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阴影

万历朝鲜之战,当日本军队还在朝鲜半岛肆虐时,曾因为得罪张居正而得到万历青睐的右佥都御使李颐,一次正巧路过顺天府(北京)南郊的固安县,他惊讶的发现,当地爆发了群体性恐慌。恐慌的原因,既不是由于瘟疫,或是什么重案大案,而是人深信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打到北京,纷纷准备弃家南逃。“该县人心汹汹,至欲契家南迁”,李颐见民众如此无理性的畏惧远在天边的日本,简直哭笑不得,只好再三再四的向大伙安抚解释,说明日本人离得还远,插上翅膀也不可能打到北京来,可固安县民们“终莫之信也”,反倒越说越怕,越发惶恐的“畏而速离其居也 ”。(《御选明臣奏议》)

拖泥带水的援朝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明军虽场面上占了上风,但很少有淋漓利落的压倒性胜利,僵持与和谈占了大部分时间。日本终于退了兵,明军虽说打得磕磕绊绊,但收尾还算圆满,露梁海战把日本号称“天下第一精兵”的岛津家族的萨摩兵杀得差不多了。

然而,这场局部战争的胜利,并未能改变日本一惯轻视明朝的民族心理。即使那个在蔚山之战差点输光老本的加藤清正,在归国后,在对明朝的书信里依然措词强横,语带威胁。

相反,因为明军暴露出不少末世军队的痼疾,(一些将领畏战,贿赂日军,向日本送交人质,欺瞒朝廷),还遭到朝鲜君臣的不少非议,朝鲜社会失望情绪很大。(《朝鲜宣祖实录》)

更讽刺的是,“胜利”一方的中国,东南社会竟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恐日惨案。

战争胜利16年之后,万历42年(1614),出了一件堪称举族蒙羞的国耻。此时,即使距戚继光平倭也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江浙沿海已有几代人不见倭寇。但这年三月,人口稠密的无锡县又无缘无故谣传倭寇杀来,顿时人们也不辩真假,吓得城乡纷纷逃命,凭白酿成惨剧:“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时无锡老稚争以入城,而蹂躏死者甚众”(计六奇《明季北略》)。

这种无理性的城乡大逃命风潮又蔓延到附近常州,两个月后,常州郊外孟河庄渡口飘来一只船,船里下来的人中,据说有一人说“番语”。于是当地便恐慌万状,讹传为倭语,传来传去就成了倭奴将要杀来的谣言,再度酿成群体性踩踏惨剧,风声迅速传遍周边的武进、江阴、丹阳更“出口转内销”又传回无锡,于是各处骚动,“百姓惊蹿,一时拥挤,走失子女,压死老幼无数”(《神宗实录》卷520)。

大家想想,一个泱泱大国,亿万民众世代相传的畏惧一个小邻,传出去,如何不助长对方的骄气?种族上对明朝中国的鄙视心理,只会更加根深蒂固。

大国弱民,这种传统、畸形的特征直到近现代也难见改变。

要知道,嘉靖年间,明朝光是福建一个地方,就被倭奴屠了十几万。即使戚家军崛起之后,著名的兴化府(莆田)依然被日本海盗攻陷,日本人屠杀了17个进士、53个举人、356个秀才,2万多百姓,杀人之多与满清嘉定三屠相敌。(此时王直已死,中国籍倭寇已式微,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体)。整个明代倭乱,因为明朝正规军队的无能,明朝百姓被“杀伤人民百余万”(洪若皋《海寇记》)一些日本浪人,久居沿海,作恶无极,对中国女子随手搂入怀里想玩就玩,“裸形戏辱之状,惨不可言”。

特别是明太祖几次对日本邦交遭受挫辱(被对方杀使,被对方羞辱),严重挫伤了明朝国威,打击了朱明王朝战胜日本的信心,雄主尚且如此,历世守成之君更隐然有“畏倭”意识,对日本之恶,姑息迁就。

万历皇帝迫于唇亡齿寒,毅然出兵援朝,与日本侵略军正面决战,固然比前人大进一步,但远征日本,乃至彻底打垮它侵略的野心,摧残它的自负,却依然是明朝君臣难以在心理上跨出的一步。

即使史书上确有万历一度准备征讨日本本土的布置,但战争已迁延七年,尚且还只是动了念头,可见落实到行动,还很难。

至少,从后来只有区区千人的西班牙殖民者疯狂的在吕宋屠杀二万华侨,而万历忍气吞生不了了之来看,明朝要付出灭亡日本的实际行动,从心理习惯上恐怕比登天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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