所说，“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其中指奸斥佞，也是为了阐发佛理，“狠下轮回种子”。名为传奇，实为法曲，无积极意义。《彩毫记》主要写大诗人李白，配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其中也有崇尚道释内容，但主要人物李白，藐视权贵的性格和气质，刻画得比较成功，体现了作者逸才慢世的创作心理。

表现艺术

屠隆的传奇戏曲虽声称“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昙花记凡例》）。其实，则是关目芜杂，结构散漫，文词典雅华丽，所以有人批评说“其词（《彩毫记》）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徐麟《长生殿序》），《昙花记》是“学问堆垛”（祁彪佳《曲品》）。这说明屠隆的传奇继承了骈俪派的风格。不过在体例上有创造，有时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话剧的雏形）。《凤仪阁乐府》在屠隆生前，曾大行于世，但流传后代者，只有一二散出而已。

屠隆尚有《安罗馆清室》、《考盘余事》等杂著传世。

岑文本有文集六十卷，多为诏书诰命之类。诗歌方面成就不大。《全唐诗》卷三三存其诗四首。

《奉述飞白书势》、《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平》、《安德山池宴集》

思想

政治思想

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

“四海骚然，靡有宁处”。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所谓“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这就必须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适当地考虑一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可能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为了取得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贞元八年（8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的时候，他劝德宗给予抚恤，并说：“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为了取得人心，陆贽提出国家必须要用度有节，躬行俭约，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以弭民怨。他要求“均节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取得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诏书中还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诏书下，“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感泣”。后来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陆贽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收到了一些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顾瞻观望的势力能够倾向于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立国之权，居重驭轻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大量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能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显然唐朝要想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认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为此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够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地武备松弛，地方节度使权力日益扩大，关中实力日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这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则“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会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的方针。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求才贵广，考课贵精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又往往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说“汉高祖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弟四，对于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第六，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为了能够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重要原则。

所谓“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认为“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才能通过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则天那样：“弘委任之意，开汲引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说：“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认为“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他反对“以一言忤犯，一事过差，遂从弃捐”，终身而不复用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并指出：“贬降之辈，其中甚有可称者”，也应该录用，何况其中有些是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的人，只有做到这样广泛地搜罗人才，才能使“人无滞用，朝无乏才”。为了广开才路，在陆贽的协助下，唐德宗又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招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材，以满足封建国家各方面的需要。《陆贽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

所谓“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地主阶级的官吏。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八计听吏治”，有以下八个方面：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在考课的过程中他强调不能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不能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实。因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通过实践检验是非优劣。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考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他认为“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授当其力则行”。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处非所宜，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材，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这是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的。为了使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陆贽还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

广开言路，改过求治

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是因为：上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经济思想

均节赋税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难以实施。由于长期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庞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舂，农民不堪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得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仍然难以维持生计。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过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许多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出现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养人资国

关于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陆贽认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指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所谓“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因此，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认为“当今之务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成永厚也”。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等以厚生之业”。“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吋。”只有这样才能使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才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保证，达到“养人以资国”的目的。为此陆贽主张采取以下一些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凡所占田，约为田限”。实行轻徭薄赋，要“量人之力”征收赋税，降低剥削率，十分取一，“裁减租价，务利贫人”。适当缩小“贪富悬绝”的巨大差别。“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使“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节约国家开支，“量入以为出”，使用度有节。认为“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为了“啬用节财”，他提出“窒侈欲以荡其贪风，息冗费以纾其厚敛”。这些措施总的指导原则是“安富恤穷”，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这一方面表现出陆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他兼顾农民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对限制统治阶级的无节制的聚敛，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加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意义的。

军事思想

治军

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乏训练，不能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战斗力的情况，陆贽建议：选派士兵“必量其习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使之思想稳定，才能发挥战斗力。做到“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于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按原来军队人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部分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以供给之；一部分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种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这样“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耕”。军事力量必然增强，粮食供给必然充足，避免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善择将帅

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陆贽认为这样：“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山南西道等兵马；一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放权

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当然这样的将帅必须称职。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奖惩分明

由于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出现违反法纪现象，互相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长期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足，常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丰厚，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

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贮积军粮

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德宗时，军粮的供应非常紧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不断，“倾财用而竭物力”，仍然满足不了供应的需要。陆贽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备寇。戎至而无粮，守必不固。”当时吐蕃侵扰边地，朔方、五原相继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军粮，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敛导无方、筹划不当。所以他建议采取“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对于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如果能付诸实施，可以说是长久之计。

陆贽又对于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歉，不知各地谷价的贵贱，不能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味地按照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如关辅一带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农桑；江淮一带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结果宜籴之处无钱，宜粜之处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以所余”。乖于事理，浪费又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然后将所余之钱以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不劳人，不加赋税，不费官钱”。惟于漕运一事，稍权轻重所宜，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可以使成百万石粮食“坐实边鄙”；又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筹划颇为精细。

文学

陆贽以骈文擅名。他的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他为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情词恳切，深自痛责，据与其同时代的权德舆说，“行在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翰苑集序》）。他写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裴延龄奸蠹书》，都是数千字以至近万字的政论文，分析朝政时事，剖明是非得失，情理结合，兼有骈文和散文的长处。陆贽不是古文家，但他的作品体现了当时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趋势。贞元八年，他主持进士科试，韩愈﹑欧阳詹﹑李观等8人登第，时称“龙虎榜”，誉为“天下第一”，而他便为韩愈等人座师。宋代苏轼的奏议，也深受他的影响。陆贽文集，明清以来刻本很多，今传《翰苑集》24卷，有《四部丛刊》本，系据宋刊本影印。另有诗文别集15卷，已久佚不传。《全唐诗》存其诗3首：《赋得御园芳草》、《晓过南宫闻太常清乐》、《禁中春松》，《全唐诗外编》补断句1。文章：《陆贽论人才》。

“屈轶草”与谏官薛令之

被收录《全唐诗》的《唐明皇命吟屈轶草》一诗，为后世所流传，这也是薛令之在及第后，作为一名谏官、最展抱负时期的写照。

在唐朝，中进士的人是不会马上获得官职的，能为官的多是经过历练，才能入朝为官。显然，从后世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薛令之很快通过历练获得官职。薛令之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右庶子，是东宫僚属，官至四品。在薛令之及第的8年里，李唐王朝经历了6次宫廷政变。

开元之初（713年），李隆基即位之初，从谏如流，薛令之颇得重用，被提升为左补阙。他庆幸自己遇到了明君，可以一展他少年时立下的志愿。据研究过唐制的专业人士称，在唐朝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均为谏臣。谏臣可以规谏皇帝、纠正朝政，还有弹劾百官的权力。

薛令之的诗写得很好，有一日，唐玄宗命其作一首“吟屈轶草”的诗，似乎有意在朝臣中倡导一种敢于谏诤的氛围。相传屈轶草是一种能指出奸佞的草，又名“指佞草”，其实就是谏官的象征。薛令之便以“屈轶草”的特性为诗眼，直抒胸意，表达了谏臣的忠诚、正直的品格。特别是诗中“纶言为草芥，臣为国家珍。”一句为后世所传颂。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皇帝的声音被视为草芥，臣子才是国家的珍宝。据有关学者称，这一句话其实是记载薛令之与唐玄宗关于“屈轶草”的对话，这足以体现当时唐玄宗从谏如流，薛令之备受重用，及君臣间融洽的氛围。

东宫题诗彰现一代廉臣

除了“屈轶草”一诗外，薛令之的《自悼》一诗，也流传千古，成为清贫、廉洁人士的写照。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

开元中期，薛令之已身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此时的唐玄宗，已不再勤于纳谏，其实身为左补阙的薛令之谏路已绝。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李林甫为相，专权误国，朝野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薛令之十分愤慨。

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悼》。诗中写道，连苜蓿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后世，有学者把此作为薛令之廉洁生活的写照。

《资治通鉴》有载，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大为不满，以为是在讽刺他，便很不愉快挥笔在诗旁写下了：“啄木嘴距长，凤凤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还“复题”四个字———“听自安者！”此后，薛令之对官场心灰意冷，借口有病，要求辞官返乡。

薛令之两袖清风，“徒步”回乡。人们都难以想像，一个在朝为官30多年的人，竟然没有留任何金银珠宝。他把清廉、多才的名声留在了京城。

皇帝赐“廉”为村名

两袖清风，归隐乡里的薛令之一贫如洗，他的生活十分窘困。

据说，薛令之告老还乡后，唐玄宗有些后悔，在京城常打听薛令之的生活情况。当听说他家庭贫困时，便下诏让长溪县资助他。薛令之从来都是酌量领取，从来都不多拿。

至德元年（756年）7月，唐肃宗即位之后，思念薛令之师生之谊，可薛令之已经去世。相传，薛令之去世时，家徒四壁，什么财产都没有。

唐肃宗感念恩师的清廉，特敕封薛令之所居的村为“廉村”、溪为“廉溪”、岭为“廉岭”，以表彰他的一生清廉。从此一代廉臣薛令之的声名，便代代相传。他的故事，也随着他的声名，流传千古。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其他理财成就

杨炎在理财上的成就，除了创行两税法外， 还有两点值得称道： 其一， 他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开； 其二， 他在中国财政史上第一个提出“量出制入”原则， 开中国预算制度之先河。杨炎拜相后， 向德宗恳请：“夫赋税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 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德宗准炎所请，皇室经费与国家政费遂重新分开，在君主政体下，杨炎能够说动皇帝改变主意充分展示了其勇气和智慧。不但博得当时人的称赞，而且为后世树立了好的先例。

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入为出原则，所以在清代以前，中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入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里所谓“先度其数”，即是首先确定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数额， 然后根据这个数额向人民征收。这样，收支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所谓“量出以制入”，这样做无疑有助于保持收支平衡。虽然他这里提出的“量出制入”只是根据“旧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做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那样完善，但生在八世纪的杨炎开世界各国预算制度的先河实在难能可贵。

史思明与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沉重的打击了唐朝的统治，自此兴盛一时的唐王朝，逐步没落。

虽然安禄山、史思明两个叛贼只折腾了七年，但使中原动荡，千万生命死于军乱，与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以及党争之祸，最终把赫赫盛唐推上了不归之路。

颜家族在清代前后出过两个治水名臣：一位是麟庆的叔高祖完颜伟，乾隆时期曾任江南河道总督；另一位就是麟庆。麟庆还在颍州作知府的时候，两江总督孙玉庭举荐他去河南巡查河道。孙玉庭在推荐书里评价他“办事精勤，见解敏速，人亦能自爱”，具备成为一名合格治水官员的素质。道光皇帝认为麟庆并非河员出身，要他先去试试，如果不能胜任，立刻调回原职。麟庆博闻强识，遍览古今名臣治水之书。秋汛时，他亲守危堤十三昼夜，督修抢险。水患解除后，麟庆还写下了“眼前都是倾危地，身外全成浩渺天”的诗句。麟庆把握住这次机遇后，他本人也因治水有功而平步青云，屡获升迁。

麟庆性喜山水，曾周游黄河南北、大江东西，又兼爱古旧遗迹，“探二水三山之名胜，搜六朝五季之遗闻”，自称“最大海水，最好家山。持节防堵，著屐游观。抚三尺剑以寄志，披一品衣而息肩”，于是写了一部《鸿雪因缘图记》，用图文的形式记述他的身世和经历。“鸿雪”出自苏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麟庆自己作文记述经历，并请幕僚汪春泉和画家陈朗斋、汪惕斋画出，好像飞鸿踏在雪上，留下一些痕迹。他说这是“我之年谱，而别创一格”，这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是把生活印记保留下来的唯一办法。《鸿雪因缘图记》，全书共三集，每集分上、下两卷，一事一图，一图一记，凡240图、记240篇，是书以图文相副相成的形式，实录其所至所闻的各地山川、古迹、风土、民俗、风俗、河防、水利、盐务等等，保存和反映了道光年间广阔的社会风貌。清道光十八年（1828），麟庆门生王国佐曾将《图记》初、二集付之剞劂，因“图帙缜密，未得镌手，故只刊记文，未刊图画。”至麟庆殁后三年（1849），其子崇实、崇厚始在扬州觅得良工，将包括初、二、三集全部图画文字内容的《图记》刻板印行，刻工十分精美。《鸿雪因缘图记》所载240图，内涵涉及山水屋木、人物走兽、舟车桥梁，包罗万象，纤毫毕具。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著录此书，称其“以图来记叙自己生平，刻得很精彩，可考见当时的生活实况。《鸿雪因缘图记》凡三集，卷帙最为浩瀚。”

诗文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仁、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书法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1363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跋邹复雷《春消息》图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故宫博物院）、《城南唱和诗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是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纵横奇诡，眩人耳目，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著有《尚书讲义》、《鄮峰真隐漫录》50卷，有清印本。《鄮峰真隐大曲》2卷、《词曲》2卷，有《疆村丛书》本。 　　史浩文集中保存了许多不易见到的宋代大曲的歌词。关于唐宋的歌舞戏，如今大都已经失传。今能见到的宋人词曲集，大都是个别作者写的独立词调的结集，没有组成整套的演奏用脚本，一般士大夫家中歌女所唱的，也多数是单独的歌，前后不相连续。在史浩的《鄮峰真隐漫录》中，记录下了他创作的好几套大曲的歌辞。每一套又各有段落，他记下了段落的名称与细节。

现存所能见到的有 7套：

①《采莲》（寿乡词），内分";延遍、摇捱遍、入破、衮遍、实催、衮、歇拍、煞衮";，共8个部分。

②《采莲舞》，也是8个部分，但并无每一部分的专名，只在每一段唱词之前，详细写明了每一演员的动作和念词（骈文）。在念词之后，也附录了唱词，这些唱词是常见的词调。

③《太清舞》，也是8个部分，内容为游仙求道之歌。

④《柘枝舞》，共4个部分，其第一部分详细的问答，也是指导演员唱什么歌的节目单。

⑤《花舞》，共14部分。前面的11部分每首唱词之前、念词之后又有七言四句，以花配客，点明所唱花名及其";客";名。如牡丹为贵客、瑞香为嘉客、丁香为素客、春兰为幽客、蔷薇为野客、酴□为雅客、芙蕖为净客、秋香为仙客、菊英为寿客、寒梅为清客、芍药为近客，每花舞唱了，后行吹《三台》。念了，舞、唱〔蝶恋花〕。

⑥《剑舞》，舞者 2人唱《霜天晓角》，舞";剑器曲破";，演《鸿门宴》故事，乐部唱曲子，舞";剑器曲破";一段。

⑦《渔父舞》共8段，每段的唱词都是〔渔家傲〕，但每曲的唱词不同。

史浩还有许多其他词作，但由于他一生都是在富贵气极浓重的气氛中度过的，所以他的作品最多是寿词、劝酒词和时令佳节的应景颂圣之词或朋友应酬的作品，文学价值不高。

开始从渭水到了黄河，把船系在禅窟寺庙下，在南边柱子上题诗，写的是：“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第二天，到潼关停留，上了岸，在关门东普通院门题句，写的是：“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从陕西向东行，凡所经历之外，完全像他以前希望的那样。十几天到了家，他的妻子兄弟在门前拜迎。晚上又写了《江亭晚望》诗，题写在书斋，那首诗是：“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这天晚上对他的妻子说：“我试期临近，不能久留，应该登舟而去了。”于是又吟诗一章赠别他的妻子，这首诗写的是：“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

将要登舟时，又留下一首诗赠别众兄弟，诗中写道：“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以后，陈季卿又登上了竹叶舟，在长江之上泛舟消失了。他的兄弟妻子等人在江边痛哭，认为他成鬼物了。他凭借一叶小舟飘飘荡荡，循着旧路又回到渭水之滨。上岸以后，他租了一匹马，又来游青龙寺，清清楚楚地看到终南山那个老头依然围着粗麻衣坐着。陈季卿就向老头道谢说：“我回是回去了。莫非是梦吗？”老头笑着说：“六十天后你自己就知道了。”这时天色将晚，和尚还没有回来，老头就走了，陈季卿也回到了旅馆。两个月后，陈季卿的妻子带着金银和布帛从江南到来，说是季卿已经厌世了，特意来寻访他。他的妻子说：“某月某日回家，那天晚上在西斋作了诗，同时还有两首留别诗。”陈季卿这才知道他回家不是梦。第二年春天，陈季卿落榜向东回家去，到禅窟和潼关东门寺庙，看到自己所题写的两首诗笔墨还是新的。后来陈季卿考中，功成名就，便不再吃一粒粮食，入终南山而去。

上官婉儿自幼聪慧，《新唐书》本传载其年十四，就因才华横溢而得到武后的重视。她才思敏捷，常常代帝后、长宁、安乐两位公主同时赋诗，且能做到“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她的诗歌创作，既有对“上官体”形式技巧的继承，更在诗歌的题材范围、抒情特征及格调气度等方面对此前的宫廷诗有所超越，从而为诗歌从初唐宫廷诗的歌功颂德、绮错婉媚迈向波澜壮阔、尽善尽美的盛唐之音，跨出了重要一步。《龙城录》下《异人录》对上官婉儿的诗歌有“绝丽”之评，这位才华绝代而创作丰赡的诗人，唐玄宗曾下令汇集她的诗文，撰成《唐昭容上官氏文集》二十卷，诏燕国公张说题篇，惜已散轶。《全唐诗》中现存诗三十二首，按内容可分为三类：抒情述怀、应制奉和、出游纪胜。

抒怀心曲

上官婉儿现存不多的诗作中，有一首屡被提及，备受重视，那就是其抒怀之作《彩书怨》：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此诗的情感表达超出了宫廷诗的惯有基调，如此绵长的思念乃是宫廷诗歌中难得一见的深情。诗歌以景托情，借景抒情，天气之萧瑟，情怀之惆怅，在短短40字中浑融一体，曲尽缠绵，一改初唐诗坛“六朝趣味”之风，格外脱俗清雅。明代文学家钟惺赞曰“能得如此一气之清老，便不必奇思佳句偶！此唐人所以力追声格之妙也。既无此高浑，却复铲削精彩，难乎其为诗矣！”又云“露浓香被冷”妙在“露浓”二字，以无意中生情，是颇为精当之评。这首《彩书怨》克服了宫廷诗歌情感贫乏的弊端，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一长于深宫的才女在情感上的孤寂和执着，仿佛一民间女子对夫婿倾诉其绵长的思念。初唐宫廷诗在将近百年的情感沉寂，开始了绵长、深情而又精彩的情感表达。从这一角度讲，堪为“宫廷诗的自赎”。

日常应制

即使是宫廷诗的最为普通的形式，即日常的奉和应制之作，上官婉儿也以或清新隽永，或气势壮大等格调气度倾洒其绝代才华。如其《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翦彩花应制》：

密叶因裁吐，新花逐翦舒。攀条虽不谬，摘蕊讵知虚。

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

在语言形式上，著名学者郑振铎以为此诗：“正是律诗时代的‘最格律谨严’之作。”整首诗歌，把剪彩花的过程及彩花能够以假乱真之美，且比自然界的真花更能保持长久的特点写得惟妙惟肖。尤其是结句：“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所传达出的清新自然，隽永活泼的情调，更非此前的宫廷诗所能比。可见其作为女性诗人在观察的细致、体验的丰富以及对美的独特感受方面，使其在此类应制诗歌的写作中，注入了一股鲜活清新的气息而显得难能可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上官婉儿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却在奉和应制诗中，表现出了壮大恢宏的气度。如其《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其一：

三冬季月景龙年，万乘观风出灞川。遥看电跃龙为马，回瞩霜原玉作田。

此诗为绝句体，作者以遥看、回瞩之“龙为马”、“玉作田”的昂扬生气与壮观之景，衬托出圣驾出行的恢宏气势，可谓“神老气健”。其另外两首及《驾幸三会寺应制》等，也皆具壮大昂扬之势。上官婉儿现存的三十二首诗歌，除了象《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其三中的“岁岁年年常扈跸，长长久久乐升平”及《驾幸三会寺应制》中的“太平词藻盛，长愿纪鸿休”等几句略带歌功颂德之意外，已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宫廷诗人的奉和应制之作了。而“太平词藻盛”之句，恰是婉儿所处的初盛唐之交的文坛实况。上官婉儿虽然现存诗歌不丰，但依旧可以看出她以自然洒脱的山情水韵丰富了宫廷诗歌的创作题材，以缠绵悠长的款款深情克服了宫廷诗歌情感表达的贫乏，以壮大恢宏的气度涤荡了宫廷诗歌柔媚局促的格调。其创作实践从宫廷内部开启了代表大唐盛世一代强音的诗国高峰的前奏，当为初唐近百年宫廷诗歌的终结者。

山水清音

作为一个长于深宫的女子，其山水诗主要完成于皇亲贵戚的园林别业。景龙三年（709）左右，中宗屡赴长宁公主山庄，婉儿有《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为其现存的主要山水诗。这二十五首诗，包括三言诗二首、四言诗五首、五言诗十五首、七言诗三首，从不同的侧面抒发了上官婉儿的山林之赏，读之几令人忘却其宫廷诗人的身份，显示了她对初唐宫庭诗歌题材及审美趣味的超越，流露出了上官婉儿对自然的深切热爱与礼赞之情。在登高远望，赏自然之时，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物外者”，仿佛已从繁琐的宫廷生活中脱出，完全融入了自然的怀抱。如其十一有云：“霞窗明月满，涧户白云飞。书引藤为架，人将薜作衣。”在这月明风清，白云入户的山第，诗人以藤条为书架，以薜萝为衣衫，宛若自由自在的自然之子。其山水诗还呈现出一种率真朴拙，自然洒脱，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其八中的“凿山便作室，凭树即为楹。”透漏出一股率真朴拙、自然洒脱之气。再如其十五“携琴侍叔夜，负局访安期。不应题石壁，为记赏山时。”更是散发出一股魏晋式的洒脱不羁，让人生发出无限遐想。而像其四“仰循茅宇，俯眄乔枝。烟霞问讯，风月相知。”其五“枝条郁郁，文质彬彬。山林作伴，松桂为邻。”所展现出的诗人在俯仰之间，交友风月，作伴山林的洒脱，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婉儿的一些山水之作，已与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相去不远。如其十三：

策杖临霞岫，危步下霜蹊。志逐深山静，途随曲涧迷。

渐觉心神逸，俄看云雾低。莫怪人题树，只为赏幽栖。

无论在韵律上，还是其蕴含的诗人的志趣喜好、自然神韵等都与王维的《终南别业》有异曲同工之妙，直接为盛唐田园山水诗派导夫先路。

将标点符号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清朝被欧洲列强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后，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渐渐的欧洲面孔在中国越来越多。按道理讲外国驻华使节纷至沓来，中西融合速度加快，但道光皇帝还是闹出了笑话：“英吉利与伊犁有无旱路可通？”可见清政府对你的对手无知到什么程度！至同治年间还没有一个清朝官员正式的出访过欧洲。

不仅清朝，汉时通西域做生意也是只到西亚，唐玄奘取经去的印度，明朝郑和到达亚洲、非洲，远未及欧罗巴。对于那片大陆，只有蒙古铁骑踏上过，但那绝非是出访，而是杀戮与征服。

1866年，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向清政府申请回国结婚被准许后，随即上了一道奏折，建议清廷派官员一同去欧洲诸国考察。此类建议赫德上奏过多次，既然不能闭关锁国，索性就打开国门去到先进的西方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对大清百利而无一害。

清廷此时正大兴洋务运动，对待西方的态度很尴尬：一方面被西方“奇巧”折服，另一方面却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脸面。赫德此时提出的建议，慈禧没有立刻做出决断，而是先征询各位大臣意见。

恭亲王奕䜣脑子比较超前，一直主张派员出国走走看看，欧洲人可以来中国，中国人何不能去欧洲呢？特别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内部没有熟悉西方的官员，这总归是被动的事，因此对赫德的提议投了赞成票。

慈禧将派员考察之事委派奕䜣酌办。奕䜣领懿旨后，他分析选好考察团团长是关键。慎重考虑后，他制定了三个硬性标准来挑选团长人选。

第一，必须为根正苗红的旗人，人品可靠。

第二，知书达理，出访国外不能给大清丢人。

第三，脑子要灵光，遇到事情能够随机应变。

奕䜣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指派的官员都纷纷畏难，一听说去异邦，头也晕了，腰也酸了，连腿都抽筋了，无人应承。官员们心里面怎么想的，奕䜣很清楚，无非就是去往异邦礼节体制均不通，并无效仿先例，唯恐出错，宁可不去。

赫德是个中国通，他深知中国人死要面子的习性，出主意说我们不以正式出访的目的去，而是观光考察，表面上是感受与东方迥异的西方文明的官方旅游团，实质上却是借出访机会学习考察。所以，不必拘礼。

经过初试和复试，最终选了一个看起来还算符合标准旗人，斌椿。不过他是个年逾花甲的老头。

家里人听说他要远涉重洋去往蛮夷之国，纷纷劝阻他三思而后行。为了说服斌椿，他们甚至举出汉朝苏武出使匈奴被困贝加尔湖二十多年的悲惨例子。但斌椿却意志坚定，他心里真实想法是：“吾乃朝廷官派，名正言顺的西来东土第一人。”这个机遇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你们等着我胜利归来的消息吧！

斌椿携三位京师同文馆的优秀学生在赫德的陪同下从上海乘轮船启程，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抵达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

刚上岸，斌椿一行就被高大雄伟的异国建筑震惊了，整齐的街道，彬彬有礼的大鼻子法国人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浪漫国度的主人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东方客人，邀请斌椿一行参观当地的教堂、学校、工厂等等。马赛记者24小时跟随中国官方考察团，询问他们对马赛的印象，吃住是否习惯，甚至建议斌椿找一名马赛女郎共度良宵。

一群留着长辫子的东方人登上了当地媒体的头版头条，报纸因此脱销。街头巷尾纷纷议论他们的穿着、长相和行为，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新鲜和刺激。

在巴黎参观了凡尔赛宫凯旋门，迷人的夜色让斌椿那颗已垂垂老矣的心脏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

离开法国后，斌椿进入了赫德的祖国英吉利。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伦敦比法国更为繁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摩肩接踵的生意人，蒸汽机、火车、电报、显微镜、轮船、高炉、枪械、近代机器工厂等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充斥在斌椿一行的眼睛里，目不暇接。接待人员特意送了斌椿一个火车模型留作纪念。

令斌椿没有想到的是，赫德工作做得极其到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破天荒的接见了斌椿，他也成为英国女王第一次非正式接见的中国官员。

维多利亚为清朝客人举办了盛大的欢迎舞会，斌椿第一次见到了袒胸露背的西洋女子，兴奋和惊愕写在了那张长满皱纹的脸上，他心里暗自得意：“此次西行真乃开眼看世界，此生无憾！”

斌椿还在英国接待人员的建议下，拍了人生第一张照片。

有一天早茶，斌椿在翻译的帮助下阅读英国报纸，他发现英语句子之间由小蝌蚪和小圆圈等符号隔开。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连忙问翻译人员其中奥秘。翻译介绍说这些符号叫做标点，是用来分隔句子和表示语气只用，类似汉语中的句读。

斌椿是个读书人，读了一辈子圣贤书，何处句读都是靠揣摩，极易发生误解。他觉得英国人这个发明很好，统一了阅读标准，避免了因不了解文章含义胡乱句读的错误，他决定将这一重大发现回国后禀报天子。从英国一路北上，斌椿游历考察了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瑞典、芬兰、沙俄、普鲁士等国，深入考察当地经济政治民俗文化等，边走边记，走完一圈历时将近四个月。

回国之后，斌椿将西方诸国游历成书《乘槎笔记》共朝廷参考。实话讲，由于眼界和知识所限，斌椿之行并未给清廷带来思想上的变化，唯一有意义的就是引入了标点符号的概念。他在书中更多的是描绘了西方浮世绘，对于奇巧科技略略带过，并未注明详细原理。

尽管如此，斌椿也是中国第一位官派出国考察的官员，虽然从结果看旅游的性质更甚，但意义非凡。中国人渐渐觉得英法诸国与越南朝鲜等藩属国不同，世界原来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政治

曹摅是一名优秀的父母官，他爱民如子，明于断案，处事据情依理，令百姓感恩戴德，因而被编进《晋书·良吏传》中。宋代郑克所著《折狱龟鉴·卷一·释冤上》有“曹摅明察”条，记载曹摅救临淄寡妇一事，称“临淄寡妇若不遇曹摅，则与东海、上虞无以异矣。惟鉴彼负冤之可戒，乃显此释冤之足尚，故附着之”。同时代桂万荣所著《棠阴比事》亦载“曹摅明妇”条。

《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七》载曹摅为寡妇断案及担任洛阳令时查失马二事。曹摅担任襄城太守时，襄城已因屡经战乱波及而残破凋零。曹摅赴任后，振弊起衰，不足一年便令襄城重新恢复生机。可见曹摅为官善治。

文学

曹摅有多首诗作传世，题材多以赠友为主。当中以《感旧诗》最为著名，诗曰：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 廉蔺门易轨，田窦相夺移。 晨风集茂林，栖鸟去枯枝。 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驰。 乡人敦懿义，济济荫光仪。 对宾颂有客，举觞咏露斯。 临乐何所叹，素丝与路歧。

《晋书·殷浩传》载殷浩曾吟颂此诗首两句送别其甥韩伯。萧统《昭明文选·卷二十九》亦载有此诗。《隋书·经籍志》载有“征南司马曹摅集三卷，录一卷”的纪录；《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有“曹摅集二卷”的纪录。

文章内容

《李逵负荆》写在梁山附近开酒店的王林的女儿满堂娇，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恶棍宋刚、鲁智恩抢去。李逵听说后，不加分辨回山寨怒斥宋江、鲁智深二人。李逵还立下军令状，同宋、鲁一起下山找王林对质。后真相大白，李逵知错，负荆请罪，宋江即命李逵除二恶棍，将功折罪。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李逵的英雄形象。他鲁莽、轻信，却又直率而勇于认错。这一切都出自对梁山义军的忠诚，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历史背景

剧情发展虽然建立在误会的基础上，却符合李逵性格鲁莽刚直的特点。正是通过李逵维护梁山泊名声的行动，展现了梁山义军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作者还善于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如李逵下山时的赏景、背诗，寄托了他对山寨的感情；下山对质时急如星火，生怕宋江等二人不肯前去；负荆请罪时，既羞愧又装傻装呆，希望得到宽恕；惩办恶棍时又是勇猛果敢。这些描写，不仅具体表现了李逵嫉恶如仇、豪爽天真的性格，还加强了剧本的喜剧色彩。全剧曲词豪放，曲白生动。明代戏曲家孟称舜评为";曲语句工当行，手笔绝高绝者";。历来元剧研究者都以为它是元代水浒戏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论者也有认为本剧写李逵下山时一路赏景追逐水流桃花的较细致的刻画，负荆前一度想到自尽的描写，都是传说中的李逵性格还未最后定型的标志。此可备一说。

史学

他还精研历史，所作《书\u0026lt;辩奸论\u0026gt;后二则》、《书\u0026lt;宋名臣言行录\u0026gt;后》、《书\u0026lt;邵氏见闻录\u0026gt;后》等文，敢于坚持真理，摒弃世俗偏见，实事求是地为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辩诬，许多观点被乾隆时史学家蔡上翔编著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引用。李绂学宗陆象山，著《陆子学谱》20卷、《朱子晚年全论》20卷、《阳明学录》诸书，力图调和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说。李绂一生勤於治学，尤通史学，对王安石变法有所辨正，蔡上翔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多引其说。另著有《春秋一是》、《穆堂类稿、续稿、别稿》百数卷。

理学

李绂学问渊博，下笔千言。崇尚陆象山之学，精研理学，集江西诸先正之长，论学以躬身实践为主，而归之于匡时济世。著有《陆子学谱》20卷、《朱子晚年学谱》20卷、《阳明学录》，力图调和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说。诗文有《穆堂类稿、续稿、别稿》百数卷。在学术上，他是清代著名陆王派学者。梁启超誉之为：“结江右王学之局的人”；而钱穆誉之为：“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其培养提拔了诸如全祖望、厉鹗、钱陈群、顾栋高等著名人物。

文学

李绂才思敏捷，作诗动笔如飞。杨希闵《乡诗摭谭》中称其“古文直达肝膈，无所缘饰”，“诗有才气，凌厉无前，尤工次韵，挥斥如意……”。吴越间诸名士皆为叹服。清朝著名文学家王士祯称李绂有“万夫之禀”。全祖望称他“尽得江西诸先正之裘治”。诗歌代表作有五言长古风：《峡江舟中望东岸诸山》。

方志

李绂对方志学研究颇有见解，在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研究方面也很有成就。著有《春秋一是》20卷。他奉敕主修了《八旗通志》，任广西巡抚时，还主修《广西通志》、《畿辅通志》、《汀州府志》，归家守孝期间，又主纂《临川县志》，为方志撰序四十余篇。自撰过《西江志补》、《抚州续志》。对方志的性质、体例、章法、功用、文辞等在理论上有较为完整、严密的 阐发。他提出“志，固史之属也”，一反传统的方志属地理书之 说，这一见解虽有缺陷之处，但对扭转明以后之文弊，提高典籍 之地位大有作用。他提倡方志编纂应“以诸史为宗”，“悉按列 史时代统辖”，认为修志须突出其“籍征考”、“资援据”，“ 纂言记事，必载原书”之特点，切忌浮华空疏。李绂的方志理论 有其独到精辟之处，为乾嘉时方志学的正式建立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其纂修的《八旗通志》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查阅了内廷大量档案，走访了众多皇戚贵胄。在此基础上，从雍正五年（1727）开始编纂，至乾隆四年（1739），历经13年时间，终于成书。初集250卷，二集256卷（包括卷首12卷），分八志（旗务、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八表（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府、内阁大臣、部院大臣、省直大臣、选举）及列传三大部分。《八旗通志》集满族档案、图书之大成，为后人了解、研究和发掘清朝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凭证。

藏书

清藏书家、学者。字巨来，号穆堂。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入词馆，授编修，历官工部、户部、吏部、礼部侍郎。雍正时，官广西巡抚，迁直隶总督。因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而被罢官，三年后，奉召回京复职。纂《八旗志书》，杜门著述8年成书。授户部侍郎，累至内阁学士。学者称“穆堂先生”。居于宣武门南，以藏书知名，博闻多览，收藏至5万卷，并加以校勘。对古史疑义，问答如流。有书楼为“紫藤轩”。袁枚作有《临川李公传》。著有《朱子晚年全论》20卷、《春秋一是》20卷、《阳明学录》、《陆子学谙》20卷、《穆堂类稿、续稿、别稿》百余卷等。

曹振镛作为魏武帝（曹操）嫡脉后裔，是新安曹氏的杰出代表，从政时间长达53年。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乾隆46年（公元1782年），27岁的曹振镛考取进士，入选庶吉士，是青年后备干部；到了嘉庆朝，他得到重用，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进入内阁；到了道光朝，他再升一级，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他的仕途如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年届80岁才退休，当官长达52年，清代官宦岁月之长几乎无人能超过曹振镛。

有不少人说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镛一生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多磕头、少说话、”。这种说法过于尖酸刻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曹振镛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从政52年的京官，政绩颇多，他没有贪污受贿的记录，能做到这一条就很难得；他一生小心谨慎、言行得体，“克勤克慎”，52年没有大的过失，可见官宦文化修炼之深。道光七年，清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并活捉张格尔回北京，这是道光朝平定叛乱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曹振镛作为决策人员赞襄有功，支持有力，是功臣之一。道光帝为他写下这样一段赞语：“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评价实在不低。

曹振镛三次当学政，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都能尽心尽力；阅评考卷能守法遵纪，不淹没博学有才之士；对到金殿面试的考生，必预先一一校阅考卷，工作一丝不苟，不出差错。曹振镛是盐商子弟，祖上以盐业起家，有一批亲属是扬州盐商，世代享有特权，是曹氏家族的命根子。两江总督陶澍提出盐政改革，取消商盐垄断权，实行凡纳税皆可贩盐的盐票法。这一改革严重损害盐商利益，也损害曹振镛亲属的利益，亲属叫苦不迭，纷纷投诉到曹振镛，曹振镛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一笑了之。他能把祖传利益、家族利益撇在一边，支持盐政改革，是识大度开明的。

嘉庆皇帝出巡，曹振镛以宰相身份留守京城处理政务，代君三月，歙县民间至今能听到“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这句俗谚。“四世一品坊”屹立在歙县雄村村首曹氏宗祠前，是一座三间三楼，四柱冲天式功名牌坊。为乾隆褒奖户部尚书曹文埴祖孙四代而敕建的，也是曹府新厅之门坊。实则如列入曹振镛在内作为魏武帝（曹操）后裔嫡脉的新安曹氏即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绝无仅有的五世一品。特别是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道光十五年(1835)，历三代皇帝。把持朝政75年，乾嘉王朝几乎有大半历史都在他们父子的影响之下。

曹振镛门生较著名者有潘世恩、林则徐等人。

彦谦博学多艺，文词壮丽，至於书、画、音乐、博饮之技，无不出于辈流。《旧唐书·唐彦谦传》说他“尤能七言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宋人杨亿称其“为诗纂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但他的诗作中接近温庭筠、李商隐的主要是一部分近体诗。而其古诗如《感物二首》、《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早行遇雪》、《舟中望紫岩》等，抒情写景，峻切明畅，有魏晋遗风。就是那些师法温、李的近体律绝，如《七夕》、《八月十六日夜月》、《无题十首》、《垂柳》，也比较清浅流转，不同于温诗的繁缛和李诗的深曲。其诗“用事精巧，对偶亲切”（《石林诗话》述杨亿、刘筠语），象“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蒲津河亭》）。这样的对仗，对北宋西昆体诗人颇有影响。集中多为羁旅、赠别、怀古之作，亦有少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如《采桑女》、《宿田家》。中和四年（884年）归仁泽撰唐王重荣德政碑，为其所书。

有《鹿门集》三卷传世。《全唐诗》收诗二卷又十一首，《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并由吏部侍郎薛庭珪作序。清代沈宗畸辑《晨风阁丛书》。《唐诗百名家全集》中也曾收录，题作《鹿门诗集》。事迹见《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