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忱的评价
人品大家都知道唐太宗以及他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一个什么概念，而宣宗李忱的成就竟然能用太宗和贞观之治来形容，可见其不凡之处。二十年来的政治斗争经验锻炼了他的权谋智略，流落民间的非人待遇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这些都在李忱登基之后井喷般地爆发出来！李忱先是用极短的时间将武宗时重臣李德裕清除出庙堂，远调荆南节度使，这样的雷霆手段甚至使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都感到措手不及，之后大加起用重视科举出身的牛党成员，并且宣宗本人极其重视科举。武宗时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灭佛，在宣宗朝也得到了适当的恢复。 另外大中四年，孤悬于外的沙州（今敦煌）军民，在张义潮的带领下驱逐了吐蕃守将夺回了沙州，并在大中五年重新归附唐朝。 宣宗也极擅于操控群臣，大中年间最得宣宗圣眷的宰相令狐綯就曾说过：“我秉政十年，皇上对我非常信任，但是在延英殿奏事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但是宣宗极度礼遇大臣，施之以情待之以礼，非常的恭敬，如此一来恩威并重以威权驾驭大臣，被称之为智术治国。 宣宗还极度平易近人，宫中一些低下的杂役，只要宣宗见过一面就能记住对方的长相和名字以及所负责的工作，从来没有弄错过，这些宫人如果生病，宣宗还会派御医去为其诊治，甚至还会亲自前往探视病情和赏赐物品，这在历代君王中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 宣宗在性事方面也是极端的自律，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偏执。曾经有地方献给宣宗一支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佳丽被宣宗收入后宫加意宠幸，一段时间之后宣宗认为这样下去有可能会重现玄宗朝之故事。于是把这名女子召到跟前，对她说：“我留你不得。”左右奏道：“可以将她放出宫。”唐宣宗却说：“放她回去，我就会想念她，不如赐她毒酒一杯。”一名天香国色的女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如此之行为简直可以称之为恐怖。（事见《唐语林》卷七补遗）。（这件事，史家也有争执，特此注明） 但是对于日益严重的宦官问题，宣宗鉴于“甘露之变”一样没有太好的办法，尤其宣宗本人是被宦官所救，又是被宦官所拥立，所以他只能在一些较小的范围之内对宦官势力做一些尽可能的约束。不过由于宣宗处置得当，大中年间宦官势力没有过于膨胀，也没有对国家造成较大的危害。 宣宗身上还有很多其它的优点，诸如多才多艺，生活节俭，喜爱读书等等。关于这些优点，基本可以参照其他有名的明君生平，在这不再做详细叙述。
重视人才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决定宰相的人选，首先想到的是白居易，但下诏时，白居易已去世八个月了。于是，唐宣宗写下《吊白居易》，深表怀念之情。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白居易，造化无为子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首诗比喻巧妙，语言晓畅，思念故人，情感深沉，对白居易的巨大文艺成就作了高度的形象的概括，表达了作者沉痛的惋惜之情。缀玉，文章字字如缀玉；联珠，诗歌象珍珠串联。缀玉联珠，比喻白居易一生留下了大量优美动人的诗文佳作。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病死于846年，说他有六十年的创作生涯是实写。说他是“诗仙”，是誉美之辞。人们称李白为“诗仙”，仔细想起来，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令人注目的大诗人，称白居易为“诗仙”也可以理解和接受。“浮云”二句表述惋惜之情，人才难得。白居易先后在杭州、苏州任刺史，增筑湖堤，蓄水灌田；疏浚水井，以利饮用。他的政绩为世人所知，离苏州时，“郡中士民涕泣相送”。后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尚书。但晚年不得志。58岁时定居洛阳。正要重用他时，得知他仙逝，这对宣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悲痛。“童子”二句重点突出白居易的两篇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以表示对白居易无限的敬重与怀念；我们知道《长恨歌》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以精练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长恨”是它的主题。叙事、写景、抒情，和谐地结合，回环往复，婉转动人，缠绵悱恻。《琵琶行》和《长恨歌》各具特色。它们一直传诵国内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显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琵琶行》展现了琵琶女起伏回荡的心潮，抒发了“长安故倡”的“天涯沦落之恨”，也抒发了作者的“天涯沦落之恨”（见洪迈《容斋随笔》卷七）。 “文章”两句，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白居易的器重、难以割舍、无比悲怆的内心世界。白居易著作《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篇，成75卷。传世名篇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如《卖炭翁》、《观刈麦》、《轻肥》几乎家喻户晓。他的《策林》75篇纵论天下大事，内容切实，见解精辟；他的《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批评文学的重要文献；他的《草堂记》、《冷泉亭记》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历来为人重视。唐宣宗是爱才的，爱的就是白居易这样的杰出人才。白居易不仅有文才，而且有从政之才。他在野时撰写诗文，才华出众；从政时颇有业绩，光彩照人。对比之下，唐宣宗对那些目无法纪、仗势凌人、欺压无辜的所谓“人才”是毫不留情的。例如，有个乐工叫罗程，善于演奏琵琶，宣宗通晓音律，很喜欢他。但是，罗程恃才横暴，以小故杀人，被捕入狱。有些乐工罗拜于庭对唐宣宗哭诉道：“罗程负陛下，万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绝艺，不得复奉宴游矣！”唐宣宗果断地回答：“汝曹所惜者罗程；朕所惜者高祖、唐宗法。”于是还是把罗程处以死刑。不仅如此，唐宣宗对亲属也不姑息。其舅郑光为节度使，唐宣宗与郑光讨论为政之道；郑光应对鄙浅，宣宗不悦，郑光终不复任民官。由于宣宗明察果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恭谨节俭，后人称他为“小太宗”。
总评李忱前封光王，外观很是糊涂，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幼年在宫中被人认为笨得很，惟有唐穆宗曾抚着他的背说：“这是我家的英物。”长大后，愈发韬晦，公众场合从不开口说话，而唐文宗，唐武宗都看不起这个皇叔，常戏称为“光叔”。尤其是一身豪气的唐武宗，对他更是无礼。凭着这种糊除，这种无能，这种沉默，在唐武宗弥留时，他被宦官们立为皇太叔，成为皇位继承人。 然在唐宣宗登位之后，一扫旧态，处理政务无一不合情合理，众人方知这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君主。 在宗教上，唐宣宗与唐武宗反其道而行之。他抑制道教，杖杀了赵归真等数名大道士；恢复佛教，除了诏令在长安、洛阳二京增加寺庙外，听任僧人修复各已毁之寺庙。他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之利，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础。厚实的政治基础，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意志，来刷新政治。 时边境形势的变化，也帮助他取得了政治资本。自唐武宗以来的吐蕃内乱，削弱了吐蕃的实力，到唐宣宗初年.吐蕃据有的秦(今甘肃天水)、原(今甘肃固原)、安乐(今宁夏中卫)三州以及原州七关，归附了唐朝。 此后，沙州(今甘肃敦煌)志士张议潮联结当地军民起兵，赶走吐蕃守军，收复沙州。他在被唐宣宗任命为沙州防御使后，又收复了瓜(今甘肃安西)、伊(新疆哈密)、西(新疆吐鲁番)等十州。由此，唐朝重新取得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在沙州设置归义军，张议潮升为节度使。 唐宣宗兴奋地说：“宪宗常有志收复河、迫地区，然忙于中原用兵，事遂未成。朕竟其遗志，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 在掌握了朝廷的政柄后，唐宣宗开始为他的父皇唐宪宗报仇。唐宪宗名为死于金丹，实死于宦官之手，且牵涉面颇广。据风闻，郭太后(唐宪宗皇后)与唐穆宗母子均涉嫌。事情尚未正式立案，郭太后因愤恨唐宣宗待她礼薄，登上勤政楼，欲跳楼自杀，然未遂。唐宣宗听闻后，怒不可遏。当夜，郭太后突然身亡。外面各种谣言四起。数年之后，唐宣宗才正式追究弑唐宪宗之党，杀戮和流放了人数众多的宦官、外戚以及当时的东宫官员。 与唐文宗一样，唐宣宗久有诛灭宦官的心愿。他为“甘露之变”扼腕长叹，但他又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除此二人，他对当时所有死于宦官之手的朝臣予以平反昭雪。 为解决宦官问题，他以论诗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内，屏退左右侍从，问：“近日外面舆论，对宦官的权势有何说法？” 韦澳答道：“陛下威断，宦官已大有收敛。” 唐宣宗闭目摇头说：“全非这样，朕尚畏其存在。卿有何良策？” 韦澳以为和朝臣商量，恐重招甘露之祸，不如在宦官中找一些有胆识者共谋。唐宣宗否定了这建议。 他又召宰相令狐绹商议。令狐绹的计策是：有罪必究，有缺不补，待其自然消耗，以至于尽。 然令狐绹的奏章被宦官发觉，从而此计非但难以奏效，反面加剧了南衙北司的矛盾，势成水火。 尽管大动作无法实施，然唐宣宗还是尽力抑制了宦官。宦官内园使李敬实气焰嚣张，遇到宰相郑朗不下马，唐宣宗立即剥了李敬实的官服，配给南衙当贱役。他又规定，凡是节度使有罪，监军(由宦官充任)连坐。 宦官问题虽终未能全盘解决，然唐宣宗在整顿吏治上下了大功夫，非但收到了一些成效，且赢得了民众的颂扬。 鉴于前朝晋升高官太滥的弊端，唐宣宗对高官的人数予以严格控制。官员各以品级授服色，自唐高宗上元以后规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啡，五品服浅啡，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绿，九品服探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时以紫、啡为高官，所谓的赐紫赐纬即为升高官。唐宣宗极为珍惜紫、啡，侍从官常备紫、啡二色服相随，然有时半年未赏出一件。他授官爵的原则是，不到规定时间的不授，没有政绩的不授，换言之，也就是不以个人好感相授，不以亲近相授。 他曾胃口不佳，苦干饮食。医人梁新为他治了数日，有了明显的好转。梁新以功求宫，然被一口拒绝，仅赏赐了钱财。他授官不仅依据有关机构的报告，且注重自己的调查。他外出打猎，听径阳樵夫说当地县令李行言不畏军人威胁，将数名强盗绳之以法，回宫后即授以紫服。他又听酸泉父老说其县令李君爽有惠政，亲手签了任命书，授为怀州刺史。 相反，对那些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官员，不论职位高低，一经发现，必予以制裁。有个奉旨出外办事的使者，途经砍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投宿驿站，见所食之饼黑，竟鞭打释吏出血。陕貌观察使高少逸，将此饼进呈唐宣宗。待使者回朝，唐宣宗斥责道：“砍石为深山所围，此饼岂是容易得来！”遂将这使者发配到恭陵〔唐高宗、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去守陵。淮南大饥，民众大批流亡，带宰相衔的节度使杜棕却不理政事，荒于游宴。考虑杜棕有较高的德望，唐宣宗将他调为虚职，换人替代其职。 唐宣宗最重视的是地方最高长官刺史，他认为整个帝国由各个地方所拼而成，这些父母官的政绩，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他规定刺史人选被确定后，不准直接去上任，必须到京师来接受他的当面考察，以定可否。他对此的解释是：“朕以刺史多不得其人，而为害百姓，故要一一面见，询问其如何施政，以此了解其优劣，再确定是否可以任命。” 先前几朝，乐工、倡优仗着皇帝的宠信，极是胡作非为，并屡屡于政，在朝廷中影响甚坏。此风延续到了唐宣宗朝，他铁面无私地进行了扭转。优人祝汉贞，以滑稽著称，反应敏捷，能当场应景出语，且诙谐无比。唐宣宗以他能为自己解闷，很是宠信。有一日，祝汉贞说着说着，触及了政事。唐宣宗立即板了脸，说：“我畜养尔等，只是供戏笑，岂可干预朝政！”从此疏远了他，并在其子贪赃事发后，杖死其子，将他处以流放。乐工罗程，弹得一手好琵琶，也极得唐宣宗宠。罗程倚恃宠，竟然因小事杀人，被关进大牢。乐工们为他求情，说他有绝艺，可为唐宣宗游宴助兴，要求赦免他。可唐宣宗却说：“尔等所可惜的是罗程的艺，朕所可惜的是高祖、太宗之法，”下令将罗程给杖杀了。 唐宣宗有着好记性，叫得出宫中最低等的洒扫者的姓名，能记住奏表中出现的天下狱吏的姓名。他不但记性好，且心极细。度支部门上报污损的布帛，奏表中将“渍”误写成了“清”，主管官以为唐宣宗不会注意，胡乱报了上去。岂知唐宣宗一眼看破，处罚了与此事相关者。 善于纳谏，是唐宣宗有别于唐朝晚期其他君主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曾想到唐玄宗所修的华清宫去放松一下，谏官纷纷上谏，谏得极为激烈，他由是取消了行程。他纳谏的程度，仅次于唐太宗，不论是谏官论事，还是门下省的封驳(将君主不合适的诏令退回)，他大多能够顺从。此外，他十分尊重大臣的奏议，每每得了大臣的奏议，必洗手焚香再阅读二。 事也凑巧，唐太宗纳谏，得了魏征；唐宣宗纳谏，得了魏征的五世孙魏谟。魏谟是唐文宗读《贞观政要》后，思慕魏征，而在魏征后裔中找来的。魏谟入仕后，再现了魏征直言极谏之风。唐宣宗登位后，拜为宰相。其他宰相进谏，唯恐君主不快，都委婉而谏，独他开门见山，无所忌讳。唐宣宗常叹：“魏谟有祖风，我心极重他。” 唐宣宗临朝，对待群臣如待宾客，从未有倦容。宰相奏事，他威严不可仰视。奏毕，他脸上放出微笑，让群臣闲语，或问里坊琐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经一刻时辰，复严肃地告诫群臣：“卿等好自为之，朕常担心卿等负朕，日后难以相见！”说罢，起身回宫。令狐綯说：“我秉政十年，最受恩遇。然每次奏事，未尝不汗透脊背。” 唐宣宗努力仿效唐太宗，以“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为座右铭。他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读。他处理天下事务，明察果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其大中年间所施之政，直到唐亡，尤被入称颂，时称为“小太宗”。 唐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由于宣宗李忱的励精图治，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够在9世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抹盛唐的余晖。 最让人遗憾的是，这个明君晚年竟然也去求长生不老，服用金丹过量而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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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一生，可谓历经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磨难。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无它，就因为他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招致妨恨而已。等到当上官，又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 瘦马一匹。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却说他坏了官场规榘。
公元1449年，蒙古侵略军席卷南下，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指划，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共约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做了阶下囚。消息传到京城，有人主张南逃，有人主张投降。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则就杀掉英宗。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国家民族重要，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于谦带领22万大军，坚守京城，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侵略者见死伤惨重捞不到半点油水，又顾虑中原毕竟国大力大，正所谓烂船尚有三斤钉，一个不小心被于谦反攻过来恐怕后果堪虞。就卖个顺水人情，在退军之时将明英宗送回明朝廷。明英宗回朝登位不思于谦抗敌之功，却恨于谦不听蒙古兵之劝，几乎命丧刀下，就找个借口把于谦下狱，随即斩首，一泄私愤。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登位，才为了平息民愤收买人心，下令为于谦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生衰死荣，令人握。怪不得民谚说：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奸奸狡狡，朝煎晚炒。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称颂为“一代名儒”和“当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赞颂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1959年，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作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
1964年，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陈继儒曾写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也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
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4年钱谦益去世时，柳如是还不到五十岁，从此，厄运便降临到柳如是身上。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吮血立下遗嘱，然后解下腰间孝带悬梁自尽，情形极为悲惨。一代风流奇女，香消玉殒，余恨不禁，而此时距钱谦益去世仅两个月。柳如是死后，不但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有：河东君（柳如是曾自号河东君）。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一墓。陈寅恪先生著有《柳如是别传》。
据史书记载，柳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由于她本人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可以在江南社会独自谋生，比名门闺秀有更多的活动自由，也更加见多识广，所以柳如是对人情世事颇有独到的见地。她超乎于一般女子的优点，不仅为人们所敬慕，而且她在儒生墨客的宴饮酒席中，有平等相待的特殊地位，甚而有人为她刊印诗文集。例如，柳如是的《尺牍》和《湖上草》就是她的一位密友汪汝谦为她刊印的，以传后世。汪汝谦既是富商，又是一位精通金石音律、善为诗文的才士。他极其推崇柳如是的文才，认为她是女中豪杰，经常邀请柳如是参加吴越名流的诗酒集会。他们的书信往来中，柳如是自称为“弟”，称汪为“先生”。清代女作家林雪在《柳如是尺牍小引》中赞誉说：“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尺牍》中最具柳如是词文风格的代表作是《踏莎行》：
花痕月片，悉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水，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视。
很多才子名士读了柳如是的诗文赞叹不已，甚至将她誉为女中状元，“谪来天上好居楼，词翰堪当女状头。三十一篇新尺牍，篇篇蕴藉更风流。”
柳如是《湖上草》的诗作“脱尽红闺脂粉气”。也备受人推崇。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读后，不仅为柳如是的诗才而感慨，更为她豪侠的男士气魄而激动，曾提笔写了三首绝句，其中第三首写道：“幅中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诗中写的就是柳如是自选意中郎君的佳话。（叶萍 文，摘录）
总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朱元璋最重要的功绩是驱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平定天下，成功复国，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及压迫政策，恢复了中华，带领华夏复兴。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史书评价
《明史》“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历代评价
●赵翼：盖明祖之性，实帝王，豪杰，盗贼兼而且也。
●顺治帝：“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康熙帝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朱元璋。还说：“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
●毛泽东：“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商传：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
王磐的作品有些部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当时，描摹宦官作威作福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南吕一枝花《久雪》中，作者把雪比作邪恶势力，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王磐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比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水墨画，表现力很强。著作有《王西楼乐府》。
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 （顾城评价）
“张苍水的级别是南明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他不像岳飞，祭礼是不能按皇家规格来办，不能戴黄巾，由他的官阶品级决定。”（丁云川评价）
挺身赴难，舍己为国，虽困犹斗，九死未悔者。这些人当形势极其严峻，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责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甘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敌斗争到底，赴汤蹈火，困而不馁，危而不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张玉兴评价）
何景明为官清廉，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来，不取地方官吏贡献一金一物。在就任陕西还里时，《明史》也明确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当他看到宦官刘瑾擅权、贪赃枉法时，敢于直言纳谏，上书吏部部尚书，劝其秉政毋挠。刘瑾得知后趁机打击报复，革职上告诸官，何景明虽已因病返乡，也难逃罢官厄运。
何景明生性梗直，当文坛挚友李梦阳受迫害关到江西牢狱时，人人自危，惟何景明上书吏部为之奔呼。并在《应诏陈言治安疏》里，揭露皇帝存在的四个错误：义子不当蓄；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380首歌颂家乡的山水诗，对故乡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明史》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李）梦阳并有国士风。”
总评
嘉靖帝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开创了中兴局面；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后日益腐化，朝政日坏，局势动荡不堪。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却十分小气，又喜欢乱花钱，也很要面子，能与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阶、严嵩这类的官场老手。
嘉靖帝治国与为政，诚如不少学者、研究者所指出的，有许多劣迹，如大礼议杖笞群臣、崇奉道教并祸及自身、寻兴大狱、误用佞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等，但也不能不看到他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打破传统、体恤士农工商、有利社会发展的一面，还应当看到，他的时代的许多建筑，如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钟祥的明显陵、元佑宫等，至今仍显现着劳动人民艺术创造的风采，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史书上都会说嘉靖帝几十年不上朝，宠信“青词宰相”严嵩，奸人当道，国事日非。二十几年不上朝是真，但不上朝并不就是不管事。嘉靖帝在西苑修道的同时坚持亲自批阅奏疏，始终牢牢掌控着一切大权。嘉靖朝的外患严重，北方蒙古侵扰连绵，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包围了北京，朝野震动。而东南沿海又有倭寇肆虐，南北夹击之下，朝廷一片忙乱。嘉靖帝忧而不惧，分别拣选重臣应对南北的侵扰，对地方大员既付以大权又责以重任。官员把事情办好了便升官加赏，毫不吝惜，若是稍有差池，更是毫不手软，直接逮回北京下狱论死。从结果上来看，在嘉靖末期，南北方的纷扰基本停息。严嵩虽然当权二十几年，但只要嘉靖帝出手，一道饬令就让严嵩丢官回家，连亲生儿子都保不住，其他的督抚尚书人等，嘉靖帝更是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嘉靖帝和他父亲读圣贤书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这也可与他在礼仪之争时的强硬态度联系起来，除了与前朝老臣争权的因素之外，嘉靖帝更在乎的是要为他敬爱的父母争名分，因此他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在群情汹涌之中，毅然要为自己父母争得更为尊荣的地位。嘉靖帝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他逞一己的私孝而不顾天下公义，终究太小气太狭窄，有违宽阔浩荡的为君之道，后人说他是“中材之主”，似可认作确论。
后世的史家说嘉靖除了他自己和他父母，他没有爱过任何人。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杀大臣杀言官，他毫不留情，连后宫中都到处弥漫着他的强横。嘉靖帝与儿子们的关系也说不上融洽，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立太子。可以说在他父母去世后，嘉靖帝已经没有可以温馨相处的人。每逢节日和他父母的忌辰，嘉靖帝总要屏退众人，向父母的灵位长跪，流泪默祝，神情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女也为之动容，也只在这时，刚强的皇帝才显出骨子里的些许温情与脆弱。
正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
政治上打击权臣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积极改革，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
经济上严革贪赃枉法，清理勋戚庄田，鼓励生产，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体恤民情，资本主义萌芽兴起。
文化上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
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守兵东南，阻挡倭寇入侵。
负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后期，日渐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事营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
嘉靖二十一年后更是移居西苑修玄，日求长生。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
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
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
在用人上 ，嘉靖帝“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很大，对于权力把握很强，对于文官集团控制也很强。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
晚年嘉靖帝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国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轨。
历代评价
当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没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为了多活两年，因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规律，没有人能动摇他，这是修道的根本。
酒与文化，自古结下了不解奇缘。酒兴诱发文才，奇才更催豪饮。我们的文明古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朝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明朝状元曾棨（1372~1432年），永丰龙潭（今江西永丰县富溪乡曾家村）人，以豪饮与奇才闻名于世。
豪饮振邦交“虏使”酒探路。曾棨在当朝以饮酒海量著称。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个“虏使”（大国对来访的外交官的贬称）到京，欲侦探朝廷的虚实。他自认饮酒有海量才是表现一个民族的豪强剽悍，而自己便以豪饮为其强项。因此，首先即以酒探路，步步紧逼，以期逞能。奏凯而归。朝廷也深察其用意，自然就派曾棨前往陪饮。他便当仁不让，欣然奉陪。席间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饮至酒酣耳热之际，外使自况本民族的豪饮海量，剽悍强劲，不可一世。 曾棨酒气豪。曾棨则极尽主人之谊，多多敬酒，待至客人自觉难以为继，有了几分醉意，这才奉劝起来：大明朝廷一贯主张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双方互助，边陲百姓大家安居乐业，岂不妙哉！客人听了深悟点头。主人更给客人斟满酒奉劝，宾主一饮而尽，酒至数巡，客人已不堪酒力，而主人谈笑风生，怡然自乐，酒意末阑，潇洒豪放。客人至此则深为感服，并恳切表示：回去一定如实禀报，大明朝廷宽宏大量，以使双方和睦共处，造福百姓。
文才魁天下三步对妙联。曾棨被誉为“江西才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才思敏捷。成祖皇帝朱棣在审阅其状元试卷时，就极其赏识，御笔亲批：“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高质，启沃惟良显哉。”但是，有时兴起，还要难一难他。一次，乃吟出一上联：“红袖手提鹦鹉盏，来迎状元”，限三步就要对出下联。当他跨出第三步时，果真对出了下联：“白衣身到凤凰池，进朝天子”。又一次，正值元宵佳节，皇帝领群臣观赏彩灯，华灯灿烂，永乐帝大喜，即兴口吟一上联：“灯明，月明，大明一统，”令群臣对下联。群臣无人能对，哑口无言。即刻，只听曾棨大声吟对：“君乐，民乐，永乐万年。”皇帝当下大为欣赏嘉奖。 一梅咏百诗。朱棣屡试曾棨的奇才以为乐，并图难倒他。于是，出一题梅花，令他作诗一百首。曾棨文学渊博，诗词歌赋无不精通，记序赞传得手应心。其中的作诗更是他的强项，如何难得倒他。当下凝神构思，欣然命笔，每首都是七律，仅第40首最后有一“梅”字，再无一个“梅”字。他神采奕奕，意气风发，尽写梅花之鲜丽，抒发梅花之神韵，形象生动，寓意深远。文采喷发，一如梅花斗雪怒放。当朱棣击节诵吟，音律铿锵，口齿留香，怡情悦性，拍案称绝。于是，更是赞赏有加。一代文豪留下后世的著作有《睫巢集》18卷、《西墅集》10卷。
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贞晚年时文风亦有转变，主张“文必秦汉”的他甚至沉迷阅读苏轼的文章。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对归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和经学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归有光以儒术成就功业。
褒李贽在《续焚书》中说：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读《升庵集》》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王夫之《明诗评选》卷五）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明史·杨慎传》：“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四库全书总目》：“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 小宅生顺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说：“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四〉） 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说：“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平生著述，四百多种…学者恨未睹其全也。”顾起元《升庵外集序》说：“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纪昀更赞曰：杨慎“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 近现代的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贬陈耀文，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特作《正杨》一书，指出《丹铝》诸录中的150条错误。万历年间，胡应麟仿杨慎《丹铅录》而作《丹铅新录》、仿杨慎《艺林伐山》而作《艺林学山》，一面订正杨氏笔误，指出：“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满于陈耀文“哓哓焉数以辨其后”，自以为“求忠臣于杨氏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举，被“时人颜曰《正正杨》”，朱国桢对之评曰：“（自）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正正杨》，辨则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为前人暗笑。”迨于清世，四库馆臣既说：“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又说：“耀文考证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一一加以考评，虽承认杨慎“博洽冠一时”，《丹铅》诸作“疏殊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但就总体言之，还是站在正统立场，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如说他“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责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 为编，只成杂学”等等。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官修之书，故自面世流传后，杨慎即长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视。流风余波所及，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
赵光逢年幼时爱读经典书籍，一举一动都很守规矩，人们把他看作像“玉界尺”那样正直温和的人。赵光逢眼见王道衰退，有人结党，他担心灾祸殃及自己，因而辞官到伊洛隐居，前后达五六年之久。 曾经有个女道士寄放了二十两黄金在他家里，后来女道士死了。二十年后，赵光逢便将金子交给官府，金子上的旧封条还在。
同光初年，他的弟弟赵光胤为平章事，时常到家中拜访，曾经谈到政事，有一天，赵光逢在门上题字道：“请不要谈论中书省的事。”他就是这样清净寡欲，端正沉默。曾经有个女道士寄放二十两黄金在他家里，碰上乱世，女道士死在别处。二十年后，金子不好还给谁，便交给河南尹张全义，请转送给道观，金子上的旧封条还在。他在两个朝代任官，四次退休，遵行伦常，不暗中作坏事，官员绅士都敬仰地把他当作名教主。天成初年，迁太保退休，封齐国公，死在洛阳。皇上下诏赠为太傅。
綦毋潜是唐代江西最有名的诗人。前人对他的评价较高：“盛唐时，江右诗人惟潜最著”、“清回拨俗处，故是摩诘一路人”，说明他的诗风接近王维。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他与初唐、盛唐诗人的名字同列，“况唐人如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张燕公、张曲江、贾至、王维、独孤及、韦应物、孙逊、祖泳、刘虚、綦毋潜、刘长卿、李长吉诸公，皆大名家。”《河岳英灵集》的评议是:“潜诗屹峭茜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历代诗评家也基本上持此观点。从内容上说，他的诗多为山水纪游，咏赞自然风光，也即是《唐人才子传》所说的“善写方外之情”。从诗作的风格上讲，他的诗以清丽典雅，恬淡适然为特色，作为这一特色的代表，历代诗选家均以《春泛若耶溪》为最。
《唐才子传》载：潜，字孝通，荆南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及第。授宜寿尉，迁右拾遗，入集贤院待制，复授校书，终著作郎。与李端同时。诗调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后见兵乱，官况日恶，挂冠归隐江东别业。王维有诗送之，曰：“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一时文士咸赋诗祖饯，甚荣。有集一卷行世。
作为契丹人，耶律倍免不了北方民族的豪爽直率，但由于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已变得外表宽让，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他以太子身份失去国主地位，却不曾兴兵征战，最终投奔国外，很明显是受到了“吴太伯让国”的影响。他让位以后长期受到弟弟的压制与监视却少有怨言，与他通晓阴阳之术，受道家玄学影响有关。可以说，中原文化的侵染，使他在皇位的角逐中，抵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表现出罕见的隐忍与退让，最终做出了“让国”的选择。
在流亡后唐期间，耶律倍突然变得“刻急好杀”起来。据史书记载，耶律倍在后唐时有嗜饮人血的毛病，疯狂时甚至在姬妾臂上刺洞吸血。奴婢侍妾稍微犯了点儿小错，耶律倍就用火烫她们，甚至挖掉她们的眼睛。他的暴躁脾气把嫁给他的汉妻夏氏吓得魂飞魄散，为防丈夫的辣手，以至于她请求削发出家为尼。史家评论耶律倍这种两极分化的性格时认为，这很可能与他在自己祖国的不幸遭遇密切相关。
阿保机对三个儿子的评价是：“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从中可以看出耶律倍的灵巧，也显示出阿保机对耶律倍的喜爱。
《辽史·义宗倍传》最后的“论曰”，高度概括、评价了耶律倍的一生：
“自古新造之国，一传而太子让，岂易得哉？辽之义宗，可谓盛矣！然让而见疑，岂不兆于建元称制之际乎？斯则一时君臣昧于礼制之过也。束书浮海，寄迹他国，思亲不忘，问安不绝，其心甚有足谅者焉。观其始慕泰伯之贤而为远适之谋，终疾陈恒之恶而有请讨之举，志趣之卓，盖已见于早岁先祀孔子之言欤。善不令终，天道难诘，得非性卞嗜杀之所致也！虽然，终辽之代，贤圣继统，皆其子孙。至德之报，昭然在兹矣。”
此论点首先大力赞扬了耶律倍的“让国”行为，以及他的孝心和爱国热情，又说他之所以会有的这种义举，是因为他深谙孔孟之道，懂得“泰伯让国”的至德和儒家的忠孝之礼；然后对他的惨死表示了惋惜，并认为是他“嗜杀”所遭到的报应；最后说，他虽然有缺点，但他 “让国” 的义举感动了上天，使得他的子孙能够享有辽国的帝位。这种说法虽然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但对耶律倍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